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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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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在阎锡山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进山会议”。与会者多是当地的名流耆宿。会议在公署后面的假山（阎锡山称之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开。历时一年，开始时只有12人参加，后来陆续有人加入，多至134人。会场也由“邃密深沉之馆”迁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
当直皖两系在北方开始兵戎相见，南方也被内部的战争深深困扰着的时候，阎锡山所考虑的，是如何在山西从事道德重建的大业。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能够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在这个浑浑浊世中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会议研究的目标，是“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阎锡山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物体。按东方文化看，人的价值很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体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义。如“仁者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
人都是想过好生活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按照阎锡山的解释，消极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积极地说，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别人也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就是阎锡山为这次会议定下的研究题目。
会议开了一年之后，对工业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
对商业问题的结论是：
“商业应有限制”。
对土地问题的结论是：
“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站在西北的立场上，对现代工商业，持怀疑与否定态度。1921年，阎锡山和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有一番谈话，谈到对工商业的看法。
孟禄是教育学的权威，他们的话题也从教育开始。阎锡山认为，人群赖文化以维持；文化以教育为代表。人群需要什么东西，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
孟禄问，人群现在需要什么？
阎回答：“近来我考察山西各县教育的结果，觉得作饭的人愈没有饭吃；作衣的人愈没有衣穿；作器的人愈没有器用。小民终日劳碌，若问他们作什么，他们便答说：‘我为你们作衣穿，作饭吃，作物用。’山西的情形如此，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作饭者有饭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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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七章土皇帝们（6）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提出过，也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孟禄认为，在现代社会，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就要用好的方法，改良农业、工业与商业，及改良教育，使人得到实用的知识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种结果。
阎锡山一听见工商业，立即摇头。他说：“我很早有个疑问，就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人民是否真正能够得到饭吃、衣穿，与物用，我害怕工商业愈发达，作饭的人民愈无饭吃，无衣穿，与无物用。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为坏事。”
他的理由是：别的国家工业发达，可运货来到中国换饭，将来中国的工业若发达，不知能运货到什么地方换饭。运往蒙古吗？蒙古人不作饭，怎么办才好？
在阎锡山的想象中，工商业和“走口外”、“闯关东”是一回事。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闯了上千年的关东，也没见人间天堂的出现啊！路通财通，道路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看大江南北，铁路沿线无不是最富裕的地区，但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时，却偏偏要修成窄轨，与中原的铁路不接轨，弄得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
明清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就是因为它们因循守旧，不肯融入现代金融体系，才步入衰落之途。但阎锡山依然没有跳出晋商那种陈腐的思维方式。
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一切来自洋人的“思潮”、“主义”，统统抱怀疑态度。他自创了一门“公道主义”，并把它封为“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的万金油，是人类通向幸福之门。
究竟什么是公道主义？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伦理学的概念。阎锡山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不论场合，百说不厌。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清楚公道主义的基本要点，他只是夸张地声称公道主义囊括了一切主义的优点。他这么解释：
“公道主义，为各种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元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圆之单体，非零星的枝节凑合。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灵活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
他的灵感无疑是来自最古老的宗法制度。他所极力倡导的“用民政治”，乃是一种敬慎勿怠、宽容勿矜、礼让忠信的道德实践。他所赞不绝口的公道主义，集中了将家庭、社会、政治、宗教合而为一的文化精神。阎锡山所梦想的，就是恢复“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中国文化基础。
陈公博
中原大战时，陈公博为了动员阎锡山反蒋，曾到山西跑了一趟，他发现“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还是迟缓，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迟到20年。”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南方将领在分析阎锡山的思想时，毫不留情地说：“这位先生，自从在山西与世不通闻问，故步自封，绝不见有新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只邀些名士去讲旧学，受他尊崇。20年来，山西充满了儒释道三教九流的风气，和似是而非的学理，新一点的文化，简直不进山西。”
阎锡山认为他发明的“土地村公有”就是体现了公道主义。所谓土地村公有，即以公债形式把土地收归村公有，再分给农民耕作，受田之人到死时就把田还给村里；以直接税偿还收买土地的公债。这样既可以保证人人有田种，又避免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这个被阎锡山视作得意之作的改革，在1939年就以失败告终了，弄得地主也反感，农民也反感，70％的人都不高兴。因为山西以自耕农居多，这个改革是先把土地公有，再重新分配，他们觉得这太不公道，当然怨气冲天了。
山西官场承晚清颓风，敷衍搪塞、瞒上欺下的道行，比儒家典籍要高深得多。阎锡山鼓励种树，大家就用草包裹树枝、鞭杆、木棍插在地上冒充树苗。阎锡山严厉禁烟，种、运、吸一并悬为厉禁，但1920年破获贩卖烟土、吗啡、金丹的案件，是1918年的四倍。山西禁种，烟土就从邻省大量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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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七章土皇帝们（7）
阎锡山对各县知事感慨地说：“六政考核处办理已经三年，有甚效果？像这样办下去，再办三年，也是无效。”他又抱怨：“照中央所定的法律，禁烟丹无异于奖励烟丹，禁的愈紧，价值愈大，贩卖的人也愈多。”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台湾，1983年版。
为了推行新法，不得不借助于严刑峻法：贩卖烟土者处死，吸食者判刑。同时强化村制，保卫团用武力推行教化。但仍不见效，硬功不行，又改施软功，设立戒烟会，劝人自动戒烟，然贴标语、写文章、官吏宣讲、学生宣传，折腾了数年，还是吃力不讨好。
六政三事推行了五年半，有成有败，但总的说来，赞扬的声音居多，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美誉。山西简直成了太平盛世的标本，据说连一个乞丐也没有。但实际上，1924年至少有超过2。5万名土匪，在山西的地界上横行。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
1930年代以后，随着内战向西北蔓延，阎锡山的门罗主义也失效了，山西农村更是一片凋敝。他不得不承认：“年来山西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呈中央请由山西试办土地村公有制以弭共祸文》。《防共联席会议纪录汇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叁】冯玉祥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农民儿子，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没有信念就是冯玉祥的信念。
冯玉祥是典型的农民儿子。
他的原籍在安徽巢县。父亲是乡下的泥瓦匠，后来投身行伍，全家迁到保定府郊外定居。冯玉祥的原名叫冯御香——“朝罢衣冠沾御香”，也许，他们家从巢县迁到保定，也是为了离天子脚下近一点，好方便“沾御香”吧。然而，他们实际上过着农夫的生活，春耕秋收，拔草拾柴，每逢青黄不接之际，就要把家用杂物送去典当。
冯玉祥的性格非常敏感，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他恨当铺；也恨杂粮店，因为他们家日常吃的米面要靠杂粮店赊账；他恨鸦片烟，因为他的父母饱受其害；他恨贪官污吏；他恨土豪劣绅。总之，乡下贫困的生活，使他满脑子都是怨恨。他的童年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从12岁开始，就到新兵二十镇的军营里练枪打靶，他是一名真正的大兵。
“御香”这个名字确实给他带来不少好运，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从西北回鸾，二十镇要挑选身材健硕、名字吉利的兵丁去站道迎驾，他沾了御香二字的便宜，雀屏中选，真的一沾御香了！冯玉祥第一次和西北发生关系，是在1914年，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率领部队到陕西一带追剿白朗匪帮，足迹踏遍了陕州、潼关、西安、灵宝、渭南一带。“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大西北的景色，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
直皖战争以后，直军第二十师在阎相文师长率领下，开入陕西，驱逐皖系督军。冯玉祥的队伍取道潼关，第二次进入西北。事先冯玉祥请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给胡景翼写信，请他夹攻皖系督军，胡景翼慨然允诺。胡是渭北刀客中一名头面人物，黑道中人，没有不认识他的。
北洋政府任命阎相文为陕西督军。不料上任不到两个月，突然吞服生鸦自杀，成为民国以来最短命的督军。他的自杀，并无特别理由，只说担心自己不能统一陕西。对一个刚刚以胜利者身份走马上任的将军来说，这个理由近乎荒谬。
冯玉祥
阎督军死后，冯玉祥由旅长一跃而为陕西督军，成为民国以来升迁最快的军人。外间哄传阎相文的死与冯玉祥有关，后来，更有人写书，直指是冯玉祥在酒宴之上，以毒酒毒死阎相文，收编了他的队伍。但说归说，还是查无实据，遂成轰动一时的疑案。昌人《冯玉祥的转变》。《现代史料》（第三集），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民国以来，疑案、悬案、无头公案，多不胜数，阎督军之死，不过小儿科耳，连历史学家也提不起破解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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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七章土皇帝们（8）
冯玉祥拒绝搬进阎留下的督军署，他在西安城西北角另建一座新的督军署。这块地方在明代称作皇城，在清代称作满城。辛亥武昌首义后，陕西响应，关中豪杰攻入满城，把里面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尸积如山，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冯玉祥就在这个地方，作为驻兵之地，修建他的督军署。
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衙门，可以坐在高堂之上发号施令了。
冯玉祥上任后，立即疏远了曾为他出过力的胡景翼，他派人对孙岳说：“胡部完全是土匪，扰乱地方，绝不能容的。”
孙岳对冯翻脸之速，感到十分惊讶：“焕章（冯玉祥字）太不够朋友。胡笠僧（胡景翼字）刚帮了他一个忙，他就要反过来收拾他。”胡景翼也深感失望地说：“吴佩孚、冯玉祥要把我挤出陕西，要收编我的队伍。”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认为是向中原发展的机会，于是积极向吴佩孚请缨。不料吴佩孚对他素无好感，不肯让他上前线。冯玉祥勃然大怒，擅自将队伍拉出潼关。当时吴佩孚在前方忙得不亦乐乎，无暇后顾，只好委任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负责监视河南。
出发前，冯玉祥把陕西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儿女亲家刘镇华，他把官兵们召集起来说：“这次出征，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讨伐媚日卖国的奉系军阀。”他抬起脚，把布鞋踢出老远，大声说：“我看督军的位置，如同这只破鞋，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是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
壮哉斯言！然而，如果在民主国家，一个总统候选人说他视总统职位如破鞋，选民们还会投他的票吗？人们怎么指望一个把自己职位看作破鞋的人，能在这个职位上为国、为民效劳？好在中国的官员都不是老百姓选的，不烦操心。冯玉祥把陕西督军看作一只破鞋，是因为他一心想得到河南督军这个位置。冯玉祥决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
河南督军和奉系暗通款曲，宣布武装中立，凡是参战客军逗留豫境，一律解除武装。但冯玉祥的武装，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除？双方激战一天，豫军大败。冯玉祥乘机扫荡河南全境。几天以后，政府下令由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
河南是吴佩孚的老地盘，他的大本营就设在洛阳，河南督军在吴玉帅面前，从来就像小媳妇一样。而冯玉祥又是个一惯自行其事，不听号令的人。翩翩儒将和草莽英雄之间，必然水火不容。
上任没几天，吴佩孚便勒令冯玉祥协饷80万元，以后每月协饷20万元，冯玉祥就算能筹得出这么一大笔钱，也不会白白送给吴佩孚。他复电拒绝了。吴佩孚明确告诉他，如果他做不到，就请让出河南督军的位置。
冯玉祥感到在河南没办法呆下去了，于是跑到保定向曹锟哭诉，他的用意是向吴佩孚摆出投靠保定系的姿态。不料曹锟对河南小媳妇的处境，大表同情，劝冯玉祥干脆调到北京。冯玉祥吃了一个哑巴亏，有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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