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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饔幸阅林�。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说：“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同上）“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仁义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第三十二篇《外储说左上》）。“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励以名”（《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风俗如斯，而建设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者不是三晋，而是秦。何以故呢？商鞅变法，知顺秦民之性，用严刑以威民，立重赏以励民。刑赏者人主之二柄也。韩非说：“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第七篇《二柄》）孔子为鲁大司寇，摄行相事，必杀少正卯，而毁三孙之城，何曾专讲仁义惠爱。“世之学者说人主，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韩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弒臣》）。这是治国的道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此系做人的道理，二者应有区别。　　　　
　　　　说到这里，阅者将提出抗议，以为文不对题。但是，阅者须知本书不是以文艺的眼光，批评《西游记》；也不是以考证的方法，研究《西游记》，而是借用《西游记》的情节，借题发挥，说明政治的道理。唐僧西行取经，其功业之伟大不在汉高祖、唐太宗之下，而百灵下界，一路遇到妖魔，其成功的艰难比之汉高祖、唐太宗之与敌人搏斗，似有过而无不及。自古成大功立大业者无不克服无数次的艰难，而这艰难又常是阻碍了成功之路，不能逃避而只有克服。“哪方有火？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哪方有经？西方有经。有经处有火，无经处无火”，这确实是“进退两难”了。而唐僧仍说：“我只欲往有经处去。”（第五十九回）即欲往有火处去。雄心勃勃，而又不避危险，这是古来立大功成大业者必需的条件。秦末，陈涉起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沛县父老共帅子弟，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此大事，愿更立可者。’萧（萧何）、曹（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成，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高祖乃立为沛公”（《汉书》卷一上《高祖纪》秦二世元年）。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12节　孙行者劝唐僧收起善心（2）

　　　　高祖有取天下的雄心，而又不惜孤注一掷。萧、曹文吏，虽有兴邦佐国之才，而畏首畏尾，不敢冒险，只能因人成事。唐僧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其有取经的雄心，谁都不能否认。然要实现雄心，必须克服艰难，这个艰难是现实的，而非念念《多心经》（第十九回），就可了事。换言之，须有具体的实力，绝非抽象的观念所能解决。佛门弟子本以慈悲为怀。唐僧敬重三宝，富贵不能动其心，威武不能屈其志，只因有了好“善”之心，却延搁了许多前程。韩非说：“好恶见，则下有因，而人主惑矣。”（《韩非子》第三十四篇《外储说右上》）妖魔“因”唐僧向善之心，遂设圈套，使唐僧坠入其中，而不之觉。“尸魔三戏唐三藏”（第二十七回），孙行者谓其“一心向善”，故有此灾（第三十二回）。银角大王说：“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不可恶取。若要倚势吃他，闻也不得一闻，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第三十三回）红孩儿说：“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在我善中生机，断然拿了。”（第四十回）对这妖精圈套，孙行者劝告唐僧：“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收起，待过了此岛，再发慈悲吧！”（同上）姹女求阳之时，孙行者又警告唐僧：“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药医。”（第八十回）一路遇到魔障，而均为“善”所迷，中了妖精圈套。商鞅说：“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商子》第十四篇《修权》）韩非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智去旧，臣乃自备。”（《韩非子》第五篇《主道》）昔者，燕王子哙好名，欲为尧舜，而以子之为贤，让之以国，遂致齐师来伐，兵败身死，此人主好名，人臣饰贤以要其君之例也。汉代取士有选举之制，所谓选举是乡举里选，采毁誉于众多之论。但是一般民众哪里有评判的能力，因之核论乡党人物，就有待于当地的名流，汝南月旦评可以视为一例（《后汉书》卷九十八《许劭传》）。凡人能够得到名流赏识，无不身价十倍，如登龙门（《后汉书》卷九十七《李膺传》）。一般士子遂矫饰其行，以邀名流青睐。至其末造，沽名钓誉乃成风俗。举一例说：　　　　
　　　　许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后汉书》卷一百六《许荆传》）　　　　
　　　　既自污以显弟，复剖陈以自显，一举而兄弟皆贵，盗名窃位于兹为甚。此亦朝廷尚贤之过也。所以韩非又说：“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第六篇《有度》）妖魔之于唐僧，固曾多方诱之，而皆不能动其心，最后诱之以善，唐僧果然坠入圈套。此即韩非所谓“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韩非子》第七篇《二柄》）之意。　　　　
　　　　更进一步观之，古来政治上成功的人往往不讲小节，有时他的行为且与“善”字相反。贾谊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贾子新书》卷一《益壤》）齐桓公多内宠而霸，宋襄公行仁义而亡，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楚汉相争之际，项羽大破汉军于彭城，汉王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参阅卷九十五《夏侯婴传》及《汉书》卷四十一《夏侯婴传》）。这固然是“为天下者不顾家”，然而跋下两儿乃欲减轻载量，以便自己逃命，其忍心害理，完全为私，而非为公。诸吕作乱，太尉周勃之功最伟，而文帝即位之日，即夜拜宋昌（由代国带来的亲信）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借以牵制太尉周勃。俄而又徙周勃为丞相。不久，又免丞相勃，遣就国（《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四十《周勃传》），盖国有威可震王之臣，非国家之福。七国之乱，周亚夫之功最大，其结果如何。景帝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遂乘其子买甲盾以为葬器之时，逮亚夫入狱。此际狱吏与亚夫之对话，真是无理极了。　　　　
　　　　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亚夫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　　　　
　　　　至于武帝之杀钩弋夫人（赵倢伃），更出于深谋远虑。　　　　
　　　　钩弋夫人之子弗陵（昭帝），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后元元年）　　　　
　　　　即东汉母后临朝之祸，武帝早已看到，故欲立其子，先去其母，其忍心害理是为公而非为私。政治上的是非与伦理上的善恶有时未必一致。父仇不共戴天，而禹乃佐舜治水。兄弟应该友爱，而周公竟杀管、蔡。徒“善”不足以为政，小善只足以误国。孙行者“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吃尽千辛万苦”（第二十七回），积了许多经验，而后劝告唐僧收起善心。取经尚且如此，何况治国平天下！


第四部分　如意真仙不许孙行者白手来取落胎泉的水第13节　不许孙行者白手来取落胎泉的水（1）

　　　　唐僧四众经过西梁女国，唐僧及猪八戒吃了子母河的水，腹痛成胎，必须喝了解阳山破儿洞落胎泉的水，方能解除胎气。但是这个泉水是属于如意真仙的。孙行者恃其神通广大，借了瓦钵，到解阳山取水，而如意仙却说：“泉水乃吾家之井，凭是帝王宰相，也须表礼羊酒来求，方才仅与些须，你擅敢白手来取！”（第五十三回）在正史之上，庶民对于天子，而敢同如意真仙那样，主张权利，谓非给予赔偿，不得侵害的，恐怕没有。　　　　
　　　　人类对其劳力所生的结果，均欲取得之以作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莫不相同。劳力与财产在经济上本来有互相作用的关系。财产因劳力而取得，劳力因财产而提供。财产多少可以表示劳力多少，亦往往可以表示能力大小。故在财产之中乃包含有人格观念，凡破坏财产权的无异于破坏人格权。过去各国刑法常以窃盗与伤人同罪，强盗与杀人同罪。例如德国旧刑法，凡使人受轻伤者，惟于告诉之时（第二三二条），才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二三条）；反之，普通窃盗罪，可依职权，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四二条），使人受重伤者，处以五年以下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二四条），反之，重大窃盗罪，处十年以下三月以上有期徒刑（第二四三条）。而且强盗所受的刑罚又与故意杀人，即故杀几乎相同（第二四九条及第二一二条）见Anton　Menger；　Nene　Staatslehre；　4　Aufl。；　1930；　S。　149。。即毁伤财产与伤害身体，法律上的效果是一样的。　　　　
　　　　欧洲各国受了罗马法的影响，学者均视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凯维尼（N。　Machiavelli）主张君主专制，甚至谓君主可以不讲信谊，而使用一切奸谋诡计；但他又说：“君主绝不可侵害人民的财产。人们死了父亲，不久就会忘记；失掉财产，终身不忘。”F。　W。　Coker；　Reading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　ed。；　1938；　p。　283。布丹（J。　Bodin）以主权属于君主，君主既有主权，所以不受法律限制，不但自己公布的法律，便是教皇制定的法律，也无妨束之高阁。但他又谓君主的权力应受自然法的拘束，例如个人的财产权是根据自然法而设置的，所以非经人民同意，不得征收租税H。　Cunow；　Cie　Marxsche　Geschichtts；　Ges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d。　1；　4　Aufl。；　1923；　S。　64。。学说如斯，其表现于法律之上者，例如英国的大宪章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既禁止官吏强取人民的粮食、器具、马匹、车辆了，而第三十九条又说：“自由民除非领主依法审判，并遵照法律规定之外，不得没收其财产。”关于大宪章原文，请阅C。　Stephenson　and　F。　G。　Marcham；　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937；　pp。　115…126。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只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乃上帝给予吾人的权利，不可让与。人类设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种权利。”G。　Jellinek；　Die　Erklⅲ黵ung　der　Menschen　und　Bürgerrechte；　4　Aufl。；　1927；　S。　11。而未曾明白提出“财产”及“所有权”的观念。然独立时代各邦所发表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权利典章》（Bill　of　Rights）无不宣布财产及所有权为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例如一七七七年Vermont的《权利典章》第二条云：“私有财产唯于必要之时，才得供为公共之用；而供为公共之用之时，对于所有主，必须给予以赔偿金。”a。　a。　O。；　S。　29。一七八○年Massachusetts的《权利宣言》第十条亦说：“个人的财产非经本人同意，或经人民代表同意，纵是极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须征收私人财产之时，对是所有主，应给予赔偿。”a。　a。　O。；　S。　28。法国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云：“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并给予以适当赔偿者，不得侵害之。”a。　a。　O。；　S。　28。自是而后，一直至一九一八年德国公布威玛宪法威玛宪法第一五三条第三项云，所有权负担义务，行使所有权之时，须有助于公共福利。　　　　
　　　　之时为止，列国宪法均有保障所有权的条文。这种条文不是对人民保护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对政府保护人民的所有权。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权，所以产业能够发达，社会能够进步。　　　　
　　　　管子有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耶？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