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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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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的广大将上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二·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
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
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红军
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
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
持留在西安，在险象丛生中靠他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地平息了“二·二”
事件。
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们导者，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强有力
的推动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要使之变
成现实，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正如周恩来曾说过的，“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
距离还很远”。因此，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
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从1937 年2 月开始，历时七个月，东奔
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唇枪舌剑，陈辞恳切，同国民
党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
人；谈判的内容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发
表两党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考虑，总想把
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则从民族利益着眼，
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第一次，二月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
产党联合的“三位一体”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张送蒋离开西安
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谈判。蒋介
石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
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二·二”事件前后，为了坚持和平，周
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况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的谈判。
顾请示蒋介石，蒋回电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 万至30 万元经费。
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不复存在，2 月8 日，顾况同率兵进
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财剑英也赶到
西安参加谈判。
2 月10 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
证。中旬，同民党三中个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必须彻底取消其所
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
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
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
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改编后的编
制、人数，是否设立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
形式及纲领等问题上。
2 月26 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就上述问题开始和
周恩来谈判，而且谈得比较顺利。但是3 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却大
幅逆转。贺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还
向中共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
决得了的。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第二次，三月杭州谈判。3 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
直接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
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骗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15000
人，共45000 人。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
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需要增加防地。
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形势下，不
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
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
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也提不出具
体的方案。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
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确是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
人合作，逼周恩来就范。
周恩来却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
纲领的办法，实际上给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4 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的具体
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
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第三次，一上庐山谈判。为了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6 月4 日，周恩来
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
论的13 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
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中共不
同意与蒋个人合作等），风尘仆仆登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国民革命
联盟，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对外行动
的宣传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而且在关于纲领的形成与执行、红军改编
后最高指挥机关的设置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蒋介石都
顽固坚持旨在将共产党溶化掉的立场。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
延安再行讨论。
第四次，七月再上庐山继续谈判。6 月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
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版线的建立，打破谈判佃局，又做了让步。首先，
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
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但保持共
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对于具体问题，决定7 月份发表宣言，指定由
周恩来起草。7 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7 月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
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同蒋介行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
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虽然蒋介石在17 日表示了坚决杭战的
决心，但却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
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也不感兴趣，
虽动手改了两句，却扣住不发。将革命间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更
无从谈起。
1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蒋介石坚
持，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上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管理教
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
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力争无效，
因抗战枪声已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
等待时局的变化：井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后，返回陕北出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五次，南京会谈。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
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
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 月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井与蒋介石进行
第四次会谈，也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五次谈判。蒋介石在
谈判中再次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上任，周恩来仍不能接受这一无
理要求。
8 月13 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已经烧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这时他才
真正决心抗战，不再提及向红军派人。19 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
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22 日，
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
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8 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
回到陕北。随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遂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
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仍留在南京继续
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具体事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深入我华北腹地，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
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周恩来起草
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
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
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
革命之使命。”
《宣言》的发表，蒋介石的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蒋介石庐
山讲话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东奔西走同国民党谈判
五次，其中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战是逼成了，
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战对象极其广泛。周恩来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
总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为例：
对蒋介石的争取，我党承认他在全国军队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拥护他
领导抗战，并在抗战困难时援助他；在其对中共蛮横时拒绝他、揭露他，对
他及其特务机关之一切反共阴谋，据实揭发，适时抗议，必要时组织反击。
例如，1939 年国民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动方针，
以博山事件为起点，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当时，周恩来先后致电陈诚、蒋
介石，抗议蒋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
的根源，必须予以取消。他号召全党“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
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节制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
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后，周恩来在《新华日
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以极大的愤慨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
罪行，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由于党中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才使国共
合作的统一战线又一次免遭破裂。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欲发动第
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见蒋介石，当面予以揭露，对有效制止这
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对蒋
介石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
对其他党派，周恩来总是积极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抗日战争
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救
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三党三派组织而成。抗战期
间，在重庆基本形成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九三
学社等。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兼管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
帮助促成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联合，而且还从政治上对民主党派坚持抗战，
维护团结，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
量。比如，1939 年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
号召的影响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对外抗战、对
内建设，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要求实施宪政，各党派平等等
主张。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坚持内战分裂政
策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
对内战独裁之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等拟
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
动。他们专门找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合作。周恩来对此极为赞同、支
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1941 年2 月间
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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