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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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
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
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
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
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
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
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
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
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
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
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
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
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
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
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
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
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
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
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
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
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
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
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
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
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
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
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
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
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
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
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干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
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
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
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
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
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
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
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
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
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
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
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
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
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
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
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
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
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
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
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
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
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
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
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
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
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
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
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
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
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
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
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
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
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
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
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
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
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
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
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
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
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
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
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
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
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
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
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
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
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
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
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
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
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
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
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
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
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
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
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
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放手的海军基地所
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
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
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
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
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
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
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
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
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
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
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
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
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
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
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
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
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
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
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
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
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
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
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
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
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
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
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
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
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
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
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
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
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
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
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