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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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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两次被选进山，投宿的农民都十分纯朴，待我们很友善。当他们问及我们犯什么罪的时候，我们说是“反革命”。他们桀然一笑，说：
“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我们村里也有两个被抓走了，还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呢？”
说我们是“反革命”，我觉得十分可笑。我经常被差遣外出劳动，有时候都只有一两个人。但我们都能洁身自好，并没有违规的行为。而我更注重与群众的关系，每到一处，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借锅做了午饭，用了人家的柴草，吃完饭、洗好锅碗，抹好桌子、灶台，都问好水井在哪里，帮群众把水缸挑满。陈殷盛跟我配合最默契，就象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一样。我这样想，老百姓跟我们无怨无仇，我们为什么要去坑害人家呢？再说，做人都应该守本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这是千古的名训，一个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
由于我能认真改造思想，在劳动中都是积极肯干，得到干部的肯定，比较放心。经常派我外出就是明证。
我认为，不管我有罪无罪，思想改造总是必要的。在几年的劳改生活中，使我的思想不断净化。这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与我后来皈依基督教，是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呢？基督教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亏欠了神的恩典，原罪就进入我们人类的后裔之中。如果不能继续不断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诲，认罪悔改，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它们之间，总有一些因果关系吧！
9
1975年，邓小平复出。平潭籍的林庆武老人说，他老家来信，大儿子正在为他申办出狱手续。邓小平决定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大号里接通了广播，每个分队发给一份《福建日报》，作为我们每晚的学习材料。从新来的犯人口里，我们了解到社会上的政治动态。满号子的政治犯都感觉到黎明的曙光。刑事犯也蠢蠢欲动，认为政策宽了，给他们的刑罚减轻带来了希望。没过多久，池副指导员走进大号，将一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歌曲交给我。让我在晚饭后，在开饭集合的场地上，给大家教唱。一时之间，大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林庆武提前回家的指望没有了。大家不知道以后的政治形势会如何发展，只是现在显得心里十分沉闷。
1976年初，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视察了北京监狱，下达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在押犯人的批示。中队特地集中犯人作了传达。大意是：监狱管教人员对待受刑人员实行刑讯逼供的，允许犯人控告。要求每个管教干部，对待犯人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欢迎犯人监督他们的言行。
自此之后，干部、武装人员比以前容易接近多了。犯人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费从每月八元五角，增加到十元；零用钱从一元五角，增加到二元五角。同时放宽对家属邮寄包裹和钱、粮票的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变通的小政策。如；在农忙季节，由于粮食定量的增加，特别是夏收夏种“双抢”期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增加45斤，再加上午、下午两餐点心，口粮达到60斤以上。按当时每斤定价一角四分计算，单粮食一项，就需要开支八元多，柴草费每人6角，还有油、盐、酱、醋，即使三餐都就青菜，按农场自己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每斤2分计算，也吃不起呀！管理犯人伙食的干部也是绞尽脑汁，将每月用了近二万斤的青菜，大笔一挥，“算三千五百斤吧！”节省下来的菜金，还能给我们买鱼买肉，改善生活呢！
农忙过后，粮食定量突然降下来，恢复每人36斤，一时难以适应。各分队也有土政策，蔬菜分队不用说，他们满地都是可以煮吃的东西。我们农田两个分队，带队的干部都让我们忙里偷闲地在边角闲地种些青菜、蕃薯什么的。名义上是给猪吃的，但挑选好的，到猪栏的大锅里煮熟，让大家分享。这样一来，家里有接济的，不在话下，没接济的，也都没饿着。
这一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去世。到了十月的一个休息日，午饭后，池副指导员抱了一摞彩色标语纸进来，将我唤到犯人的饭厅，关闭前后大门。移走反扣在桌子上的菜碗，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让我写了两幅大字标语：
“坚决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标语写好后，由池副指导员取走，并告诉我不要声张。在变幻无常的政治形势下，难保不会有“人人自危”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看到，昨天写的标语贴在大号外围的墙上。
接下来，池副指导员又让我教唱《新长征歌》，歌唱“华主席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一切都按部就班，因为有毛主席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和“按既定方针办。”劳改队的生活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
1975年初显的曙光已经黯然失色，什么时候才能再现转机呢？
请看第十一章《曙光再现》。
第十一章曙光再现
邓小平复出，并很快主持中央工作。他在整顿各项工作的同时，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对于不理解当时政策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院长换了又换。平反工作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1979年4月，沙县林业局政策落实办公室的同志来到建阳溪口，向中队管教干部作了交代，并与胡振铎本人见面。说明在“五一节”之前，要为他召开全县规模的平反大会……
由于种种原因，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胡振铎并没有回家……
1
陈彪逃走之后，从二监调来一个反革命集团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李福中。干部认为他经过几年的监狱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从监狱里提出来，送来农场劳动，是对他以往改造的肯定，也是对他的鼓励。凡进过看守所或监狱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脱离禁闭式的看押，及早到农场去。哪怕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觉得阳光充足了，活动空间相对扩大了。劳动虽是加重了，生活也改善了。因此，对李福中来说，这是一个继续表现他认罪改造的大好机会。
分队管教廖干事把他带到我们中间，宣布李福中从此担任我们的学习小组长，顶陈彪的空缺。这时候，我们的生产小组长也姓李，就叫他李生产吧！李生产是农民出身，会使唤耕牛犁田耙地。可李福中却是学生出身，什么农活都不会。
两个都是邵武人，谈不上配合默契，只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在干部面前打小报告，抬高自己，压低别人。虽然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经他们一说，上纲上线，就都成了抗拒改造、不死悔改的典型。弄得人人自危。大家对此愤愤不平。
有一天中午，黄干事开门走进大号，将我唤到围墙边的荫影处，单刀直入地警告我：
“胡振铎，我了解你。但你今后说话一定要注意。有人反映你口无遮拦，这样对你会十分不利。”
我心里已经十分明白，这个人就是李福中。对于这种心怀叵测的人，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决定“以牙还牙”，约了几个年轻人，注意他的一言一行。
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天在大直垅改田，天气还冷。准备下田的时候，李福中来了一篇高谈阔论。他说：
“其实，地主也并不都是坏的。我爷爷就是个地主，他十分乐善好施，常常在佃农春荒缺粮的时候，将粮食借给他们。”
好了。言词凿凿，旁证倶在。我看你李福中还能往哪里躲？我将他的前言后语，以及所有在场的旁证，都一一开列清单，呈报给管教干部。此后又遇上两三次，如此照做。
接下来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们每人一担粪桶，装满稀泥浆，要上坡几层梯田到秧坪做秧地。每担都是百二三十斤，一个接着一个，不能停。因为泥浆一倒下去，水分很快被地面吸收，会影响稻种下播。中队长正在我们分队的秧地里督察。他心里更着急，一而再地催促：“快，快！”正好，李福中的担子挑到了。他一看，火了！
“干什么，李福中？这是抢播稻种的时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吗？你挑什么泥浆，半桶！从二监调你出来，是看重你。你倒好，到农场里度假来了……？嗯！”
中队长的指责，让李福中呆若木鸡。他是来这里好好表现的，想不到反而惹得中队长生气。看起来，光会说不会干的“革命派”用不着：光会思想改造，不会身体力行的犯人也不吃香哟！这事让我想起长篇小说《简·；爱》里的一个情节：当那个孤苦的小女孩被罚站在板凳上，双手举过头顶，扶着头上所顶的装满水的面盆时，她的姨妈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惩罚你的肉体，拯救你的灵魂！”
一个人的灵魂改造，是需要付出肉体的痛苦作代价的。任何人想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轻而易举地换取干部的信任，取得改造思想的成果，是不现实的。
春耕之后的一个晚上，李福中被廖干事叫到大号的围墙边，各自坐在一张自制的矮板凳上，谈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李福中打起包袱，跟着进城去的手扶拖拉机，回二监去了。
从此，一分队的学习小组长由我担任。
我不是一个使奸耍滑的人。我平时最痛恨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暴露在他人眼前，只要不是大的原则问题，就要互相体贴和包容。即使要批评，也要注意方法方式。我们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方位上，替别人想一想，都已经是处在人间的最底层了，何必逼虎伤人呢？
2
劳改队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溪口中队总共一百八九十口人。包括武装看守的一个加强班，和管教干部等。所有的建筑，都是顺着山窝的地形设计的。大号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夹缝里，开挖成两个平台。第一平台是犯人的食堂。食堂的左边是伙房。右边是医务室，与干部共用。下降两米多的第二平台，是犯人住宿的监房，成曲尺状。在曲尺的夹角处开个口子，通向厕所。大号的围墙顺着山势建造，距离墙内的建筑物都有五六米。
小张医生是个很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医务工作者。他在犯人中不摆丝毫的干部架子。内急了，也到犯人的厕所去方便。一般的干部是不会到犯人厕所去的。那样似乎会失去面子和尊严。而小张医生根本不理会这些。我们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是检查厕所的卫生。确实的，在一百二三十人共用的厕所里，如果周围环境卫生做得不好，遇到流行病高峰季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知道小张医生的母亲来了。听说她老人家对这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不甚满意，多有微词。不到一周，小张医生在南平卫校的女同学也来了。她和小张医生一样，也不把我们当另类看待，自由出入大号，到医务室与我们接触交谈。
小张医生的女朋友很漂亮。身材和小张医生差不多，都在一米六上下，不胖不瘦，圆嫩的笑脸上嵌着两颗珍珠般迷人的眼睛。我们打心里替小张医生高兴。但是没过两天，我们发现她走了。经过多方打听，包括向小张医生本人询问，和向比较友善的武装队长旁敲侧击，终于有了答案：是因为“婆婆”过于小鸡肚肠。
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小张付了钱，让女朋友跟着手扶拖拉机进城去采买。女朋友回来后将余款交给小张医生。但“婆婆”放心不下，要姑娘将所购物品的清单列出来。姑娘还未过门，就受这种窝囊气，第二天就向小张医生“拜拜”了。
我们真为这桩未成的婚事惋惜。过几天，“婆婆”也走了。再过十天半月，小张医生也调走了。具体去哪里，没有打听到。
小张医生走后，送来一批长乐犯人。多是大队（村）干部，因为村与村之间的利益发生械斗，被重判入狱的。其中还有一个是金峰镇医院的名医。因为妻子死了，和一个护士热恋上了，彼此都十分投缘。只是名医生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护士不经意中透露出这个意思，这个医生就用技术手段“处理”了他的亲生女儿。被判入狱十八年。
名医顶替了小张医生。他吃住都在医务室里。农忙季节也背着药箱到田间巡回。他的医术很快远近闻名。大队的干部、家属，附近的村民，都慕名前来就医。第二年，名医获得减刑半年的奖励。
我们一分队的猪栏，建在马路边的山坡上。猪栏里清洗出来的粪便，顺着明沟注入马路边的蓄粪池里。春、夏两季中耕除草后，是积肥的时节。我被抽出来，每天拉着粪桶车进城，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看守所等厕所去运粪肥回来。起先每天一车，带上中午的口粮、蔬菜，到农民家里或半途的瓦窑做午饭。后来，我提早出发，赶回来吃午饭；下午再跑一趟。虽然比较累，但日子过得也很快。
3
为了改善中队的照明条件（过去都是点煤油灯），借着冬季枯水季节，上级领导从黄土农场调来一位建筑师。他虽然也是犯人，但享受特殊待遇。他携带娇小的妻子，住在鸭栏边另行搭盖的草房里。
各分队都抽出劳力，全力以赴。白天轮班抢工；晚间在汽灯的光照下，继续苦战。拦河筑坝，修建小型水电站。七月一日之前，水电站建成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用水碓捣稻谷了，还可以磨面粉了。晚上也有了电灯照明。
梁布大队是一马平川，没有水力资源可以利用。为了解决梁布的用电问题，计划在我们溪口水电站的下游，再建一座更大的水电站。我们也参加了电站的建造。建成之后，加工米、面，发电、供电，都由这个水电站负担。这个电站虽然离梁布甚远，因为是大队筹划建造的，我们就称它为“梁布水电站”。
梁布水电站建成后，它的拦河坝成了溪口村通往县城的要道。坝面宽四米左右，成了百姓洗涤衣物的好场所。也是我们一分队浸泡谷种的所在。我们将四方形的打谷桶安放在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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