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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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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泽东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恩来谈了什么，日记中没有记载。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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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预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与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他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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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12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赴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20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80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70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合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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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尚昆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①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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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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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七律·有所思》①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②。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③ ，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少奇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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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
③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28页。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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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①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②。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③。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泽东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泽东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④ 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他历次视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他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泽东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泽东“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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