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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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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说完，继续往成都方向去了。
李宗吾和那两个请愿的学生分手后，途经乐至，解决了当地县学的学款纠纷之后，到了遂宁。
住进省立三师当晚，李宗吾接到已经被撤职查办、暂时还住在县署内的遂宁知事派人捎来的口信：“明早定准起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不过，因为时间太晚，李宗吾没有赴约。
第二天一早，就有学生代表来请李宗吾：“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
李宗吾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
学生改口说：“我们有话陈述。”
李宗吾这才随着学生去了。听罢学生诉说冤屈，他表态一定会根据学生说的这几项去查，并要求学生恢复正常上课秩序。当时，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自己成立了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所有教职员工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自治会的同意。有一位张老师家人生病，请了五次假都没能出去。不过，学生毕竟是要学习的，现在听李宗吾这样说，很快就恢复了教学秩序。
安抚好学生，李宗吾这才急匆匆去县公署。新知事姓赵告诉李宗吾，他的前任已经动身了。李宗吾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好歹赶在开船之前见到了旧知事。
旧知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
李宗吾问：“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
旧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经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旧知事拂袖而去之后，李宗吾回到县署，把自己从各处听来的意见和自己的分析全盘托出，与姓赵的新知事结成同盟，一同到医院，调查伤单事宜。医生拿出英文伤单告诉他们，受伤的学生和队丁大都是被木器所伤，只有一个学生的腿上有子弹擦伤，没有人被土炮所伤，旧知事也没有来拿过伤单。
第三天，学生跑来询问进展情况，要求之后李宗吾写的调查结果必须经他们看过才能发往省属。李宗吾正颜厉色地回答，他是受政府委派来查案的，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判刑，但在调查结果没有上报之前，不要说是现场的学生，就是省长也不能干涉。学生担心李宗吾悄悄地把调查结果报上去，偏袒王校长，一时间群情激奋。眼看学生又要动武，李宗吾赶紧息事宁人，对学生们说，这个案件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校长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弄明白，其余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后，李宗吾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他已经和赵知事议定了“排难解纷”的宗旨，并去医院了解了伤者的情况、勘察了学生和队丁冲突的现场，有证据说明是队丁从外往内射击。学生们当即请来赵知事询问，证实果然如李宗吾所说。
教育家办案（2）
学生们于是向李宗吾道歉。李宗吾趁热打铁，为学生争取到了因为这件事情被停发的经费。一来二去，李宗吾和学生的关系日渐密切，终于弄明白了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事情全由争夺校长之位而起。
最初，A任校长，任命自己的同学B做教务。
B利用有军队经过遂宁，刻意钻营，谋求校长职位，A不交，B便使了些手段，找些士兵来殴打侮辱A，终于还是当了校长。B当了校长，聘请同学C当教务。
C耍了同样的手段赶走B，自己当了校长，却又聘请A当了教务。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过是ABC三人争夺校长的马前卒和牺牲品。A当了教务，自然不放过B，两人正在冲突，王校长来了，问C：“你是哪里委派的校长？”C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校长说：“省立学校的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
两个校长，一个是县知事委任的，有县知事撑腰，拒不交出校长印；一个是道尹委任的，不能上任，就在当地机关活动，博得同情以期援助，并无意间和B见了一面。于是，学生之间开始传言，说王校长要聘请B做教务。B本是被学生在A的组织下赶走的，学生们自然害怕他回来公报私仇，于是竭力抵制。
王校长在遂宁住了一段时间，见不能接任，回成都去说明缘由，上面于是电令知事，勒令他督促C交出校长印。当时，C正带着校长印和全校学生在安岳旅行，途中得知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带着印跑掉了，把学生留给A和其他教员。师生从安岳回来，快到学校时，A集合学生演讲，说：“你们到了学校，抓住王某就打，打死了我负责。”还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于是，学生回到学校闯进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就是一顿暴打。
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本原因。
更可笑的是，学生们打了王校长之后，还搜走了他的私章，以他的名义通电各处，所以，省署教育科收到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文。在其基础上，学生们还想办法让全体教职员联名撰写电文，诉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道尹如何违法、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这些电文当即成为成渝两地的报纸报道学潮的第一手资料。
在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李宗吾又和赵知事一起分别见过学校老师、王校长、姓李的狱管员、范司令的书记官等，一一核实后，再将遂宁各政府机关代表请到县署，先问他们当日的情况，见他们吞吞吐吐的，便说：“案情我已经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了整个过程：当日学生把王校长打了一顿关押起来，旧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去说；第二次学生又把王校长吊起来打了一顿，各位担心校长有性命之忧，才请范司令营救。他说完，在座的各位都说丝毫不差。李宗吾于是宣布结论：“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冤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和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
散会后，李宗吾当即借重庆有公事离开了遂宁。一到潼南，他就将呈文交了上去。在陈述完整个过程之后，他说，关于校长被殴一事，他手上有足够的证据，但他向证人保证过，除非上了法庭，是不会公开证人姓名的。最后，李宗吾给出个人意见：学生们是青年才俊，不必绳之以法，最好网开一面；旧知事已经撤职，不予深究；校长C拒不移交，酿成重变，是罪魁祸首；王校长德才兼备，应予重用。
很快，此案尘埃落定：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李宗吾交出证据，以便转给法庭；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
果然，黄道尹查明了主使者是A和C两人，但那两人自有手段，通缉令很快就取消了，而李宗吾也始终没有把证据交上去。至于行凶的学生，倒是很快就有了着落：拿几个早已经被开除的学生来当了替罪羊。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最后就这样收尾了。其结果真的应了李宗吾去查案前说的一句话：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去抓强盗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换人，他的使命始终是帮助地方解决困难、整顿教育。
学潮与《考试制之商榷》
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下学期于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上，李宗吾和几位省视学、多名会员联名提出了考试案，但开会讨论时，没有被通过。会后，李宗吾单独呈文，列举了16项理由，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省属准许他在原籍富顺试办，于第二年暑假进行，然后在川南各县推广。
1924年暑假，李宗吾从成都赶到叙府（现宜宾市）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期末考试。结果，考生因为没考好怨气冲天，校方因为空降长官也很不爽，李宗吾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二年冬天，他居然又到叙府来主持毕业考试。
不受欢迎是必然的，但考试还要继续。李宗吾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规：各种试题，必须由他审核；各班复习，不许提示考试范围；考试期间不许夹带传递，不许交头接耳，违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不得毕业；考生混合隔离编号，相互间隔三四尺；除监考老师外，还有叙府学界的大佬们在考场中来回监视。
一时间，参加考试的160多个毕业生如临大敌。
第一场考植物，内容涵盖学生四年所学的动物、植物、矿石、生理等全部课程，不仅题量大，而且刁钻古怪，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急得抓耳挠腮，不知道从何落笔。从考场走出来，各个见面都说没有及格的把握，便有人开始喊出了“赶走李宗吾”的口号。考生立即响应，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偏偏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监学曾经被李宗吾训斥过，此时选择了对学生的要求未置可否的态度。考生等于得到了校方的默认，胆子更大了。但李宗吾却丝毫没有觉察，依然全身心放在准备考试上。
第二场考英语，没有及格希望的考生还是要占大多数。不能及格，就不能毕业，就拿不到文凭，不但学费等于白交，还无颜见江东父老，考生们对李宗吾更加怨恨。
当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不久，学生们悄无声息地涌向宜宾东街文庙后殿启圣祠的联中分校李宗吾的住处。
学生们早已摸清，李宗吾住右房，他的四个轿夫住左房，握着木棒、扛着球杆分兵两路：左路对付轿夫，搬来桌椅，将左房大门堵死，轿夫听到响动，开门打探，迎头就碰上一排棍棒，吓得缩回头，不敢哼一声。右路对付李宗吾，一人将球杆从窗孔伸进去，黑暗中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灯，李宗吾被惊醒，大喝：“谁？！”学生们听到声音，更加确证是李宗吾，也不回答，立即破门而入。
学生们将李宗吾从被窝里拖出来，摔到地上。李宗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众矢之的”，被一学生狂扁，屋里的东西自然也不能幸免，全被撕得稀烂。学生的动静实在太大，把住在附近的校工惊醒了。学生们见有校工跑来，不敢恋战，纷纷择路而逃。校工赶到时，房间里只剩下浑身哆嗦的李宗吾，还有一些破衣烂布、木棒球杆，学生一个都不见了。
李宗吾请来宜宾知事，一方面验伤，一方面将那些木棒球杆存案备查。第二天早晨，李宗吾又将校长请到床前，口授电文，历述经过情形，由校长写下来呈报上去。电文的结尾说：“自经此次奉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
伤没养好，李宗吾就宣布继续考试，勒令全体学生，一律考试，不许一人不参加，就是打他的学生也不例外。这一次，学生无计可施，只得规规矩矩地应考。
李宗吾挨打后，为说明考试的必要，特地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
李宗吾挨打十年后的1932年，教育部将中小学会考制度颁令全国，但如春雪一般很快就融化了，到1936年，就连四川各县也一律禁止小学会考，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的痕迹从此如雪上履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圣人的怀疑
1927年（民国十六年），李宗吾终于发表了他的重要作品《我对圣人之怀疑》。这篇文章在厚黑学发表后不久便写好了，但因为厚黑学带来的影响波澜壮阔，李宗吾没有拿出来发表。
关于这篇文章，李宗吾说：“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李宗吾在这里交代的，是他写《我对圣人之怀疑》的时代背景。而他在文中的一些提法，却至今依然如暮鼓晨钟，令人振聋发聩——“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和当时众多反传统声音伴随着的是政治和经济目的不同，李宗吾的这些声音是纯理性、纯学术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成分。这一点，让李宗吾的思想经过大浪淘沙依然在今天闪光，也让李宗吾的思想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没有被主流化过。
笔墨官司
自从李宗吾的厚黑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后，各种声音便纷至沓来，读者（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读原文，只看了标题或者听人说起过的读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找李宗吾研讨。李宗吾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一直在应对，从来不逃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0日，窦枕原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文章中说：“《厚黑丛话》是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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