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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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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利用对苏区地形熟悉，耳目众多的优势，两次成功的诱敌深入，并以大兵团设伏，最终大破敌军，非但寸土未失，还使红一方面军加地方武装超过了8万人。
可就在地盘在扩大，军力大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搬过来了。这个中央是由苏联扶植并确立的，博古在接替向忠发工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总书记之职，指挥全党时，年仅23岁，搁现在也就是出入各大招聘会，四处投投简历的年龄，你直接让他领导中国革命，岂不扯淡。也许苏联认为，一个传声筒，岁数大小无所谓，只要俄文够好就行。接着共产国际又为苏区派来一位军事顾问——李德，这哥们32年毕业于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后就来中国了，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和当初派给黄埔军校的那些个教官不可同日而语。
博古先留法后留苏，接受了正统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教育，亲眼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采，在他看来，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必须学习的，执行苏联的命令是组织原则，跟他们这些饱喝洋墨水的比起来，毛泽东的学历就太低了，即没见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也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和他们比了，整天想着占山为王，不思进取，按你老毛的主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啊，要不是你毛泽东在根据地有些威望，我直接就把你给撸了，因此才给毛泽东弄了个“国家主席”的闲职，此时的国民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实行的都是“党国”体制，即党指挥枪，枪指挥政府，所以此时26岁的博古就成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正的一把手，风光无限。
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一次，国军方面接受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第一、不再轻敌，要把红军当一个强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而是步步为营。就这两条的改变，实际使战场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我认真对待你的时候，我会更缜密的调动军队，不给你局部优势的机会，这对于人数和装备占优的国军是相对容易的。第二点尤为重要，蒋介石说了，匪区不过500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他推平，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整顿民团，发给武器，使他们平时能够充当宪兵警察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可直接参战，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推行“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佃农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25％，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注39】。这招太厉害了，也就是说，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特别是“二五减租”政策，比红军的“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要温和的多，也更具合理性，今天我没田地，把土豪打了，分了地，回头我努力耕种，有了结余，你好吃懒做，败了家，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把我打倒，再分我的地啊。再加上打土豪风险太大，减个25％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啊，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再让人家抢回去来的划算，事后证明，国民政府《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几条政策的实施，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下去，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
蒋介石命令“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注40】，这么打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红军此时的最高军事当局是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这三位都无直接指挥部队的经验，而国军的堡垒政策，也确实棘手。前三次围剿，主要是地方军阀为主，而从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亲任统帅，开始调动他的嫡系中央军，也就是那个由黄埔军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部队，第四次围剿虽然没能拿下中央苏区，可是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给端了，使得中央苏区孤立无援。等到第五次围剿时，因为《塘沽协定》签订，日本人在华北的攻势暂停，而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导致一直纷争不断的国民政府竟然团结了起来，以至于这次蒋介石可以调动50万大军，倾力而为。
可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呢？加上地方武装，总共10万人，如果任由国民党步步为营的推进，那么“国将不国”，“三人团”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据险而守，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用钢铁的意志，对抗凶悍的敌人，在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明显高过国军，这是红军最可自豪的地方，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附和了“三人团”的军事部署，可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的多，这次国军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身先士卒，军长旅长经常会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团长一级则不光是直接参加战斗，甚至率众与红军肉搏，作为主攻的第三路军，其死伤的官兵比，高达1：11，出现了一个连连排长全部阵亡后，依靠一个军士指挥仍然坚守住阵地的情况，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问骅后来回忆说，“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倒下一大片，可后面的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李德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国军几乎没有起义的，只有少量被俘的”。可见其高昂的斗志完全不输给红军，另外就是武器装备的优势，中共第一大将粟裕回忆；红一军团主力19师，战斗力很强，擅长野战，可没见过装甲车，部队一看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顿时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让两辆装甲车就冲垮了，另外这次的国军每个连都配备了机枪，多的连甚至有六挺之多。
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的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的10月初，以红军失败告终，历时一年，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消耗战略，就是不为所动，就是步步为营，用最笨的方法去求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5倍与己，装备占有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达到的。
后来看到我们的史书上写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主导地位”以致遭到失败。这点我就闹不明白，王明30年就跑苏联去了，那时他才26岁，37年才回国，真不知道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身在苏联，怎么就有本事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来又说是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所致，如果继续执行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就能如何如何，要我说博古、李德确实不行，但把责任简单的推给他们，也毫无道理，人家国军不是傻子，你前四次用这招赢了我，我到第五次了还上你的当吗？学张国焘，不打就跑，也许可以保存更多的实力，但只要打，请谁当统帅都无法打破国军的堡垒政策，何苦把责任都推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呢？
当然，说博古责任没那么大，但还是有的，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他确实不是一个治国之才。苏区本来就是落后地区，因为打仗的需要，又把大量优秀的人才被补充到部队，各级政府基本就没有合适的人了，干部大都是临时补充的“工农干部”，没文化、没经验不说，有些还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基层组织本来就不够坚强。博古来到苏区后，不正视这些不利因素，不去解决执政为民的问题，而是搞什么查田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右倾，以前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一定还有大量的隐藏的地主富农没被抓出来，所以要查田，这一查可好，原来地主富农只占7％，这次一下提升到10％，江西那个穷地方，哪来那么多地主富农啊，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前雇过工的也被当富农打击了， 你主要是靠出卖劳动力养活全家，但只要稍微放点债，收点租，你就是地主，本来整体执政能力就不足，的一群这一下闹的乌烟瘴气，本来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被弄的鸡飞狗跳，人人自危，老百姓对苏区政府的信任大幅度下降。接着又在国军进攻最猛烈的34年的5、6月间开始肃反，西江县数万人口的小县，半个月内被抓了几百个反革命分子，判死刑的就两百多，一时间“赤色恐怖”弥漫乡间。之后就更不像话了，打仗没钱就强行推销公债，让你买就得买，不买就是地主。再就是扩红，打仗需要人啊，就得扩充红军啊，可苏区总共就300万人口，当时乐观估计也就70万壮丁，可累次扩红已经有16万人当了红军，占了四分之一了，还要再扩，老百姓当然不情愿了，思想教育不行，就来硬的，就这样扩充的部队，上去能打仗吗？ 【注41】
事实证明，农民变成军人不是换身衣服就行的，当中央决定放弃苏区向湘西转移的时候，还有8万多人呢？和开战前区别不是很大，但新兵太多，干部和部队骨干因为伤亡减员严重，已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且多为不情愿的农民，又没有经过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连中共最可倚重的人民群众的支持都没有了，苏区还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再说也守不住了呀，跑吧。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向西突围。中共在瑞金建国已经三年了，这机关工作人员极其家属一大堆，都是非战斗人员，再说穷家值万贯，这一转移，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大到军工机械，小的便盆都带上了，大车小辆的一大堆，如果他们知道此一去是漫漫两万五千里，如果他们知道再一次建国是15年之后，这些劳什子根本就不会带。
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等很多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红24师和地方武装约一万六千人，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哪里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去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项英曾经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是他的副主席，后来又当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和代理主席，按李德的意思，毛泽东也要留下来，他跟着中央走，不利于团结，但博古表示，他已经和毛泽东谈过了，大家在政治路线上已无分歧，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所以最后关头，毛泽东被允许跟随中央红军转移。
湘江在界首这一段是很窄的，也很浅，随便用几个竹筏就能搭起浮桥，实在不行，趟也能趟过去，和红军后面遇到的大渡河、乌江比起来，真是毫无难度，且此时红军刚刚从苏区出来，人还有八万六千之众，粮草、弹药还算足备，谁成想此战却成为了中共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红军以最精锐的红一军团为开路先锋，27岁的林彪将要为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从此之后的一年里，他要经历古往今来最众寡悬殊的较量。
红军由西向东，要先过潇水，再渡湘江，潇水和湘江之间约有百里，蒋介石就是想在潇水和湘江之间全歼红军。这时正在渡潇水的大部队，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也非常奇怪的消息——前方无大敌，消息是由红一军团侦查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便衣侦查队发回来的，刘忠率领着这个小队人马，迅速渡过湘江，到达西岸的界首，接着向北，转向全州，发现根本没有敌人。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央军被调去攻击中央苏区了，这一地区是由何健的湘军和白崇禧的桂军共同把守的，而全州本是湘军与桂军防区的结合部，结果呢，何健和白崇禧都命令自己的部队后撤，将潇水到湘江之间的广阔地区变成了不设防地区，湘江的界首到全州段都无敌兵，两座城是空城，原来作为地方军阀，何健和白崇禧都不希望和已成困兽的红军真打，特别是不愿意和林彪的红一军团接触，所以希望让出一条路，只要你不打我，我也就不打你，送客拉倒。
当时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已经过了湘江，红二师下面有个红五团，是一个模范团，战斗力很强，而便衣队长刘忠在这个团当过政委，所以他就要求五团迅速机动，占领全州。这时候五团的团长是陈正湘，可因为二师参谋长李堂萼也在五团，所以得由参谋长做主，李堂萼有些犹豫，敌人怎么可能不设防呢？你刘忠侦查的准不准啊，可别中了敌人的奸计啊。于是上报军团首长林彪，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就这么一耽误，当五团接到命令北进全州时，已经来不及了，就差几个小时的时间，湘军刘建绪的部队抢先一步占领全州。原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缴军总司令，并给他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在此信中，他还抄录了一首严武的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风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健一看，委员长如此器重于我，加上共军这次的目的是在湘西扎根，似乎不想处境这可不行，一定要剿灭他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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