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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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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位⑸�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毛泽东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毛泽东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等。
毛泽东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抓住两面旗帜，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民主义（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力不够。毛泽东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
二、延安：一个革命的符号地带
1937—1938年，国内政治较为开明，国民党也抗战，可是为什么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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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蒲鲁东在1848年指出：“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说过：“毫无疑问，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许多青年相信，美丽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义的方面（陈学昭），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抗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第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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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李伯钊、陆定一、凯丰都会写歌词，三个人都有留俄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元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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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泽东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泽东带头讲“故事”——毛泽东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他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泽东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诠释着毛泽东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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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①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泽东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化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而且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蹿红的“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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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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