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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痛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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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予闻君子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为善人能受尽言”。 
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史可法接到书信后,不敢怠慢,亲自回信,措辞润色再三(可见《史可法集》中的墨书原稿),想方设法说服多尔衮能像从前历史上契丹、回纥民族那样帮助中原王朝平定贼寇,表明最终明朝会以大量金银作为回报酬谢。同时,史可法还申辩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是因为“天意”“民心”所归,法统理应继位。   
欲向江南争半壁(9)   
但纵观全书,史可法卑辞下意,不仅完全把大明昔日的藩属当成平等之邦来对待,且无任何中原王朝峻烈激昂的精神来驳斥多尔衮信中的恐吓和威胁。而且,史可法在信中列出了弘光帝继位时的种种“祥瑞”,更是迂腐可笑: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史可法自称)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李自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惟殿下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指崇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变(指崇祯帝自杀)。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 
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弘光帝),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 
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独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 
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吓,南明诸臣,依旧不放弃“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他们对眼前事实根本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更为可笑的是,降清鹰犬吴三桂,仍被史可法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当时,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爷手下的汉人走狗,时时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的智商和谋划,皆高于他们南明的同胞们。 
清朝建国后,销毁了无数对他们“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尔衮和史可法的这两封书信能够保存下来并且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个“好事者”。在他的一份谕旨中,他先“深刻表扬”了一下多尔衮,然后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欲向江南争半壁(10)   
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说南明诸臣皆愦愦,也不是事实。崇祯时代曾任大学士的魏德璟就曾上书,认为顺治帝年幼登基,诸位清廷贵族争权,李闯仓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机恢复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旧山河。高杰、黄得功等武将,也曾想挥师北入河南然后进陕西,他们对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讲和之举大不以为然。 
但是,当权文臣马士英、史可法的态度决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这些人沉浸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梦想中,咬牙切齿想先灭掉“流贼”。他们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多尔衮风风火火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毫不顾忌地着力平灭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传檄江南,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汉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两万多精兵,直往江南杀来。 
多尔衮举兵的借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讨贼”,诸将拥众害民。第三,崇祯帝自缢,南明诸臣穴鼠思懦,无人臣之礼。 
幸亏其间李自成大顺军对怀庆府展开猛攻,多尔衮忙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联手作战,这才给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机会。 
使臣碧血洒北京 
——左懋第的凛然北行 
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大臣定下“借清灭虏”基调后,明朝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上疏弘光帝,“自告奋勇”,毛遂自荐,要替朝廷充当使臣,前往北京与清廷谈判。 
弘光朝廷很高兴,陈洪范军将出身,与吴三桂有深厚交情,他主动地不惧生死作为使臣到北京,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其实,这位陈洪范,与降清的明将唐虞时早就搭上线,暗与多尔衮书信往来,其实是清朝的奸细耳目。日后,北使数人,仅他一人获生还。为了掩盖自己的变节和暗中通敌,他作《北使纪略》一文,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这个笔记虽是涂饰之文,南明使团的详细经过,也正因为他的记载,得以非常完整、详周的记录。 
得知陈洪范即将去北京的消息后,大臣左懋第由于其母灵柩在北京,就主动表示要充当使节。最终,南明朝廷进左懋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进马绍愉为太仆寺少卿,进陈洪范为太子太傅,让三人率使团出使北京。一般派使臣去敌国谈判,中原王朝为隆重其事,都会加使者官衔。 
左懋第受命后,却认为马绍愉不该同行,因为以前在崇祯朝,马绍愉因“款虏辱国”曾被左懋第弹劾过。弘光帝不许。确实,这位马绍愉以前和皇太极颇有交往,属于清廷的老熟人。 
左懋第临危受命,明知往行虎狼之穴,心中却充满凛然正气,由此踏上不归之路。 
南明与清朝的谈判筹码,基本依据大臣高弘图的章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割山海关以外地方与清朝(本来就为清军所占,何“割”之有!)。 
第二,承认清朝,以南北朝之例平等待之(太晚)。 
第三,确定十万“岁币”的数目(可笑至极,清廷岂能接受这种“微薄”之礼)。 
第四,改葬崇祯梓宫(想把自杀的皇帝从田贵妃墓中挖出,隆重重新埋葬,荒谬之甚)。 
第五,弘光帝年长,称“叔”;顺治帝年幼,称“侄”,保留大朝面子(政治就是讲实力,谁强谁当“爹”,所以,此条也是南明可笑的自大)。 
左懋第本人慷慨壮烈,抱有必死之心,临行前,他提醒弘光帝要时时整顿兵马,准备渡河收复故土,并且指出:“必能扼河而守,方能画江而安!”弘光帝唯唯,根本当作耳边风。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南明使团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除弘光帝给“北国可汗”顺治帝的亲笔信以外,还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以及一万匹绸缎。 
荒谬至极的是,弘光君臣还派人准备用船运出十万石粮食给吴三桂“剿寇”用,幸亏军阀刘泽清把船只抢去给自己的“水军”使,才免使大量粮食为清军所用。 
使团之中,还有一个祖泽溥,他是降清明将祖大寿的儿子,由于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南明派他去,是想让他和吴三桂表哥“联络感情”。 
一行人走走停停,九月初五,行至济宁,但守城的清军不允许南明使臣队伍入城,并在城上放炮呐喊,作欲出城搏杀状。由于北行使团连护卫多达数百人,济宁清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敢贸然出城来相拼。   
欲向江南争半壁(11)   
九月初九,南明使团在汶土县遇到清将杨方兴(当时是个河运总兵),听完南明诸人的通好陈述后,他却殊不为意,大言道:“谋国要看大势!我大清兵强马壮,如要与我们和好,你们应该先行多运漕粮送给我们,我们往上面交待也好说话。交好没别的办法,你们央求摄政王(多尔衮)早行统一大业吧。本镇现在主要关心逆贼李自成的动向,没时间与尔等周旋。”虽为大言,确可见出,这位清将的见识,远远高出南明大臣之上。 
行至德州,更可诧异,清朝山东巡抚方大猷满大街贴告示,给南明使团来个下马威:“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人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们,让他们自备盘费。只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率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人等均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如此告示,已经明白无误表明,清廷不会以平等身份接见南明使臣,只把他们当成来京“朝见”的地方政权。 
左懋第很生气,对陈洪范等人出示南明阁议的文本,表示说此行目的主要是“酬夷而非款夷”,重申“不屈膝不辱命”,要大家见清人时保持大明尊严。 
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派汉人骆养性到静海县,宣布只许百人进京,其余几百人皆集中关押在县内一个古寺中,严禁走动。 
骆养性原本明官,与左懋第等人相见时语多礼敬,似有不忘故国之意。清廷间谍很快上报,多尔衮大怒,立刻派人把骆养性削职逮问。从此之后,降清明臣皆杜门噤声,再无人敢明里暗里与南明使团互通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南明百余人使团到达河西务。这时候,他们已经听说顺治帝要十月初一于北京正式宣布为“皇帝”。因此,一行人停留当地,先派小官王廷翰和王言,以“副将联名帖”的名义往清廷内院送帖。 
降清汉官冯铨见帖大怒,厉声责问:“知道‘入国问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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