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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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24日回到了东京，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这是一个仓猝的缺少亲友的祝福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几个人。可又岂止是缺少祝福啊，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追到了东京，将孙中山一通大骂，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解除婚约，可遭到了二人拒绝，气愤以极的宋耀如当即与孙中山绝交，并和宋庆龄断绝了妇女关系。不过老头老太太还是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些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之后，宋耀如再不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且身体越来越坏，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
宋庆龄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至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十年的历程。
在上海的日子，恬静的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孙中山得以沉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革命历程，整理一下自己的革命思想，于是就有了三本书的诞生——《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后人把这三部书合称为《建国方略》。
其中《孙文学说》又名《知难行易学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关于“知”与“行”的关系，过去中国的传统是认为行比知要困难，即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认为这种旧的知行理念把难和易完全弄颠倒了，造成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结果“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孙中山痛苦反思辛亥革命前后多次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且“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旧说的深刻影响，“是知与不知之故也”。有鉴于此，孙中山毅然决心力辟“数千年来深入于中国至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的知易行难说”，“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针锋相对地创立知难行易说，并把它当作“救中国必由之道”而提出。孙中山把一次次失败简单归结为“知”与“行”的认识问题，未免草率，但能够将之前的努力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思考，进步是很大的，尤其对于一个年过半百之人，殊为不易。
只不过和同一时期传到国内的、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孙文学说》显的要简单和幼稚了许多。而《实业计划》中虽有诸如“大铁路”，“三峡大坝”这些过于超前的、不切实际的规划，但总体来说是一部很有见地，很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经济建设文件，其主张实业建设应由国家和私人两方面同时进行，但须划分双方经营范围：“凡夫事业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认为应该采取“开放主义”，“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把这种大实业国营主张称作“社会主义”，但似乎和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两回事，却和我们79年之后执行的经济政策几乎完全一样，在经历了连绵不休的内战、艰苦卓绝的抗战、“反右”、“大跃进”、“文革”之后，当我们终于开始实施1919年成书的《实业计划》时，已经是整整60年以后，一个甲子的轮回啊。


第三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认为，所谓民权就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他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四大民权的实现，必须从最基本的技术操作层面入手，将民主政治具体化为集会、结社、议事方式的训练，即“民权初步”。在这个著作里，孙中山不厌其烦地详论集会、结社、议事、动议、讨论、选举、表决、计票、维持会议秩序、制定社团章程、明确个人权利义务等琐碎的操作细则，绝非将民主问题简单化、庸俗化，而是依据“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原则，将民主政治理论，落实为一般民众人人都能掌握的普通常识与行为规范。他认为，民主政治体制的“议事之学”，好比“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孙中山希望家族、学校、农团、工党、商会、公司、国会、省会、县会“皆当以此为法则”，由此养成国民的民权意识，“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这个《民权初步》应该说在当时也没有太多独创之处，不过是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了讲解和阐释，可时至今日，90年后的今天，我们竟依然踟蹰与《民权初步》的门槛前，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第二十一章　混战，混战
在上海蛰伏的孙中山，最怀念的人可能是陈其美了。陈其美行事果断，心狠手辣，民国前后的多起政治谋杀都是他的主谋，难得此人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宋教仁早亡，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原来同盟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只剩下汪精卫和陈其美两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了他的中华革命党，而汪精卫因为刺杀摄政王而被关了一年，出狱后反倒没有了位置，以至于这些年都没什么作为，而陈其美则一直活跃在政治斗争的一线，而且是革命党高层中除黄兴外唯一带过兵打过仗的，孙中山对其十分倚重。可惜，1916年5月18日，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一声枪响，陈其美遇刺身亡，那真是卸掉孙中山一条得力的臂膀啊。查看正史，说陈其美是被袁世凯授意，由张宗昌派人做的，本人对此事持保留意见，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主力是蔡锷和段祺瑞，不是孙中山和陈其美，你闲着没事刺他干嘛？再说，此时袁世凯已经退位了，更没有理由因为陈反对复辟而刺杀他。1917年6月6日，袁世凯就死了，死前半个多月正是病入膏肓之时，还有精力去授意刺杀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
陈其美的突然离去对孙中山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他遇刺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就宣布停止一切党务活动，其实和解散没什么区别。不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注意到了一个人，陈其美遇刺后，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大总统袁世凯授意的，都怕被栽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惟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此人就是陈其美的结义兄弟蒋介石。以前，陈其美跟孙中山推荐过这个兄弟，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此次陈其美遇刺显示此人还有情有义，也就是从这时期，孙中山还是注意并逐渐重用蒋介石。
孙中山不是闲的住的人，沉淀反思是需要的，但沉淀与反思的目的是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在1919年10月10日，蛰伏上海滩一年之后，中华革命党停止活动三年之后，孙中山发出通告，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继续任总理，规定：“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国民党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以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新党章第四条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13日，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主任居正呈请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主任，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当即批令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　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为广泛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帮会性质的苛刻条件，并大量吸收青年人党。
这次的改组，实在是一次明智之举，孙中山明白了一个道理，凝聚力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之所以选择这这个时候高调出山，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孙中山当大元帅时，曾经将一支四五千人的警察部队，划给陈炯明率领，出粤援闽，当时是希望能够有一支独立于桂系的、听从自己号令的军队，这陈炯明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后，他曾任宣布独立的广东军政府的代都督，应该说起步很早，但却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去参加那个劳什子的中华革命党，因此如果陈其美不死，这个位置恐怕轮不到他陈炯明。陈率队出粤后，连战连捷，迅速在闽南闽西建立了“护法根据地”，之后广州军政府四分五裂，陈炯明乐的在福建扎下根来，这只占据福建的部队就是后来的粤军。
陈炯明这支粤军的建立，孙中山出了很大的力，或者可以说这是一支孙中山建立起来的部队，孙中山为了能够实际控制这支部队，派已经成为心腹的蒋介石前往粤军担任了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因蒋介石资历尚浅，年纪又轻，所以对于粤军决策起不到什么作用，做起来也就有一搭没一搭起来，后来干脆就回到了上海。好在陈炯明一直奉孙中山为这支部队的领袖，孙中山也会时不时的下了命令给个建议，尽管听或不听由陈炯明定夺，孙中山被迫离开大元帅的位置时，粤军就留在了福建，自我发展，等待时机，这使得孙中山一直心存希望。
在孙中山蛰伏上海滩潜心着书立说的时候，陈炯明率领着粤军艰苦的转战各处，人越打越多，实力越战越强，竟然在闽南建立起了一个拥有26个县的根据地，并自任为这个地区的军政首脑，俨然已成一派军阀，但陈炯明与其它行伍出身的军阀不同，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知识分子，在任广东谘议局议员期间，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多项提案，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是一介武夫，事实上，陈炯明也确实和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军阀不同，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他是中国最早比较俄国（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政体的政治人物，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高出其它国家一筹的能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他们政体的研究，尽管很粗糙，但已是难能可贵了。他一方面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而欢欣鼓舞，甚至和列宁通信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坚决反对某一阶级专政，他一方面推崇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按美国的联邦制来统一中国更符合中国国情，也就是他一直所倡导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本来就是不是二维的非此即彼。　
那时的中国到处在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都想当黄雀，可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性情温和、颇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和陈炯明的现实相比，孙中山则太过理想化，在他看来，正义的事情就要实行，却很少去考虑实力对比问题，所以他多次要求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那是打仗，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过家家，输了可以再摆一盘，弄的孙中山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


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是因为他认为还不是时候，并不代表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那个让他大展宏图的机会。当历史进入1920年的时候，机会出现了，先是驻粤滇军李根源和李烈钧发生争斗，自己和自己在韶关开战，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裂，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了，我要出手了。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朱执信和廖仲恺到漳州，敦促陈炯明趁此机会率粤军杀回广东，并许诺给予军费，孙中山总是时不时的会拿到一笔赞助，当然赞助不是搞慈善，总是要回报的，“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注26】。陈炯明是个圆滑精明之人，他一方面表示接受孙总理的命令，回师广东，即给孙中山一个人情又拿到一笔军费，另一方面，找到福建督军李厚基，跟他说，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呢，我即日起兵回广东，把这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二人一拍即合，又拿到一笔钱。
这边准备打还没打呢，直皖大战已经开始了，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故，曹锟成为了直系新的首领，他早就看不惯段祺瑞的飞扬跋扈了，仗着手下大将吴佩孚能征惯战，加之奉系张作霖鼎力支持，大家一商量，打吧，1920年7月开战。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在袁世凯之后，北洋军实际上分化出了直、皖、奉三大派系，现在直、奉联手俩打一个，段祺瑞岂能不败，当然败的也太快了点，只坚持了5天。按照江湖规矩，打输了就要交出权力，段祺瑞只好辞职，直奉两系共同执掌北京政府，段祺瑞解散老国会，起码还要成立个新的走走形式，现在曹锟，张作霖连形式都懒的走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段民国史太乱，看着人头疼，给大家个建议，以看《三国》的心态来看这段历史，一切一切的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要以《三国》心态来看这段历史呢？因为和三国时候一样，所有的战争大家都会喊些义正词严的口号，可不管是开始时候的18路诸侯，还是后来高喊“匡扶汉室”的刘备，号称为社稷扫平叛逆的曹操，都极少去考虑战乱之中的老百姓，和在战场上逝去的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这不，人家桂系不过是没让你孙中山说了算而已，人家提出的是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