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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痛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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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充时，大西军中的昔日投降官兵、被掠平民以及新兵均已被杀殆尽，几十万军兵及家属都被“自己人”杀了，惟余归兵宿将而已。
除张献忠外，蜀中“摇黄十三家”做事与其相类。这些“摇黄贼”更坏的是，他们杀人以戏乐为主，论惨虐程度，更甚于张献忠。张献忠军法酷严，其部下是因畏生惧，不得不执行命令，并发生过其手下几个将领不忍尽杀人民而自尽的情况。
张献忠带着几万兵，攻克顺庆（今南充）城，屠杀居民十余万。自从杀自己人以来，张献忠手下多有逃亡者，有时候整营数千人一哄而散，他也不是太在意。
一夜，张献忠宿于营中，有一鼠窜入其被窝内，惹得他大怒，满帐篷举剑剁鼠，竟不得中。暴怒之下，他下令士兵转天每人必须上交一只老鼠，逮不着的就杀头抵数。结果，军兵连夜毁屋穿壁，敲仓熏房，转天一大早，辕门处鼠尸堆积成山。
此时的张献忠，想全弃四川，准备回老家陕西发展。他对义子孙可望等人讲：“朕得蜀两年，蜀民不附。如回陕得长安，雄视中原，自可图大事。”但他到达顺庆、西充等地后，又命兵士四处伐木造船，声言要攻南京。
此举，或许是声东击西，或许是凶狂发狠，或者是穷途绝路无目的瞎折腾，反正张献忠最后的几个月躁狂至极，只有杀人时他才稍感平静。
张献忠这个人，如此残忍好杀，惨绝人寰，为此，明清笔记以及一般的史料中，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天煞星”，似乎他就是个天生的魔王转世。其实，仔细推究，此人也不过是个狡黠的凡人而已。
在四川的最后日子里，深恐部下反叛，他常常趁人众之时，取出怀中一个黑皮小册子，看似阎王簿，喃喃自语：“天教我杀，我敢不杀？”以这种小伎俩，来震吓属下。
但是，在与亲信的谈话中，确确实实暴露了张献忠这个人的狭隘胸怀和他杀人的真正动机：
一日，张献忠喝酒，沉默半天，对几个义子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现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百千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往南京作绒货客人，做买卖赚钱过活！”
有人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解散众兵亦可，何必要把人都杀掉呢？”
张献忠回答：“我面有刀痕，不把这些人杀掉，恐怕日后有人认出我。”
众人无言，显而易见，其谋之拙，其智之低，大家都心知其下场必败无疑。
势随权生，权依势涨，张献忠当时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又能先发制人杀人，所以，众人没有敢劝他的。
1647年年初，先前投降清军的川将刘进忠熟门熟路，带着清军在川地追踪张献忠。
清军主帅是豪格，得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扎营，他即刻派鳌拜和准塔两员满将为前锋，在刘进忠带领下，急行三百里，直扑张献忠。
当时，张献忠手下还有近十万人，根本不知道清军在附近。有小校仓皇来报，说“鞑子来了”，张献忠很气，上前一刀就砍死了报信人，怒言道：“胡说八道，什么鞑子，不过是摇黄贼罢了。”
不久，又有哨探来报，张献忠复杀之。
他不披甲，手持短刀，带着十几个亲兵亲自出大营四处张望，走了几十米，来到太阳溪边。
两个太阳照南明（11）
刘进忠瞧见张献忠，对满将说：“这就是张献忠！”
清军中闪出一神箭手，顺手就给了张献忠一箭，正中其左乳。
张献忠大叫一声，倒地翻滚，痛极而亡。
其手下见状，立刻跑回大营，高叫“大王死了！”全营大崩。清军进攻，大西军数万人被杀，仅官校被斩首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马匹辎重尽为清军所得。
张献忠手下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人率残兵奔逃，经重庆、遵义入云南，后来多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名义下的将领。
孙可望后来降清，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却成为南明耿耿忠臣，与清军一直奋战到死。历史的出其不意，使得后人充满遐思与猜想。
李定国之所最后能“尽忠报国”，正因为他从蜀地掠入军中的文人金公趾常为他讲说《三国演义》，此人常把孙可望比喻为董卓、曹操，以李定国比为诸葛亮，激发他忠义报国之心。李定国感动：“诸葛亮不敢自比，能学关、张、姜维三人报国，已经足够！”最终他百折不回，直至最终病死，仍忠于大明王朝。
张献忠本人也爱听书，目的在于从《三国》、《水浒》中学兵法、学战略。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力量确实巨大。
乌鸡妄想变凤凰
——沙定洲的“云南王”之路
北京的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顿时呈现岌岌可危之势。
在云南，沐氏家族当然要面对各地土司的挑战和反叛。民间演义之中，说起明朝的云南沐氏，总冠以“云南王”什么的加以渲染。其实，沐氏家族从沐英起，一直是公爵，而且是“黔国公”（并非滇国公），只有几个人是死后追封为王爵。不过，从实际上讲，沐氏世代为明朝统守云南，确实和“云南王”也差不太多。
北京的明政权瓦解，本来就天高皇帝远的云南地方土司们再也不安分，蠢蠢欲动。在云南，时任黔国公的沐天波承爵十多年，经验不是很多，他当时并不怕李自成余部或清军，这两方势力相隔太远，不可能对云南有什么大动作。迫在眉睫的威胁，来自邻近的张献忠。为防止张献忠的大西军从蜀地入滇，沐天波加紧支派人手布防。其实，张献忠活着的时候，基本上罕有入滇的打算。
属于沐天波辖下的李大贽；统领一部明军驻守会川，同周围土司广发磨擦。而引发土司造反的最大原因，在于沐天波为增饷而敛财，向当地土司增收盐税。
云南元谋土司吾必奎见明朝北京政权已亡，而沐天波还增派苛捐杂税，大怒，散布说：“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国公！”于是，他在1645年九月忽然叛乱，一下子攻陷武定、广通等地，并占领楚雄。
吾必奎为人强悍，手下兵精，他的军队，当时云南只有石屏土司龙在田、宁州土司禄永命以及阿迷土司普名声可比。
为剿灭吾必奎，沐天波一方面命令明朝的云南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军攻楚雄，一面檄调宁州土司禄永命和王弄山土司沙定洲率各自属下兵卒协助进剿。
吾必奎起事仓猝，不自量力，很快就被击死，乱平。
沐天波刚平一波，才得喘息，实不知祸在心腹。被调至昆明的沙定洲，歹意突起。
沙定洲之父沙源，在万历末年为明朝拼死守边，数败交趾兵，在云南声名卓著，其手下号称“沙兵”。沙源死后，长子沙定源继承土司官位，次子沙定洲其实没有实在的爵位。而且，自从老土司沙源死后，沙氏势力一直处于萎缩状态。
次子沙定洲不能袭爵，非常郁闷。小伙子长相英俊，黝黑修长，细腰梁，厚背膀，是当地鼎鼎有名的美男子。
其时，阿迷土司普名声恰好病死，其妻万氏继任统治其部。虎狼之年的万氏对沙定洲一见倾心，没对上几句歌，就拉着沙定洲上了竹床。云雨过后，小伙子刚刚手拿万大娘送来的金银眉开眼笑，万氏已经入宅把沙定洲结发妻子的脑袋砍了下来。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望着万氏狰狞的夜叉面孔，想想她的千万贯家财和手中的军队，沙定洲大叫一声：杀得好！
对于沙定洲来讲，万氏的肉体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看中的是万氏手下阿迷州的几十万武装势力。万氏在除掉小伙子原配后，她立刻对外宣布招沙定洲为婿。
万氏、沙定洲皆大欢喜。但万氏的儿子普服远在大惭的同时大怒，因为，他的这个新爸爸，竟然和自己年岁一样大，不得不让他倍感惭恨。在喝亲妈喜酒的当夜，普服远借酒劲大嚎：“我必杀沙定洲！”
沙定洲是行动派，闻信不含糊，没几天就派人袭杀了与自己同岁的“儿子”，并尽据其地。
同为“身上肉”，万氏哀嚎数声滴下几滴泪，转身扑入沙小伙怀中，化悲痛为欲望，死心蹋地给沙定洲当压寨夫人。
由此，阿迷州的土地、兵马、钱粮，一下子顿为沙定洲所有。短短时间内，沙定洲东兼西并，占地数千里，精兵二十余万，顿成云南最大的一股地方势力。
由于沙氏家族自沙源时起，尽忠明朝，沐天波非常看重沙定洲，多次邀他入府中宴饮。
在黔国公府中，沙定洲这个土财主大开眼界，才知道了什么叫金山银海，什么叫富贵荣华。心动之余，又有数位汉族士人（最主要的是万氏妹夫汤嘉宾和欠沐天波私款的生员饶希之、余锡朋）不断撺掇，劝沙定洲兴兵占据昆明，真正当个“云南王”。
两个太阳照南明（12）
眼见明亡世乱，自己兵势雄盛，于是沙定洲以辞见为名，忽然起事。
1645年12月10日，沙定洲夫妇到了黔国公府邸，三拜未毕，即从靴子中取出明晃晃的匕首，各抡双刀飞舞，格杀沐天波的衙役和仆人数人。同时，他埋伏在城内外的士兵同时向黔国公府杀来，整个昆明城迅速被乱兵占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沐天波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情急之下，几个贴身卫士拼死保他从院墙一个秘道逃出，当时他身无别物，只有黔国公的官印和世爵铁券。
幸亏禄永命、龙在田等土司忠心耿耿，沐天波得命逃往楚雄。但是，其母其妻，皆未能逃出，惊惶之余，两个妇人怕受辱，在尼庵自焚而死。沐氏家族，一时间惨遭荼毒。
进据沐天波府第后，沙定洲喜出望外，府中所藏之富，超出想象。不仅佛顶石、丹砂、琥珀等珍宝充楹，白银和赤金大锭皆论筐装，每筐百斤，“藏以高板”，一板有五十筐，共有二百多库，其他珍奇异宝不计其数。
世守云南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富可敌国。
沙定洲、万氏夫妇乐得合不拢嘴，出于土财主心理，他立刻命人不停搬运，全部装载送回自己老窝。干完这些，他才想如何做他的“云南王”。
沙定洲占领昆明，明朝的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皆被劫持。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在籍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并以吴兆元、王锡衮的名义给当时的南明隆武政权上疏，奏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杀“叛贼”。后来，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让沐天波等人上书汇报情况，并没有发出讨伐沙定洲的诏旨。这样一来，就变相承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权。
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在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对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矢口痛骂沙定洲为“叛贼”，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揭发沙定洲谋反实情。《明史》上讲王锡衮“居数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实是被沙定洲派人杀死。这位王大学士是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朝当过礼部左侍郎，多次进献忠言，后任吏部尚书，任皇帝的讲筵官。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病死，回乡丁忧。不料想，他离京不久，崇祯帝自缢。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闽去赞拥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谋反，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云南全境，如今基本处于沙定洲掌握之下。他依循从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称“总府”，俨以云南王自居。当下之急，沙定洲就是要消灭沐天波本人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和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沙定洲的“云南王”美梦，忽然间被窜至的大西军余部粉碎。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群龙无首，既畏清军，又不能再窜回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交手，思来想去，困兽犹斗的心志，只能迫使这支“流贼”军队往重庆方向突围。
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支“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他们再也不能像张大王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合击后，他们杀掉仍旧坚守张献忠“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政策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贫地瘠，长驻不是耐久之事。众将正痛苦思虑间，天下摔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有可能产生联系呢？
原来，中原农民军蜂起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私人关系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由于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加击。不料，老龙兵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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