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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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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於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原载于《海外论坛》一九六零年一月创刊号及二月号
注释略,抱歉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二、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伹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意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旧稿中,对中国国体「转型论」,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对「中国封建之蜕变」即有专篇,独抒己见而推研之;曾扩充至十余万言。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积稿除〈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遗失;研究所亦未读成。——《郡县考》一文嗣曾发表于「安徽学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学报《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所发行之《史学汇刊》中重刊之。
战后笔者赴美留学,转攻欧美史。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兴趣固未减也。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总以我国三代史(夏商周)与之互比。以后竟至坚信,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奴隶制度化,形成国际间之「奴隶贩卖」(slave trade),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奴隶社会」,究系反常现象,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均可反证之。详论另有钜著专书,拙篇且「提纲」一下,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
我国史中之封建制,实始于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于西周。至东周则开始变质,且引一段《汉书?地理志》,以窥其大略。〈地理志〉说: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夷陵至于战国,天下分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还剩数十个;到战国之末时(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个。到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干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废除,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以至于今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段史实。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多时到一千八百个)都是世袭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级)。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但是在郡县制之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时全国土地,也化公有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这么一来,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
您别瞧这「转型」只牵涉到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事实上为著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
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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