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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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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设立中立区域，并表示中国可以将锦州一带军队撤入关内。
举国上下对锦州“中立区”之议，齐声痛骂。各派政治势力在对外问题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纷纷发通电、做演讲，义正词严指责南京政府误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把这个时期称为“大动荡、甚至混乱的时期”，他置身于国民党外，清楚地意识到，“政治上的混乱形势，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目的是赶蒋下台。
蒋介石是有苦说不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说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现在的蒋介石，何尝不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呢？
南京政府外交部于12月1日发表声明，对中立区的计划，依然坚持“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并已向驻锦中国军队长官发出必要之训令”。
声明发表之日，反对之声，盖地而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冒着风雪严寒，奔赴南京请愿。民间的抗议，竟成风云变色之势。国民政府急急忙忙收回中立区的办法，补发一篇断头将军的庄严声明：“盖目下锦州之在东北已成为最后之堡垒矣”。
张学良在大凌河沿线布防，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对部属们说，“即使打垮了，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同时把东北军的战斗序列和部署，向蒋介石请示。
第49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5）
林森
然而，12月15日，为了换取宁粤和解，蒋介石宣布辞去国府主席一职，而新任国府主席林森，迟至1932年1月1日始宣誓就职。12月29日，张学良收到国府复电，要求东北军拆除大凌河防线，并于年底全部撤入关内。这时的国府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电报究竟是何人所发？历来言人人殊。
其实，这封电报出自谁人手笔，已无关宏旨，不会改变它对历史的影响。
在此之前，国民党一直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从当年的省港大罢工到武汉时期的收回英租界、从争取关税自主到中东路战争，国民党给世界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然而，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复兴运动，从此脱离了国民党的领导。
【贰】战火烧到上海——蒋介石的地盘来了。淞沪战争使东部财团蒙受重大损失，从此，它作为国民政府主要经济支柱的作用，几乎丧失殆尽。
尽管中国内战连年不断，但对于东部的资本家们来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南北战争、中原战争、国共战争愈激烈，上海的资本与商业就愈活跃。这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几乎荡然无存，地方自治的加强，内地资本为了逃避战乱而流向上海。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也成为纺织和食品工业的中心、航运中心。
这些造就了上海的繁荣，尽管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繁荣带有某种畸形的形态。
东北巨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学生们一马当先，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查禁日货，各行各业都热烈响应。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廷松为常务委员的上海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联合上海工商界共同行动，从学生中招募检查员，直接监视各商行的货栈，一旦发现日货，即查封没收。当时参与抵制日货的还有以旅沪广东人为主的上海洪顺互助会等帮会组织。一场雷厉风行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全面展开了。
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不是切身的经济利益。尽管日人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朝野也有不少谣言，笼罩着不祥的预感，但却没有预料到，上海这么快就卷入了战火之中。
1932年的元旦，是个非常黯淡的日子。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发生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前清逊帝溥仪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逃往东北，人们猜测关东军要在东北扶植一个伪政权，关于满洲国的谣传，众口喧腾，如出一吻。
到了1月份，已经不是谣传了，日军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配合伪满洲国的成立，在上海挑起了一场武装冲突。虽然这只是一场战术性的局部战争，但对蒋介石和东部财团来说，却是沉重一击。
上海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支柱，全国有半数的税收来自上海。蒋介石非常担心万一上海发生战争，会使工商业瘫痪，政府财源枯竭（事实上，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1月分证券价格下降五分之一，成为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海是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集中点，如果日本真的出兵上海，必然会促使西方国家干涉，而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
蒋介石权衡轻重，委决不下。
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已处于战争边缘。有钱人忙着收拾细软往租界搬，没钱的人就想办法逃往乡下。
市区内的大街小巷都垒起了沙包，架起了一道道的拒马和铁丝网。在昏暗的路灯下，士兵们的刺刀和钢盔处处可见。昔日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景象一扫而空，大上海成了一个沉寂无声的恐怖世界。
当时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本来在江西参加“剿共”，宁粤和谈时广东方面提出一个条件：一定要调粤系的十九路军进驻沪宁路一线，始肯和谈。蒋介石表示允准。于是机缘巧合，使十九路军脱离了内战，开到了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成就了它的千古美名。
1月24、2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朱培德将军两次严令十九路军不得与日军发生任何冲突，并且派宪兵接替十九路军的防务。
第50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6）
按规定接防应在1月27日下午6时以前完成。下午5时，宪兵六团先遣部队第一营到达北站，十九路军各部纷纷请战，不肯撤退。蔡廷锴军长和蒋光鼐总指挥遂毅然变更军令，将交防时间改在29日。
蔡廷锴蒋光鼐
当晚，日军移动频繁，虹口花园一带商民纷纷搬迁。蔡廷锴命令闸北的驻军：“倘宪兵未接防，仍须固守原来防线。如日寇无故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希望战争不要在上海发生，无论军界、政界，还是在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很浓的侥幸图存的气氛。然而，1931年1月28日晚上11时30分，这个希望被打碎了。当人们发现，日军海军陆战队分乘四辆铁甲车，由北四川路缓缓开出，驶入天通庵车站，然后由此向天通庵路、同济路推进时，终于明白，无可避免的命运降临了……
举世震惊的淞沪战争启幕了。
五分钟后，蔡廷锴在司令部里听到全上海都拉响了警报。在宝隆医院养病的蒋光鼐匆匆出院，和蔡廷锴一同赶往真茹车站指挥。他们一面向军政部报告，一面命令十九路军全部限三天之内集中上海附近，誓言“竭十九（路）军之全力，保存淞沪，非至一枪一卒，尽行牺牲，不肯退让。”《淞沪中日血战初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这场战争，从1月28日开始，打到3月1日，历时33天。杜月笙的收入也大受损失，他旗下的五只赌台，全部被迫收档，但他仍然为十九路军提供了大量金钱援助和后勤支援，十九路军对此感激不尽。国军投入的实际兵力，除十九路军外，还有张治中的第五军两个师，及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深知这场战争对上海经济将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由他私人支配的税警总团当时也在上海，立即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战争。
在这33天之内，中日两军数次进行停战谈判，但都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1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的宣言。这显然是做给西方看的姿态。
尽管战事爆发不久，美国即向中日双方提出照会，要求停止在上海的冲突，但毫无作用。1月30日，急于结束战事的宋子文，再度呼吁大国进行调停。1月31日，英国领事蓝溥森终于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英国领事馆举行谈判。
吴铁城要求日军首先撤至租界线以内，限三小时之内答复。日方说要两个星期来请求政府。最后由英、美领事提出折衷办法，以三日为期，限日本领事向政府请求撤军意见。在这三天内，双方均停止进攻。当经中日双方同意而散。
然而，仅几个小时之后——2月1日凌晨1时——日军便违背诺言，恢复进攻。
2月18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勒令中国军队全部撤退。市府于次日复牒驳斥。日军于是全面出击。战事达到白热化状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悉数投入战斗。上海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无论繁华商业区还是居民区，均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西方各国似乎对日本束手无策。蒋介石大失所望。
3月1日，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在南翔开会，决定暂时撤到第二线待援反攻。实际上是退出战斗。
此时，上海的难民人数，已近60万人，贸易完全停顿，关税收入下降75％；约有900家工厂和商店被毁或关闭，资本的损失，堪称天文数字。
宋子文痛心疾首地说：“‘上海事件’，对，是一次‘事件’，可是这次事件造成一万二千多人死伤，毁掉的财产价值共达数亿元以上，而使上海的巨额贸易停顿达数周之久。国联和那些大国袖手旁观。它们甚至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中国宁肯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而不愿向外国军事统治屈服。”［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星光书店，1985年版。
宋子文
宋子文不是政治家，他关心的是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而蒋介石则首先是一位政治领袖。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第51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7）
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城市。宋子文对农村不甚了解，感受不到来自农村的威胁。因此，他对蒋介石在东部沿海的富庶之区受到战争摧残时，仍然忙于到江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瘴疠之地去剿共，感到不可理解。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举行休战以来的第15次会议。英、美、法、意四国公使作为调人出席。但中日双方的首席代表都告病不来。上午11时35分，双方首席代表各自在医院的病床上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申报》月刊向全国人民发出沉痛的呼告：“清晨醒来，梦幻灭了！”
事实证明，国联没有任何力量制裁日本。弱国无外交，诚为谠言。
为解决中日纠纷，早在1931年12月10日，已经决议组织调查团，但直到42天之后，调查团的成员名单才确定下来。共计五人，委员长李顿是英国人，英国枢密院顾问，国联第12次大会的英国次席代表。顾维钧博士作为中国代表，以顾问身份参加调查团。据他说，“国联行政院给他们规定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问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调查团没起什么作用。他们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欢迎宴会，面对的是一大堆互相矛盾、各执一词的材料。顾维钧说，调查团在中国期间，“玩得那样高兴（散步、谈笑甚至欢跳）”。这种情形，让人感到泄气。当时住在泰山的冯玉祥打电报给顾维钧，说这是“污辱中国人的事”。当调查团到泰山游玩时，冯玉祥故意避而不见。
就中央政府的心理来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调查团能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想通过国联将中国的情况向全世界公布，以刺激西方的舆论，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一番“调查”，9月4日在北平签字、10月2日在日内瓦公布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虽然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但不同意东北恢复事变前原状，而是主张“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实际上是把东北变为国际共管。这也符合中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愿望。报告书建议，由中日双方签订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条约：
一、东省经济上之开发，日本得自由参加，但不得因此而取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管理该地之权。
二、日本在热河现在享有之权利，予以维持。
三、居住及租地之权，推及于东省全境；同时对于领事裁判权之原则，酌予变更。
四、关于铁路之使用，订一协定。
调查结果可谓荒谬绝伦，除了中国政府一本正经地表示认真考虑之外，全国一片臭骂之声。可惜政府的故作低颜，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同情，反而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
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单独担起制裁日本的责任，它充其量只是不承认中日双方签订有损门户开放、有损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或行政完整的条约。但这种不承认主义，并无武力作为后盾，完全是无作用的国际空谈。
至于英国，可由国联调查团的态度，看得非常清楚。1930年代初，主持英国外交事务的约翰·西蒙外交大臣，是绥靖主义的开山祖。他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尽量让日本去啃东北这块硬骨头，避免和英国抢长江流域的肥肉。
而法国所奉行的是无所作为的官僚政策，一味拖延调解，就是不肯作出决定。
尽管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了温和的容忍态度，但日本却毫不领情，这个面积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岛国，不仅完全拒绝国联的调查报告书，而且在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
为了表示他们根本不把西方的国际空谈放在眼里，日本在华北再次挑起事端。
1933年元旦，日本宪兵队在榆关城内四处开枪，收缴中国警察的枪械。当地驻军迟疑不决，不知该还击，还是退却。日军索性大举进攻，一夜之间，榆关便告失守。3月3日清晨，开鲁、南岭、北票都遭到敌人偷袭，国军猝不及防，狼狈后退。热河省主席只身逃走，日军仅以128人的兵力，轻易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第52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8）
3月9日，蒋介石、宋子文和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在保定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引咎辞职，由何应钦代理，直接指挥长城各战役。蒋介石继续留在华北坐镇。战况似乎一度好转。可惜好景不长，3月28日以后，局势急转直下，国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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