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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苍选了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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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近10点，杨瑞永医生去医院看过后到饭店来了。杨医生相较于张主任，不是个自信满满的人，但看他的气质跟谈吐，是一个温和、保守、敦厚的人。在那个无助的时候，在那个不熟悉的环境，光听到他的口音就觉得熟悉与亲切一些。他很肯定张主任，简单地跟我们解释一下海峡两岸关于治疗烧烫伤医学的不同（譬如海峡两岸急救方法完全不同，大陆禁止家属探视，怕病人情绪波动；台湾却欢迎家属探视，可以鼓励病人），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她的伤势。杨医生还告诉我们，她的意识很清楚，她知道我们都来了，但她很痛，所以没有力气多说话。
大家讨论了很久，华研董事长也加入进来，讨论包括搬动风险、感染风险、烧烫伤治疗过程等等。任爸倾向于留在上海，理由还是一动不如一静；杨医生说留下也可以，任爸、华研一群人马上讨论留在上海的后续支持；但杨医生话锋一转，这样的情形，搬动她也不是不行。好像结论是留在瑞金也可以，送回“长庚”也可以。我听着这些讨论，觉得非常熟悉！医生跟律师一样，只善于尽专业分析职责，要不要医治或要不要告，是由病人、家属或当事人决定的。有了决定后，医生或律师会善尽专业操刀职责，把病人、家属或当事人的决定，贯彻落实下去。所以，目前为止，等于没有决定。
杨瑞永医生就在我面前，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急，总觉得不大对，没有找到留下或送回的坚强理由。我发现，若问“您觉得呢”是问不出答案的，我必须把问题细致化具体化，让医生答“是”或者“否”。我压着头痛，闭上眼睛，心里跟自己喊话：要冷静，把目前所有我听到的烧伤信息再想一遍，我试着在脑海中画一个“留在上海VS送回台湾的优劣对照表”，犹如媒体最喜欢用来评比两个人条件胜、败的那种表格。这个时候，顾不得礼数与客套。这个时候，只有家属有权决定，我一心急就忘了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
我问杨医生：“我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急救、清创阶段，张主任提过清创的黄金72小时，张主任能安排10月26日周二清创，已经过了三天，会不会太晚？”杨医生说：“只要病人稳定，其实不会，如果是我排刀的情形，现在是周末，医院人手可能不足，排下周二差不多。”
我问：“如果不考虑客观因素，是不是越快越好？”杨医生说：“那当然！”我问：“假设现在她在台湾，如果‘长庚’安排，可以多快？”杨医生想了想，说：“周一应该可以。”
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疗程包括急救、清创、植皮、复健、美容，有一天是终究是要回台湾的，起码复健与美容要在台湾的，问题在于哪一个时点回去？对‘长庚’来说，越早接手对整个疗程会越好吗？”杨医生说：“当然！有助于我们整体掌握！”
我问：“第三，我听张主任形容她的隔离病房，跟我的想象不大一样，如果下周二在这里清创，清创后两三天她很虚弱，应该不能搬动。假设，可能最快能搬动的时间是下周六，她起码要在这里待8天。我相信‘长庚’有个人的隔离病房，对她的感染风险是不是可以降低？”杨医生说：“是！”
我问：“第四，如果我们有飞机，您可以陪她一起飞吗？这样可以降低搬动风险吗？”杨医生说：“啊？有飞机吗？如果有，我可以一起飞。”阿嬷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有飞机！有飞机！SOS专机护士在楼下待命！”我心里觉得答案出来了，为了尽快清创，为了医疗一体性，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搬运风险也可因杨医生的随行而降低，我转头看着任爸及华研总经理，提议说：“我们带她回家吧！”
每个人瞬间都跳起来，一阵手忙脚乱，联络SOS专机护士上来加入讨论、收集证件、沙盘推演、分配工作，SOS护士跟杨医生说明医疗专机的医疗器材。不过，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杨医生明早会再去医院，也再跟张主任讨论一下。阿嬷叫我快回去睡觉，她说我是很重要的力量，不能垮，她说我看起来快比任爸还老了。我回房后还是不放心，又追着阿嬷叮咛她，一定要提醒杨医生，如果根据明天早上的状况，杨医生的专业判断是留下较好，那就还是留下吧，不要被我们这些外行影响。
这个晚上，虽然半梦半醒，但我心里比较踏实。
Chapter 2 返台就医
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最后，我们决定带她回台湾了。10月24日晚上终于见到她了，我差点认不出她。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烧烫伤的治疗，每天都是担心、难过、紧张与不知所措。
Day3 2010。10。24（日）
我起床接到任爸电话，瑞金医院被媒体围起来了，任爸去医院面对记者，同时掩护杨医生进瑞金医院和张主任讨论，要我在饭店等消息。大约11点，华研告诉我决定送她回台湾，大约傍晚的飞机，要我继续等。中午左右，我发短信给小郭与小王，应该不用麻烦他们张罗飞机了。
下午，我什么事也没做，就是等、等、等。还是有很多电话、短信进来，我回了几个。有一封Ella的短信又让我哭了。有一通电话是杜哥（化妆师杜国章）打来的，我知道他跟她的关系很紧密，我接了。杜哥很关心到底是不是如媒体讲的那么严重，记得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跟他描述，我跟他说：“以后你真的会很辛苦，化妆不只是要画脸，将来要化的面积可大了。”他电话中一呆，我想，两个月后他来“长庚”探视她，才会懂我那时在说什么。
傍晚，华研同仁叫我待命，任爸会跟华研总经理在饭店召开记者会引开媒体，同时SOS及杨医生会去瑞金医院护送她到机场，我则搭另一部车到机场会合。其实，台湾媒体很快就上了“调虎离山”的新闻快报。当时，我还不大懂，救人都来不及了，有必要花这么多力气应付媒体吗？大约5小时后，我才懂任爸与华研的用心良苦。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陪同我的是小瑜、Selina的另一个贴身助理以及载她来回片场与饭店的师傅。一路上，大家话不多，一直到快到机场，才聊了一下。原来，他们三个就是她在上海5天接触最多的人，也是现场目击者。我谢谢他们，他们安慰了我一下，也叙述了一下事发前后、急救送医的过程。原来，他们三人就是陪她送医的人，她就是坐这部车送医的，她就坐在我坐的位子上！当然，这个座位洗过了。
我又开始想，要送回台湾了，这样的决定真的正确吗？如是错误的决定，后果可能无法弥补。我一直回想这两天的过程，回想每一个接收到的信息，回想我听到的每一句话，回想每一个告诉我信息的人的可信度，回想每一个环节与判断。我不确定是要再思考一次，还是要试着说服自己我们没有做错决定，或者，我只是要确定我自己尽力了。不过，当下送回台湾已成定局，除非有什么变量发生，不然没有办法不送了。
我们走去停机坪，在飞机的前面等，准备走楼梯上飞机；同时，救护车也来了，停在飞机的后面。她的病床从救护车上慢慢地送出来，是那种机械式的升降病床，放到地上，护士推到飞机旁边，再用一种机械装置，把病床慢慢地升上去，进入机尾。这个过程中，阿嬷站在旁边，大喊：“Nana！放心！阿嬷在旁边，我们都在旁边！”我站得很远，总觉得很多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晃啊晃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拍她受伤的样子。我上前询问，他们说只是机场的必要程序。
上了飞机，我们全部坐在头等舱，戴着口罩，任爸跟我分坐在走道的两旁，她跟杨医生、护士等安置在飞机的最后面。这时，任爸不停地叮咛我，等一下见到她时不要哭，因为杨医生会让任爸和我过去看她。情感上，我一直试着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也很害怕，很紧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画面；理智上，我一直推算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要跟她说什么对她最有帮助。
这时，杨医生突然通知我们起飞前可以过去看看她，任爸马上跳起来往后走，我连忙跟了上去。任爸走在我前面，还一直叮咛我不要哭。从机首到机尾的走道上，我们走得很快，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刚刚想的东西都忘了，算了，放空，什么都不要想。
就快要看到她时，任爸跟我似乎是用抢着说话来掩饰我们心里的痛。任爸先喊：“没事啦！爸爸来了，阿中来了！阿中说要娶你，回去就可以结婚生小孩啦！阿中在这里！”我赶快接着说：“放心！你看，台湾最好的医生都来了耶！在这里！没问题！小伤！你知道我不会跟你讲谎话，没那么严重，没事！”
任爸说：“要乐观！要加油！不要多想，我们都在！”
我说：“没关系啦，我跟你讲过啊，我本来就不是娶你的肉体啊！”（讲完我就后悔，这样讲好像很严重似的。）我赶快再试图搞笑：“其实也蛮酷的耶！整架飞机就是为你一个人开耶，我们这一干人等都沾光了！”我们说什么，她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反应，但她有听到。
她全身盖满了小碎花棉被，头被包住，只有脸露出来，她被两条皮带固定在病床上。她的眼眶含泪，但是眼泪没有流出来；她的双眼眯成一条线，眉毛没有了，我看到左边眼睛眉毛中间有一道伤口。她的嘴唇破了，下巴有伤；她的脸是肿的，又黑又脏；她的脸上有四五个大水疱，像是用口香糖吹泡泡的那种泡泡，有如大颗花生米般大小。基本上，她像变了一个人，但我还认得出她。她想挤出一点微笑，但是显然她没有力气，她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好痛！”
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得走回前面的座位。我走在前，任爸跟在后面，任爸不停地说：“阿中，你表现很好！很坚强！出乎我意料！”我没有回头搭话，因为我又哭了，泪流不停。我回到位子上，头扭向窗外，自己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们要回家了。”两人坐定，任爸还在夸我表现好，我擦了擦眼泪偷瞄了一下任爸，任爸老泪纵横。这是我至今第一次看到任爸流泪，任爸坚强得令人无法置信。
飞航途中，征得杨医生同意，我又跑过去看她，她似睡未睡，看到我，挤了个微笑给我。我说：“你想家也不是用这种办法吧。”（讲完我又后悔，一点也不好笑。）我又说，“如果怕做噩梦，我教你以前我妈妈教我的方法……这样吧，你现在不要乱想，你就想想筹备婚礼的事吧，回去你就一边休养一边策划，之前我们都忙，根本没人在策划，现在就全部交给你啦，反正我也没什么意见，我也省了一件事！”我一再强调不要担心、医生都在等等，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她只说了：“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好痛！”
到了台北，迎接我们的是一堆媒体，去往林口“长庚”的路上，华研问我在飞机上跟她说了什么，我没头没脑地回答了一部分。
后来我们听说，她的救护车从松山机场出来时，被媒体拦了下来狂拍；她从救护车出来要进“长庚”时，也被媒体拦阻，甚至，摄影记者手拿相机，伸过保安抢拍。
救护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是为了救人，而紧追在后的记者飞驰是为了能拍到什么了不起的画面。记者们堵住高速公路分流道，堵住医院的各个入口，除了造成公共危险与延误就医外，难道拍到救护车被塞住也能变成新闻？
我终于懂了，为什么在上海要花力气“调虎离山”了，她现在高感染有生命危险啊，不能接近她啊！我看着车上的新闻快报提到任爸“调虎离山”，爆出这个新闻的人似乎很得意，因为抓到任爸了，但难道你没有发现，正因为你是“虎”，所以我们才要躲吗？
到了“长庚”，她被安排进医院病房，任爸开记者会，我则由一个华研同事跟一个保镖陪同躲在外面。我从来都不想面对媒体，当下当然更不想，打算等一下再进医院。不料，还是被一家眼尖的媒体发现，立刻打开镜头冲向我，我本能地躲在保镖后面。躲了镜头三秒，我知道媒体不会放过我，离医院还有一段路，我也不可能一直躲着，想一想算了，就让他们拍个够吧，我走我的，我还是要去医院。
小白在医院等我们，一切多亏了他；任妈、容萱也在，两人面色发白。任妈说她一到医院就签了一大堆病危通知书、手术同意书等等，签得心都碎了。在医院要连夜检查前，我们轮流再去病房看看她。不到一个小时，她变成了一个完全用白纱布包住的木乃伊，全身只剩下眼睛、鼻孔跟嘴巴露出来，我心里一惊：“脸也需要包扎？”我们轮流叫她放心，听医生护士的话，她微笑地点点头，吃力地点点头。她说：“回来真好，那里的护士口音好重，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回去的路上，我问任爸、任妈：“我干脆请几天假好了？”任爸断然拒绝，交代我千万不要影响工作！“那么，我每天下班后过来吧！”我好像有自言自语地这么说。
Day4 2010。10。25（一）
回到家，大约是星期一的凌晨3点。稍微休息一下，早上去上班，我宛如受难者家属，同事们给了我很多体谅、关怀与鼓励。网络上可以看到新闻快报，任妈在医院也时时传短信告诉我进度。早上进行清创手术，下午，她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清创，历经5个多小时，任妈说，这5个小时跟任爸两人在手术房外等消息，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华研同仁打电话告诉我灼伤中心的门口被媒体团团围住，而且那里只有一个出入口。我想：她现在应该很痛，会想看到我吧，媒体堵住门口难道我就不去了吗？曝光就曝光吧，反正这会是一条漫漫长路，我也躲不了多久。这种感觉有点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傍晚到了医院，华研同仁来接我，因为我昨晚躲避媒体，完全记不得路。才出楼梯口，就是此起彼落的镁光灯跟记者连珠炮般的提问，我根本不喜欢媒体拍我，也不打算要说话，连忙冲进灼伤中心。
她依旧包得像个木乃伊，看她包扎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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