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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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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戏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怿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抄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着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有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他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义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系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而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遗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得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十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还,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三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拜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向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多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件(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轮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了,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
总之早期的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拼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得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O)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员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迹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桥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二十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常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的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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