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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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程度上开放的市场在前工业时期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十八世纪的印度相对于豁出生存搞发展的中国、西欧和日本是一个更需要重新打量的地方。中国、西欧和日本在朝着十九世纪的发展道路上面临共同的生态压力，尽管欧洲有着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留下的闲置资源。对中国岭南的燃料消耗计量表明十八世纪中后期岭南的森林面积、人均总“燃料”、非“燃料”用木材都呈持续下滑趋势。但与欧洲这三方面最好的法国相比，岭南仍然占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燃料收集换取的。　

　　彭用丹麦为例来说明通过劳动密集的方法解决生态压力为何行不通。丹麦有公认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但采取了东亚的稳定生态环境的措施。丹麦人在农田耕作、节约燃料和土地整理方面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把绝大部分劳动力留在了农业上。这使丹麦无法迅速转换到生态危机缓解乃至彻底突破的欧洲道路上去。　

　　除了劳动密集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区还从资源与人口比相对高的外围区域输入各种土地密集产品来缓解生态压力。使用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发展了进口替代使核心区最终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使用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外围区域虽然确实是核心区理想的土地密集产品的供应地，但西欧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却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在十八世纪，这些地区并没有给西欧帮上大忙。　

　　作为马尔萨斯汪洋危机中的一条船，美洲扮演的角色使其他所有因素相形见绌。欧洲用工业品换取奴隶卖给新大陆，同时把英属北美的谷物和木材送到环加勒比海地区，然后新大陆的这些殖民地又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英国就这样以奴隶贸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土地密集产品。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将贵金属运到了欧洲，而欧洲将这笔横财输出到东南亚、近东、东欧、亚洲各地，不仅扩大了它从这些外围区域的资源输入，还获得了欧洲同非洲交换奴隶的各种制造品。那么，最终英国获得了多少土地密集产品呢？以一八三○年左右为基准，新大陆大约提供了三百万至四百万英亩虚拟耕地，这只是糖、粮食和木材换来的，还不包括棉花可以折算的五十万英亩；羊毛可赚二千三百多万英亩，而当时英国的可耕地总数约为一千七百万英亩。煤在一八一五年的产量大约可折算成一千五百万英亩的森林，只及新大陆横财的一半左右。这些土地密集产品使英国和欧洲的原始工业化所吸纳的劳动大军对农业剩余的需求压迫完全解除，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十九世纪利润最高的工业部门，使英国模式成为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发展模式的代名词。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使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落入了万劫不复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此地不在彼地发生”的追问，从而有了欧洲中心论的各种知识典范。　

　　远流与近事　
　　　
　　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自己只想纠正过去知识典范的不均衡现象。他提到用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世界经济史，一八二○年之前的全球经济史就是“东亚的奇迹”为主体，其发展模式是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数量巨大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并略有提高；一九四五年的大历史则变成了西欧和新欧洲的技术革命和人均资本、土地和资源的空前投入使人均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二○○○年的全球面貌则是东亚和欧洲的融合。虽然这种眼光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危险。这种危险具体地说就是没有人能够从一八二○年活到如今，连续性只是理论上的，以此反观历史很难体现历史上人们的具体生活状况。更大的危险是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越界提出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话头。　

　　一五○○——一八○○年可划归布罗代尔所言的“旧的生态体系”时期，说成是西方纪元的近代（现代）早期历史阶段，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成大问题。这本书把十九世纪翻译成现代世界而不是“近代”在西方人看来也没有问题，但中国却有这个英文字相对应的两个词——近代和现代。近代中国史和现代中国史是两个概念。即使明清经济史的现有研究展示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甚至近代中国经济史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是增长型的，但是近代史身上的意识形态重负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如果能够走出近代史分期的意识形态背景，将会对本土发展模式有更深切的体认。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26。00元）　
　　　　　　　　　　　　　　　　　　　　　　　　　　　　　　　　　　　　　　　　　　　　　　　　　　　　　　　　　　　　　　　　　　　　　　　　　　　　　　　　　返回目录开放要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高　梁　玛　雅《读书》2006年第3期
　
　　　问：你最近呼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为什么特别关注装备制造业？　
　　高梁：装备制造业是国家战略产业，外资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过大，而且还在扩大。所谓战略产业，是国家必须关注和支持的产业，首先是国防。科学技术和装备工业是国防的基础，对国家的战略利益关系重大。　

　　占我国GDP40％的投资中，设备投资占40％，其中进口机器装备占三分之二，本国装备工业只提供了三分之一。高技术制造业的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在发达国家的强势竞争下，自己的骨干企业、工业体系的核心正在萎缩，并逐步被跨国公司兼并。如果说，东欧小国改革开放自由化，骨干企业基本被西欧公司并购，最后全面投入欧盟的怀抱，老百姓可以随便跨越走动，国界的意义可以说不大了。但中国是个大国，你连自己的国防基础都没有了，将会是什么样子？俄罗斯垮到今天，基本的骨干制造业还没丢掉，尽管那么困难它都不丢。普京刚刚签署一个命令，一千个国有大中型制造企业不许卖。那是他的命根子。　

　　现在反思国企改革，首先大家关注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但国企改革关系到制造业重点企业，就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了。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不可避免地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有人对“反思”非常敏感，好像谁提反思，就是否定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路线，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脆弱。现在要反对另一方面的思想僵化，不要把改革开放当成目的本身。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占了主力地位。对外贸易中57％由三资企业完成。其中，电子业达到92％，机械制造业达到70％。外商控制了主要的出口渠道。中国确实要解决就业这个基本问题，但就业只能通过外国人来组织吗？中国经济本质上不能成了打工经济，不能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雇用最便宜的劳工，使用中国的能源，污染中国的环境，向其母国提供最便宜的消费品。这不是中国自主自立的经济。　

　　我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永远要服从今天的国际分工？是不是要把过去已有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全部打乱拆散，并入跨国公司，彻底变成打工经济？市场经济最后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资本主义？　

　　问：你这种呼声现在有多高？影响力有多大？　
　　高梁：至少在中央文件中，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自主创新提到了重要位置。什么叫自主创新？首先自己得有主心骨，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自己的企业——不是外国人控股的企业，也不是外国人控制经营权的企业，是中国人控制的企业。　

　　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开放必须是坚持自主权的开放，不是殖民地型的开放。划不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的未来就是拉美式的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我信奉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开放。　

　　问：外资占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三分之二的比重，是不是国企改制的结果？你认为目前国企改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高梁：最大的问题，是要国企改革限期完成。先是MBO（企业管理者或管理层收购），老百姓反得厉害，暂停。于是就搞合资，能卖的全卖掉，城市把地皮卖掉，地方把自己的骨干企业卖掉。换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一时的减轻政府负担；得到一时的局部利益，丢的是长远的整体利益。　

　　一个招商引资，一个限期国企改制，这两条是地方政绩的硬指标，逼着他去卖家底。前提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产业。政府要少管，那让谁管？让外国人管，把中国的经济命脉奉送给外国人吗？在利益的驱动下，省以下的骨干企业纷纷出卖，而且是廉价出卖、限期出卖，以卖为荣，就好像谁卖得快谁就升官。　

　　装备制造业有几个例子非常典型：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都是先叫外国人51％控了股。控股后马上把销售渠道拿走，财务拿走，总经理拿走，名为合资，实际上由外方控制。控制后就搞亏损，一个劲儿地亏。零配件一定要进口，高进低出，必然得亏。连年亏损后，中方一看没辙了，再谈。外方说，股权我全要。我所研究的几个企业，都是三四年的时间，全部玩儿完。　

　　合资前，这些企业有的是亏的，但也有不亏的。过去亏有几个原因：第一，在装备工业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越来越小。大量进口外国装备，然后合资企业侵占本国市场。装备工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市场让人家占领，国企能搞好吗？第二，根据统计，多年来国企的平均税务负担是外国企业的两倍。开放初期，外商对中国大陆不了解，为了鼓励人家来投资，搞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现在连续二十多年了。我没听说过哪个国家是这么干的。第三，一片“国企失败论”，说国企就是搞不好。然后是“吐痰论”，说国企不能搞好，国有经济强大了，计划经济就更没法动了，宁可搞坏以后私有化。这么折腾了十几年，等于纵容总经理监守自盗，把工厂搞黄了，资不抵债，负资产、零资产。然后说算了，你给评估吧。本来价值一亿元的厂子，评估一千万元，他先出二百万元买下，五年还清。二百万元还是贷款，银行居然贷给他。买下以后，再免几年税，这厂子就是他的了。这么玩儿，分明就是挖国家的墙脚。后来MBO不行了，又卖给外国人。地方官一要招商引资，二要国企限期改革，三要丢包袱，还有什么破产政策、国家给财政减免等等。动不动就骂国有企业不行，说是制度不好，一定要把国企搞死才算完。　

　　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国家装备工业的中坚骨干、国防安全的支柱，全搞垮了怎么办？我们心中还有没有经济发展战略，有没有国家安全？还要不要为国家负责，为历史负责？　

　　开放是为了什么？怎么评估它的方法和效果？为了批判计划经济，连自力更生都批了，来了个大翻身。过去毛泽东批判洋奴哲学，总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来当洋奴。汽车行业的人，搞了二十年合资，引进什么技术了？就是一个装配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底盘、发动机、整体控制等等——半个都没引进。满大街跑的都是合资的外国牌汽车，合资厂设计过一个整车没有？中国这么大的汽车市场，主流企业全部被跨国公司控制，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熏陶的后果，民族气节、大局观念都被扔到脑后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　

　　问：除了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挤压和国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国有经济衰落有没有国企管理者自身的原因？　
　　高梁：八十年代我在地方给国企厂长讲体制改革，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他们当时问：你们这么想，这么做，社会主义原则如何体现？但到九十年代就不是这样了。不少人一当上国企老总，想的不是怎样把企业搞好，而是如何捞。信念和责任感的失落，造成管理水平的下滑，导致效益下降，国企每况愈下。企业能否兴旺发达，归根结底是企业领导班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企业的主人把财产信托给你，你如果玩忽职守，在西方也是不能容忍的。敬业和责任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问：前不久有消息说，花旗银行以六千七百四十万美元购买中国三百六十四亿元“不良资产”，近日又传出，花旗集团拟花费十五亿美元，换取广东发展银行50％的股权。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高梁：中国的改革已经改到核心部分了，银行、大的交通体系、资源性企业和对国家关系重大的骨干企业，是经济的支柱。对这些企业的处置，体制的变动，是不能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必须由人民代表讨论认可。这部分改革是不能由几个人在屋里一拍脑袋、捅咕一下就能实行的。美国卖尤尼科、IBM销售业务，还要国会辩论，居然通不过。这种对国家安全无足轻重的企业尚且如此，中国这么大的事情，就更不能没有一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再比如橡胶轮胎工业，米其林在中国子午线轮胎的市场上占了70％，中国主要的轮胎企业基本上被外资控制了。有人说，这不是最关键的东西，哪天打仗了，外资企业不给我们提供军用轮胎，就收回国有。这话说得容易，你收一个试试，人家会采取反措施。中国在国外也有产业，也有存款，也买了人家的债券，会引起国际上的一系列麻烦。何必先要授人以柄，然后再往回拿？　

　　问：有观点认为，强调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就业和税收，其他标准都是虚的。对此你怎么回答？　
　　高梁：国家的以人为本，既要顾眼前大家过好日子，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也要顾社会安定和国际环境的安全，避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