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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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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1943年,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炉》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被称为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上海20世纪40年代畅销书,一时为之洛阳纸贵。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一百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20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六百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四十三号的一处小四合院。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3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1)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4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2)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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