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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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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北京政府下令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由莫荣新代理。这两人都是绿林出身的草莽英雄。广西的十万大山一向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窝。
胡汉民在向桂系争取那20营省长亲军时，曾拍胸口保证，决不留在广东，一定向外发展。事实上，这支军队如果不趁早走开，最终也会被消灭。12月2日，孙文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率军攻打福建。1918年元旦过后，他们便收拾细软，匆匆开往汕头。人们普遍有一种逃出樊笼的感觉。
这时，不仅南北形同水火，南方内部亦一团混乱。孙文打算在广州成立临时政府，选举总统，然后“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以武力统一北方。他豪气干云地表示：“若论南北之实力，南方必占优胜……历次战争，南方之师皆能以少数胜多数也。”孙文《对广州各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但事实上，最大的阻力，并不来自北方，而是南方自己。桂系坚决反对成立正式政府，更反对选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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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0）
孙文深受掣肘，一怒之下，竟发动武装政变。他集合了一群血气方刚的军人，号召他们去推翻军政府属下的桂系省政府，他甚至亲自指挥海军向督军署开炮。但军队没有服从他的命令，程璧光也不同意海军卷入这种内讧中。
时隔不久，程璧光就在广州长堤被人开枪暗杀。刺客是孙文手下最得力的干部朱执信派去的。朱执信和帮会的关系一向密切，可以说是孙文和南方帮会之间的联络人。程死后，胡汉民执笔起草讣电，数易其稿，写到动情之处，涕泪皆下。原稿中并无提及缉凶，朱执信亲在电文中加上“现在严缉凶手”一句。
帅府没有预计到暗杀一名海军总长，会引起什么后果。春分前后，改组军政府的呼声，渐渐由远而近，升腾高涨，孙文仍不为所动。4月，国会使出杀手锏，由一批军政大员联名通电，提议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他们要削弱孙文的权力。在这批军政大员中，包括孙文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外交家伍廷芳。这就像一颗炸弹在孙文的后院爆开，产生惊人的震动。
在孙文周围的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一切粤系武装与桂系对抗；另一派则主张对桂系暂时妥协。胡汉民、汪精卫都属于这一派。
4月10日，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大纲案。当天派了三批代表分别去征询帅府、督署和海军办事处的意见。莫荣新和海军方面，对改组当然是喜形于色。然对于孙文来说，5月20日，是一个阴暗的日子。非常国会不顾孙文反对，选举了七名总裁，孙文的票数排行第四。这位被强行削权的大元帅决心离开广东。
一切得从头开始。
孙文乘坐信浸号轮船，黯然离开广东，经日本转道前往上海。一批忠实党员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都在他的周围，奉孙指示，专心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孙文也以眼病为由，过着几乎是半隐居的生活。他们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实际上伺机待变。
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
粤军开赴潮汕地区后，迟迟没有开入福建。尽管孙文函电促驾，急如星火，但陈炯明却举棋不定。他想在东江招兵买马，扩充军实，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孙文心急如焚，派帅府参军蒋介石到粤军总部，督促和参与制订援闽作战计划。
经过数月筹谋，陈炯明终于大起三军，自任中路，许崇智、邓铿分任左右指挥，麾军攻入福建。其势锐不可当，攻城略地，指东打西，闽军无不胆寒。不久，粤军在闽南开辟了一个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陈炯明驻节漳州，以龙溪为县治，自任军民两政长官。粤军的大胜，在未来的停战谈判桌上，为南方争取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918年9月。北方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南方立即表示否认，同时宣布由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权。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了。美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提出说帖，劝告双方速息内争，自谋统一。实际上是向南方施加压力。南方政府作出积极的回应。11月22日，表示愿意停火，和北方举行谈判。
前线的枪声平息了，和平的呼声甚嚣尘上。孙文如果不参与和平运动，将被排斥在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外。这又是一次痛苦的选择。
11月30日，七总裁联名致电徐世昌，提议以上海租界为南北谈判地点。依照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人数的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国务总理钱能训答复说：“会议商决的是内政问题，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他提议改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南京。
关于地点的争论持续了近两个月，南北双方互不让步。
在代表问题上，南方政府内部也争持不下。陆荣廷早就表示，南北都要以国事为重，不纠缠于国会问题。这和徐世昌、钱能训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北方俨然只以陆荣廷为交涉对手，把坚持首先解决国会问题的孙文排斥在外。
南北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会面
唐绍仪从国外回来，他也是七总裁之一，在外交界享有盛名，和徐世昌又是结拜兄弟，一到广州，他就宣布议和总代表人选如果不征求他的同意，以后对军政府的一切事务概不负责。在国民党和一些政客团体的支持下，唐绍仪当上了南方议和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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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1）
胡汉民作为唯一的国民党代表，加入了南方议和代表团。但显而易见，他的意见是不会受人重视的。
北方的代表团在朱启钤——一位由于参与了洪宪帝制而名声不大好的政客——率领下，到达南京。南方代表团比他们晚一个月到达上海，但决不去南京。在他们的坚持下，北方只好同意在上海举行谈判。
漫长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在正式场合，双方只能由总代表发言，其他代表的意见必须在非正式场合递交给自己的总代表。胡汉民是唯一主张先解决国会问题的人，他显得孤立无援。
谈判两个多月，双方基本上没有谈及国会这个话题。孙文大失所望，但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指示胡汉民，如果“他日争之不得，则只有辞职一个办法”。本来他对南北和谈就没有什么兴趣。胡汉民也对汪精卫说：“我看中国的真正和平，还离得很远。上海和会，干不了什么事。”
他们都在期待着。
秋天，西风满树，衣袂生凉。期待中的否极泰来，终于佳音天降。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朱执信等人，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1920年元旦，《闽星日刊》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不但赞成“五四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朱执信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这支曾经忍辱含垢、离乡背井的粤军子弟，要杀回江东了。孙文命令他手下的人迅速南返。9月，朱执信在策动东江军队倒戈时，不幸被乱兵开枪打死。胡汉民闻讯，悲痛万分，挥泪长吟：“盗犹憎主谁之过，人尽思君死太轻。”
朱执信的去世，在近期来说是国民党的重大损失，他们少了一位非常高效率的实干家。从长远来说，则使国民党和南方帮会的关系渐渐淡化。
11月1日，粤军攻克广州。当时陈炯明还在石龙，立即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在粤军入城宣言中，陈炯明再次表明与孙文共筹善后的立场。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
陈炯明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的政治理想显然远远超越了许多国民党人，他对于中国现状和前途的观察，也比许多国民党人更加深刻。他认为广东远离北京，中央绠短汲深，这是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自治，把广东建设成全国的模范省。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1921年，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他热心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邀请陈独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举办“广东第一次全省美术展览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请著名画家高剑父为筹备主任，推动广东文化事业发展；实行司法独立；禁烟禁赌；省议会还一口气制定了《广东省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宪法草案》等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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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2）
劫后余烬的广州城，顿时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之态。陈炯明的事业水银柱，迅速窜升至顶点，他个人的声望，亦如日中天。全国教育会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游览广州之后，感慨良多，写了一本小册子，盛赞其耳闻目睹的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靠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13州独立战争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
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太平洋》杂志有一篇文章，对当年倡导联省自治地区的分布，作了一个简明的介绍：“欲收拾现在时局，统一南北，亦惟联省自治可以成之。盖主张联省自治，已为各省人民普通之心理。湘浙粤桂川滇黔闽苏皖赣鄂，以及奉吉黑，或省宪已实施，或宪草已成功，或制宪正在进行之中，或人民已有主张联省自治之表示。”唐德昌《联省自治与现在之中国》。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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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联治，只是出于战争失败后，一种闭关自守的策略而已，并非真正附和自治主张。真正热心推行联治的是东南各省，1920年7月，湖南谭延辏б幻耍浴盎拐诿瘛薄ⅰ跋嫒俗灾巍保蛳炝∽灾蔚谝慌凇�
当时知识界有一种论调，希望把政治制度还原到辛亥革命时的原状，从头再来。192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许多知识分子为之着迷。联省自治运动实际上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印记。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辛亥革命后“起初未有中央政府，各省何等一致？自设有了南京政府，就闹出争端来了。这样看来，分离反是统一之母，统一反是涣散之源”，因此，他对湖南寄予极高的希望，甚至亲自到湖南，给谭延辏Т蚱�
为什么湖南会成为焦点呢？章太炎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绅权”的发达，他说：“南方六省，只有湖南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只有湖南是文化最高的地方。所以湖南负的责任比各省更重。如提倡自治一节，湖南向来本有绅权，本与各省专制不同。今日更进一步，由绅权变为民权，总比各省要容易些。”他在长沙演讲，激励三湘人士：“但望湖南人士不要妄自菲薄，以为民权断非中国所可行，北方不是南方所能倒。如存了这种意见，就辜负各省人民的期望了。”言下之意，南方是有能力扳倒北方的。
然而，知识界希望通过联省自治，在中国实现“民治”，而各省军政当局所倡议的联治，却大多是“军治”。两者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谭延辏宰灾问保愣故枪鹣档奶煜拢鹊秸绿兹ズ鲜保愣驯怀戮济魇崭矗率隙粤∽灾涡某凵裢谒蜗碌墓愣晌卧硕闹屑崃α俊５率贤飞匣褂幸桓鼍饩途龆怂苣炎龅秸嬲摹白灾巍薄＞」苷绿浊崦锏厮担飧鼍俏抻玫某の铮按婷鹞薰厍嶂兀偃绻阒菥坏梗环烈月蘼斫袒氏啻保洞蠊ā�1920年10月21日。但孙文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精神领袖，他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由他担任总统，领导全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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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3）
1919年10月，孙文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比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中国二字，以示区别。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选举总统之议，响彻云霄。孙文号召国民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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