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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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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向着宣传主席思想的方面走的，是不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我也摸了一个外交部的点，跟他们谈得比较深，今天跟你们谈得更深。我们的思想是要逐步发展的，要把党的干部作风通过你们传之后代的。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但是照你们现在的作风，是不能传之于后代的。
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不是应当斗臭的，为什么要斗臭呢？要有个全盘估计嘛。一般地说，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个多月时间的错误，到底有多大，有的严重些，有的轻一些，有的还没有沾边，不能每一个人都有分哪。至于历史的问题，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只能在专案上解决。否则把每一个人十七年来的讲话都拿来计算计算，量一量，除非他不说话，不写文章。刘邓两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刘说的话多，邓就不大说，邓是事情愈少愈好，你找他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少呀，找他的错话也找不到多少呢。做事情总得说话，开会讨论问题总得发言，不能每一件事都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呀。我们几个文件里都说了的，十六条说了，以后的文件也说了，就是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写过些错东西，这要区别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区别于反动学术权威。应有区别。
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比如一个部开几次会，副总理到。我们分口子了，我不能每一个部都到，不可能。比如我们财经口子，我们开那么一个大会，先念同志也跟陈毅同志一样，讲一点自我批评，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讲一次，给他个机会。大家听了，然后再分部去开会，让部长们讲讲，司局里开会叫司局长们讲讲，也不要每人都过，人人都有份。有些人没有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嘛，他业务上有些错误就可以在平常的会议上解决吗。部里开一两次会，司局分开来开会。这样子过了以后，就排排队，从监督业务，进入到三结合，上中下三结合，建立以群众代表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夺权斗争走到一个正确道路上去，希望你们在财贸口子树立几个典型，你们几个学院应推动前进。业务现在限制于监督，然后走向于三结合的监察。这个我们还要抓典型。财经大会我还是来，文革小组我们都准备来参加一次。这个会由国务院来召集，先把你们各部的问题弄清楚一下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方面，还是你们带了头的，这次再打个头。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哪。（这时财贸联委会负责人敖本立起来对他同意杜向光、葛复村参加今天的会议等问题，做了检查，并表示了态度。还有外贸学院一女同志发言，均略）。
（转抄时或有漏字、错字、仅供参考） 200） 毛泽东周恩来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
1967。2。18； 2。22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一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２〕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十八日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的。本篇一写在周恩来二月十八日的送审稿上。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王力二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提前转载。
〔２〕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划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二十二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201）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周恩来
1967。02。18
〖接见时，李富春、聂荣臻也在座。〗
周总理讲话：
今天是和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业、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谈话。凡是部外、院外、京外的单位，我们没邀情他们参加。按规定，应当是本部、本院、京内的造反派。如果不是，那我问到你们时，你们声明一下。例如“全无敌”中有二位哈军工的造反派要来参加，我们不同意……。
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二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
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来开会，除党中央已宣布的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二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二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两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两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示威。他们还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就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同志（二机部代表）我说的这些话，一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也是对大家讲的。
总理：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
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全国解放以来，那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扫平天下，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把国民党机关旧人员都包下来了，机关里侵入资产阶级影响，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49 年夺权并没有结束，只是全国夺权的开始，剿匪反霸，三反五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57 年反右又是一次清除，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自下而上运动相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四清也是这样。这次运动和历次运动不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这次在最高领导下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大（加大串联）基本上是四大，大串联不会经常搞，现在火已经点起来了，夺权斗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就不要大串联了。夺权必须讲清楚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必须做这样的分析，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否认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错，有反动路线，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影响很大，他们站在反动立场压迫群众，压制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围攻，围斗，有些地方拘留起来，这是十七年来性质最严重的。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冲击旧的影响，旧的制度。所以毛主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四大。十月份就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又有补充规定，十二月份又出了两个十条，以后公安六条、军委八条，最近又有五项命令，这些都是为夺权作具体部署。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 11 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32 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说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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