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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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求学不是求分数
您上行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在许多人看来既困难又有风险的事情？
教育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港英统治时期一直把教育看得很重，样样都控制得很紧，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却不再重视教育了，只关心政治。香港教育因此在20年多年里没有任何变动，与时代严重脱节。我当教育统筹局长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高中会考有2万多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第二年这样的情况有1。6万人。连续两年共有3。6万中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再不改革，香港的未来将不可想像。
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认识国家，怎样具有国际眼光，以及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对于香港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在这些方面责无旁贷。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哪一项承担的压力最大？有没有失败的心理准备？
哪一项都有压力。由于20多年里都没有任何变动，所以一旦改起来难度自然很大。我的出发点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和后代着想，如果对学生好我就做，反之我就不做。
我没有想过失败。因为我不能失败，只能成功。
改革推动至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香港人很聪明，一旦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学生好时，他们就会认同。比如“三三四”，也就是把现行的“3＋2＋2＋3”即七年中学课程、三年学士学位课程的学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件事讲了20年都没有人做，现在都觉得是一件好事。首批高中生将于2012年升读大学四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换言之，目前就读小学5年级的学生，将是新学制下首批修读高中课程的学生。
现在还谈不上满足感，因为所有的改革都要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成绩，不过我有信心——不只是说我对自己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对香港有信心，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信心。
您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如今却由于出任政府官员而舍弃了专业，不觉得可惜吗？
我很怀念我的病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但与以前相同的是，都是在为人服务，只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
您在立法会上直指“民主派压制民主”、“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给市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为何不怕“引火烧身”？
因为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支持我，他们为终于看到有人敢于站出来讲出他们心里想讲的话而高兴。他们看到了有的议员是从自私的角度来反对的。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市民对一些议员的做法是很反感的。政府有人能站出来讲真话，对市民大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您推动“求学不是求分数”、“专题研习，启发思维”、“给我空间，发挥潜能”等教学新文化的动因是什么？成效如何？
我们东方人很注重教育，但传统的方法是死记硬背，很乏味，很难让学生有兴趣；而西方教育下的孩子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学得很轻松愉快。其实这二者都不全面，应该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现今资讯爆炸时代，学校课程并不可能将所有知识包含在内。所以，我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文化，让我们的孩子具有自学的能力和真正“乐于学习”的心态，不以上学为苦，不以读书为忧，多一点空间创新，多一点时间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然，不是听任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适应学生不同能力、兴趣和需要，我们开设应用学习科目，如职业导向课程，为那些对学科缺乏兴趣的学生找“出路”，让他们重拾学习兴趣并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
根据我们最近调查所得，有七成小学生说，比以前更喜欢上学了，也学得更轻松愉快；很多教师表示，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多了；还有更多家长表示参与了学校事务。这些都显示改革的成效。
母语教学受到欢迎也受到非议，您是如何看待那些非议的？
我了解有关的意见。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政府是帮助所有的孩子，而不是只面对少数人。有的人认为英语教学很重要，也有人认为普通话教学很重要。在我们看来，普通话和英语同等重要，推动“两文三语”（即中文和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是我们的方向。你是英文中学，普通话一定要教得最好；你是中文中学，英语一定要教得最好。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老师要跟上，当务之急是提升他们的水平。
您说过，“必须了解国情，才会对祖国产生感情”。教统局在推动爱国教育方面有何具体、有效的措施？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中国人。但只有了解国情，才会从心里对国家产生感情，而不是口头上讲爱国。由于100多年的殖民教育，香港不少人对国家缺乏认识。2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但对此真正了解的人还不是很多。有调查显示，至今还有六七成的香港人从没有到过内地，来来去去的都是那三成人。如果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认识，他们怎么会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国家呢？
为提升香港学生的国民意识和增加对国家的认识，我们在2004年9月全港小学常识科的课程内，加设了“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内容；所有初中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国历史；新高中课程通识教育科的必修和选修部分，加入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教育统筹局每年投放300万于“认识中国文化活动资助计划”，协助学校推行相关活动。我们每年暑假还组织学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国情教育课程研习班，让他们实地认识国家，亲身接触祖国。我们有一批中学已经同北京、上海的学校结为姊妹学校，两地的孩子每年有两周时间“同住同食同上课”，通过直接的交流增加了解。很多去过内地的孩子回来都说，他们的看法改变了。当有人说这是“洗脑”时，我们的同学听了很反感。他们说，说这种话的人看低了我们。我们还经常邀请内地的专家、老师到香港来上课，让更多的孩子受益。未来三年我们将安排9个交流团，到北京进行国情教育学习课程，学员回港后在校内推动国情教育。
您如何看待两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香港对此有什么具体的推动措施？
近年来，许多内地学子十分愿意到香港高校求学，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也十分希望到内地院校就读。但是，此前内地对香港大学生学历没有明确的认可规定，香港学术评审局也从未就各内地高等院校所颁授的学历是否等同本地的有关学历做全面评估，也没有认可内地高校学历的相关规定。两地学历“门槛”的取消，使两地学生今后不用再担心毕业证书的“信用度”。
这份文件明确，由认可的内地高校颁发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到香港高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和进行职业学习；内地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攻读香港高校的博士学位。同样，由认可的香港高校颁发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到内地高校攻读硕士学位；香港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攻读内地高校的博士学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学校在课程学分认可领域开展合作也在协议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这将有力推动内地高等学校与香港地区高校利用各自优势，培养符合两地需求的人才。
未来“三三四”学制实行后，我们的学生将有更多机会到内地实习；我们鼓励香港的大学招收国内的学生，现在的招生比例已经提高到10％，这个比例今后还有望逐步增加。将来条件许可，香港的中小学也可以招收内地学生。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推出后，有关管治团队合作和问责官员与公务员合作的负面说法一直不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与公务员的合作非常之好。首先，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很专业；其次，他们知道我是有能力的，也很尊重我。双方互相尊重，我们共事不是问题。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是一个新政制，有的人一开始不大习惯。英国人管治时，说什么香港只管做就是了，公务员不用自己做决定；现在不同了，港人治港，我们随时要对香港的内部事务做出决定，管治班子要适应这种变化。
您十分注重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做公关工作，与公众和家长互动，这对您推动教育改革有怎样的作用？
我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推动过程又是很艰巨而复杂的，一定要花时间来解释政策的好处，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很多时候市民反对不是因为他们想反对，而是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当他们觉得你听到了他们的意见，就算最后没有得到采纳，他们心里也会觉得很舒服。在教育的问题上，每一个家长都是专家，每一个市民都是专家，他们有权利发表意见，所以一定要多一些沟通。
幽默、生动，加上恰当的事例，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您为何能在应对攻击和解释政策时做到这一点？
你骂一个人，如果他对你笑，还讲笑话，你恐怕就很难继续骂下去了。所以，面对攻击，我常常采取幽默的办法来对付。李柱铭议员前不久对我说，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陈日君对你有很多批评，你应该向他让步了。不然的话，你将来死了他不给你上天堂。我就对他说，我不介意下地狱，因为我可以在地狱跟他们相见。
您如何看待年轻时的个人经历对您人生的影响？您如何评价如今香港的年轻一代？
我初到英国念书时，全校就我一个中国人。那时候英国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是落后的，他们看不起我们，我深受种族歧视。但我坚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凭着聪明苦干，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不能让人把我们看作“东亚病夫”。
香港的年轻一代是很能干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眼中只看到香港，更要看到背后有我们日益强大的国家。我们是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我希望香港的学生将来能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看到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视野一定要开阔。年轻时候要有理想，不要做权力和名利的奴隶。
您曾讲过，新的特首如不重视教育，您就不会在政府继续工作下去。能否就此谈谈您对新特首的希望？
董先生在任时，非常关心教育，即使在政府财政面对严峻挑战之下，仍坚持以投资教育为首要任务，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长远投资。曾荫权先生告诉我，他将会和董先生一样重视教育。他重视教育，就是重视香港的未来，重视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我很高兴跟他工作。
您每次与学生交流时都很真诚，与小朋友游戏时也很投入，您怎样能做到这一点？
很多人说我就是一个大的小朋友。我很多时候都很天真，样样事情都向好的方面去想。小朋友个个都很天真，跟他们一起是很开心的事，自己也变得快乐年轻起来。
您是在怎样情况下促成《董浩云日记》在中文大学出版的？
我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时候，董建华先生的妹妹金董建平跟我说，他爸爸董浩云先生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希望把这些日记出版出来。我很敬重董浩云先生，他是一个民族实业家，一手提升了香港航运业的水平，对国家有贡献。所以，他记下的日记、思想是有价值的，能够有机会出版让公众看到，是一件好事，我就在2000年引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2003年5月10日，是香港非典疫情肆虐差不多两个月的日子。这一天，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给多日来本书作者极度压抑的心以几分慰藉。那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教授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的发言。从那天起，笔者就开始对这位经常借助媒体和市民沟通的局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及登门拜访的强烈愿望。
这篇《香港家书》是一封写给他患病中的夫人的信。信中写道：
近日的报章和电台节目有不少针对我的批评，让你觉得很不好受，令我万分过意不去。
其实，与你做夫妻差不多30年，你岂会不知我的脾性？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是尽了一己之力，无愧于心，我总是笑骂由人的。如今给人骂的是我，感到难受的却是你，对你真是不公平。
在这次因非典型性肺炎而引起的停课或复课的争论上，我确实有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尽量将心比心，令各方面的忧虑减到最低。
比如说，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自己的孩子在香港念中学小学，我们会放心让他们上学吗？怎样才会令我们放心呢？我们会期望学校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准备做些什么？又会要求孩子们做些什么呢？我会先从为人父母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考虑家长的担忧和诉求。
……
这一个多月来，我与我的同事是如何忧心忡忡，无论做了多少准备工夫，都担心会挂万漏一！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合作，不做好本分，随时都可能出乱子。我们口中常说“一个也不能少”，就是这个意思。可幸的是，直到今日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都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市民虽然身处极大的困厄，仍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深以身为香港人而自豪。你随我返港定居已有20年了，可有哪一次事件，较今次更能让你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素质？
……
你可记得曾有朋友向我们慨叹，香港的下一代，是过分受保护和溺爱的一代？他们从小到大，事事靠父母长辈的照顾和安排，长大之后，遇到变故，就往往会怨天尤人，不会反求诸己。当时我们都认为：永远活在保护伞下的孩子，长大后就会丧失了抗逆和应变的能力；永远不承担责任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会有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这次的世纪疫症，也许正是香港年轻一代转向成熟和负责的关键。在病毒肆虐之下，就连年纪幼小的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独特的抗炎任务和岗位；年纪稍长的，更开始明白小我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影响大我，而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向大我负责的开始，也是贡献社会的开始。
另一方面，非典的全面侵袭，经济活动的大幅萎缩，加上病毒的长期威胁，都会加深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磨炼他们对抗逆境的能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抗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