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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i,ii,iii-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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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杏佛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的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杨氏的葬礼，送殓时，天降下雨，鲁迅触景生情，有《悼杨铨》诗传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死后一周年忌日，也就是1934年6月18日，学术界胡适、李济等人尊称的“丁大哥”，时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的丁文江，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请求，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上任后，以他的精明才干，很快为研究院按西方学术模式创设了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从制度上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职能。一系列机构的创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从一个半新不旧的学术团体，过渡到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中心。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应铁道部部长顾孟馀之请，到湘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12月初8日，丁文江在衡阳铁路局招待所晚寝，是日烈风聚雨，温度陡降，因下矿而一身疲惫的丁氏遂将室内门窗全闭，沐浴入寝，倒头便睡。谁知是夜风雨过猛，壁炉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内，遂致中毒。9日晨，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丁文江被仆人发现，请路局医生救治，后辗转至声名赫赫的长沙湘雅医院施救。1936年1月5日，医治无效病逝于湘雅医院。
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警告国人“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备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一八八期，1936年。）
＇30＇《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转引《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出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32、37＇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载《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33＇李祖荫《胡适受窘北大礼堂》，载《纵横》2004年9期。
＇34＇《胡适日记全编》（1933年3月13日条），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34＇《胡适日记全编》本日条后附记。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6、42＇《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3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9＇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据曹汝霖云，抗战前他曾受邀到庐山谒蒋介石，并在庐山住了数日。曹说：有一天蒋招待午餐，并相约到别室谈话，“蒋先生精神充沛，态度从容，没有自尊自大之意，却有诚恳亲近之感。坐定后，他即问，你对日本战事，怎样看法？我略谦逊道，我以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五六年，当时日本政府尚无扩大战争之意，且有控制军人之力，那时却是谈判的机会，可惜张宋两位都没有与他们诚意谈判，失此机会。后来日本不守塘沽协定，节节推进，占领地方已不少。虽然占领的只是点与线，已使国军攻守为难。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摄于军人，无从谈起。军人气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壮军人已渐抬头。此时我们决不能谈和，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蒋听了微点首。……后众异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2009年出版。）
抗战爆发后，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抗战胜利后戴笠进北平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其人就是五四运动中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40＇《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4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3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42＇《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四章流亡岁月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铁定了心要与日军决一雌雄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运输力量，把国家珍藏的宝器、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西安一带迁徙。
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
此次行动，按照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2＇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六十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一千三百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史语所人员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和决定胜负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
由于从内地迁来的机关太多，整个长沙市显得异常拥挤混乱。圣经学校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与躲避敌机投下的炸弹。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已陆续来到长沙，并借用圣经学校上课，大部分房间已被三校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搬运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只轮船抵达长沙并与梁思成一家见面时，已是10月上旬，这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率领部下奉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沿长江溯流而上，艰难地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是此前从北平抢运出来在南京暂时收藏的。
1931年9月18日，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威胁平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考虑到北京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于1932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1948年底，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由北平南迁的文物先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长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纳原北平故宫运出的文物，一同运往上海的其它部门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一座人文馆（即后来南京博物院大殿）便仓皇撤离西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并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作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南按：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再度把原国子监（南按：1911年成立的北平历史博物馆所在地）、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正处于襁褓中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藏品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日后在文博界举足轻重的大腕级地位。
除政府明令拨发的南迁文物，中博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就有建成一个名至实归的国家乃至世界级博物院的构想，于是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1933年10月
，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2000余件。再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快集中起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闻名中外的《毛公鼎》等稀世珍宝。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考古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工作人员有王振铎（天木）、赵青芳等。
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并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当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建筑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使整个建筑群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的气势。按照国民政府“把中博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以中博筹备处为代表的业主与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签定合同，由对方提供建筑材料，并负责安装电梯、电话及排气扇等通信、通风等当时世界博物馆中尚属珍稀的一流高科技设备。意想不到的是，1937年7月，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四分之三（人文馆）即被迫停工，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稀世珍宝，开始了又一次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在李济领导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兴起后，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六十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安全运往南昌农学院，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来南京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的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一百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随船撤离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当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仁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学所等几个所基本已安顿下来。当得知梁思成一家从北平迁往长沙后，李济决定登门拜访，在梁思永带领下，二人来到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处，自此便有了离别后再度相会的机缘。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随着这个机缘的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一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流亡生活。
◎华北沦陷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于圣经学院陆续安顿下来，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
10月10日，石家庄城破，日军开始向黄河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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