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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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法。

货币的急剧贬值还使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想出了“生财之道”。他们先以
各种名堂向银行借钱，然后买卖黄金和美钞，两三天后，钞票贬值，他们就
用其中小部分黄金换回钞票，还给银行，从中谋利。

包玉刚在银行中主管信贷，看到这些唯利是图之人诈骗国家财产，气愤
异常。他决心把好这个“关口”，对每笔贷款，他都严格审查，公事公办，
不会因为对方有什么后台而有丝毫放松。

近年来，有一些报纸指出，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包玉刚拒绝为其客户兑
换流通的纸币，从而为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

包玉刚则认为自己井没有做错，他回忆说：“这个财神职位，确实使我
得罪了不少名流商贾、官僚权贵。后来即使到了香港，遇上这些人，仍有微
言怨语相加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做法没有错。”

话虽如此，但是在当时，这种铁面无私的做法，容易得罪权贵和流氓，
从而危及自身的安全。包玉刚还清楚记得，当时一位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知
名人士要他放债而被迫走上手术台的事。

那个“知名人士”其实并非善良之辈，而是一个出了名的强盗、流氓头
子，他的势力不但控制了整个上海滩，而且他本人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被称为上海的“无冕市长”，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人们经常能见
到他坐着装了防弹玻璃的小车从街上呼啸而过，他身边的保镖老远就把人赶
到路边。正是这个人，也来打包玉刚的主意。

一天傍晚，包玉刚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准备下班。这时，他的秘书神
色慌张地敲门进来，告诉他那位“无冕市长”派来了两名手下要“拜访”他。

包玉刚一听，心想无事不登三宝殿，看来来者不善。他不动声色地让秘
书把那两人带进来。那两人倒也毕恭毕敬，其中一人客气地对包玉刚说：“我
们老板派小人两个前来告诉包先生，我们老板正急需借一笔钱周转，想请包
先生帮帮忙，行个方便。老板想请包先生明天到家里一聚，共商此事。”

包玉刚不禁犹豫起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去吧，那就是答应他了；
不去吧，明天一杯放了烈性毒药的绿茶就把我打发掉了。包玉刚思前想后，
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爽快地对那两人说：“你们老板相请，包某岂敢不
从？明天一定前往府上拜访。”那两人一听，大喜过望，立即回去禀报这个
好消息。

当天晚上，包玉刚回到家里，对妻子说，要去看医生。黄秀英关切地问
丈夫哪里不舒服，包玉刚指指右腹，说阑尾炎发作。一年前，包玉刚因阑尾
炎而住过几天医院，医生认为情况并不严重而没有给他动手术，黄秀英见丈
夫一脸痛苦的神色，便马上打电话请医生到家里来。医生为包玉刚仔细作了
检查，然后告诉他阑尾并没有事，他的身体什么事也没有。包玉刚连忙说：


“刚才明明是阑尾炎发作，疼得很。医生，为我动手术把阑尾割掉吧，不然
的话，谁知它什么时候又发作了呢？”

医生从未见过像包玉刚这样的病人，明明没事，却非要动手术不可。他
虽然感到很费解，但还是通知了医院，让他们准备明天的手术。第二天一大
早，包玉刚就躺到手术台上，让医生把他的并没有发炎的阑尾割掉了。那天，
他自然是无法去见那位“无冕市长”的了。包玉刚认为，无论何时，对“无
冕市长”这样一位重要人物都要表示足够的尊敬，但是，他又不愿意违背良
心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于是他采取了令“无冕市长”无可奈何的方式—
—牺牲了自己的阑尾。

乱世不安遂萌去意

在上海时，包玉刚已经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银行经理，他的一位姓潘的
同事回忆说，包玉刚在那时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人物，而且十分有影响力。

早在1945　年8　月，包玉刚的妻子黄秀英就在重庆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女
儿，女儿生下来尚未满月，包玉刚就奉命回到上海，黄秀英产后行动不便，
留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坐战艇到了上海。那时候，战艇的设备是
如此简陋，以致检查员看见黄秀英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婴儿，差一点就不让
她们上船。值得庆幸的是黄秀英母女俩很快就安全地回到包玉刚的身边。陪
庆还记得40　年代未他们家的情形，每当有人说她父亲能在当时动荡的局势
下仍然过得很好时，她就会立即纠正他。陪庆回忆说，那时她家有一辆车，
是银行提供给父亲使用的；家里的二楼有一个舞厅，在那里，她的两个姑姑
经常弹奏钢琴，让客人跳狐步舞和华尔兹；在客厅，佣人会端出很多好吃的
东西来款待客人；每当听见车轮的响声，佣人们才允许她跑出去等父亲回来。
陪庆还记得，他们住的房子相当大，等到几十年后包玉刚再回去造访时，发
现有五个大的家庭住在里面。

在上海的那几年，包玉刚已进入了银行的管理阶层，生活上自然有所改
善，但他并不是一个讲排场、喜铺张的人，不然，以他的身份，能享受的，
当然不止上面那些。包玉刚不但作风朴实，而且与其他同事关系融洽，并不
以管理人士自居，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个容易相处、没有什么架子的人。

虽然事业上还算一帆风顺，但他耳闻目睹的种种现象，使充满爱国热忱
的包玉刚感到无助和失望。当时，包玉刚的二女儿在上海出生，取名陪容，
英文名Bessie，父亲包兆龙和弟弟玉星都在上海，前者是抗战胜利后到沪
的，在上海国丰造纸厂当经理，后者大学毕业，任职于上海四明银行，后转
到新利进出口公司。这一家老老少少的，总共有十几口人，包五刚很担心，
在这样的乱世，一家人到哪儿觅一个安居乐业之所呢？

在1946　年，国民党政府为平息上海的经济恐慌，起用了一位经济学博
士吴国桢出任上海市市长，这位吴博士曾留学美国，据说对经济有深入研究
和独到见解。可惜，当时上海的经济已是病入膏肓，中国的金融政策就象患
了沉疴，就算吴博士是再世华忙，也回天乏术了。而包玉刚在重庆时构思的
多贷款、多赚钱的“初级银行学”现在也派不上用场了。包玉刚深感失望。

1948　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包玉刚虽然深得政府要员赏识，事业也一帆
风顺，但是，他敏感地察觉到，蒋家王朝已经到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地
步了。

于是，包玉刚下了决心离开上海滩，到别的地方去。然而，天下之大，


哪儿才是理想之所呢？这时，包玉刚想起几年前经过的南方一个城市——香
港。香港虽然并不大，但它是英国殖民地，不会受国内战乱的影响，而且它
又是自由港，是商人们梦寐以久的天堂。对，就是香港！包玉刚下了决心，
要到香港闯一番新天地。

1949　年的新年假期里，包玉刚到香港逗留了两天，纯粹是为了公务，
因为没有护照，他没法以合法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而他又不想夹在全国各地
涌来的难民里。于是，他回到了上海，并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辞
呈。吴国桢非常欣赏包玉刚的才干，直到三十多年之后，侨居美国的他与人
谈起包玉刚当年辞职一事时，仍充满遗憾，并说包玉刚是他在上海市长任内
提拔的最有才干的青年之一。

吴国桢曾一度挽留包玉刚，但包玉刚去意已决，吴国桢只好同意，并许
诺可以让他2　月底之前走。终于，在3　月初，包玉刚在银行的帮助下买到机
票，携妻秀英、女儿陪丽飞赴香港。


第十章初抵香港小本经营图保险

甫抵香港，包玉刚突然产生了一种被流放的感觉。“在1952　年，包玉
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
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飞抵香港

1949　年春天。香港启德机场。

春寒料峭，阴雨绵绵。

南方的春天笼罩着潮湿的雾气，寒冷拼命地守着最后的阵地。这种潮湿
的冷比起北方干燥的冷更难忍受。

这种冰冷和潮湿，包玉刚很熟悉，上海就是这样子的，原来香港也一样，
甚至更厉害一些。

这就是香港？！这就是能够让逃避战乱的人栖息的地方？！

虽然是第三次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但这里的景物依然是那么陌生。

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近百年里，贸易一直是香港的命脉。在日本侵略者
的铁蹄践踏中国秀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香港亦未能幸免，沦陷时间长达三
年半。日本人投降后，香港商人迅速从蛰伏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活跃
的贸易往来。

虽然同为商业、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上海就要比香港显得繁华，
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

包玉刚突然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

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银行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
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来到香港，未免觉得灰溜溜的。

一阵寒风吹过，包玉刚下意识地收紧一下脖子上的围巾，伸手轻轻揽住
妻子。

黄秀英显得很虚弱，一脸的倦容，紧紧依偎着丈夫。她的怀里，抱着出
世不久的小女儿陪丽。

“秀英本应该在家里呆着，好好休息才是，现在却要她跟着我逃难，这
十几年来，她就这样跟着我，走南闯北。十几年了，我没能给她一个安定的
家。”包玉刚想到这里，看着妻子苍白的脸，心头涌起一股歉意。

他伸手从妻子怀里接过陪丽，这个才几个月的小生命并不知道世途艰
险，也不知道天寒地冻，睁大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包玉刚怜惜地亲了一下女儿的额头，小陪丽忽然格格地笑起来，这纯真的笑
容、清脆的笑声，霎时荡去包玉刚心头的阴霾。

启德机场聚满了从大陆来的人，他们当中，不乏曾显赫一时的官僚、商
人或艺人，怀着一颗惶恐的心，带着金银细软，匆匆南逃。

“摩罗叉”（指印度士兵）指挥着从飞机上下来的人排成长队，领取移
民护照，这些护照是统一由一个英国机构发出的。包玉刚夹在人龙里，焦的
地一步步往前挪，当他接过满是英文的护照时，他激动得挥舞双手。

领取这个殖民地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英国殖民地机构打交道，手
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甚至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
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而是要付出代价的。


西摩道里暂安居

到了1949　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150　万，在深水埗、石峡尾、
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是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有先见之明，在1949　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携带家眷
和小孩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的“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个一千
多英尺的单位，月租450　港元。

那套房子的周围是香港一些名门望族的大厦，按当时的标准，每月450
元的租金并不算贵，因为租金是受政府控制的。但是由于1945　年日本人撤
走时，留给香港人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很快，但房
子建得并不多。

当那些在香港沦陷时逃到大陆的香港人回到香港后，能够找到一处地
方，哪怕是很多家人挤在一起，也算是件幸运的事情。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
楼梯底、走廊里，有些则搭起一些简陋的临时房屋，听凭台风、暴雨的摧打
和火灾的威胁。因此，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控制租金，严重的供需失衡却
使到房屋的租赁从台面转到台底，明里业主和租户仍是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
标准，而暗里，业主则收取租户的“顶手费”，且价高者得。这种交易都是
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政府也奈何不了。

包氏一家从上海带来一些积蓄，考虑到无论如何得先有个安身之所，便
不惜拿出两万港元来作为“顶手费”，租下了这套有三间房的单位。一家大
小就居住在这儿，也总算有个家。

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
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有数十万元。

但是，由于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上语言上的隔阂，包氏父子不敢贸
然行事，时时处处小心翼翼。

生活上，包家则是能简则简。陪庆和陪容两姐妹新衣服也不多一件，做
校服时，往往做大一个码，把裙脚捂高一两寸，待长高后，再把裙脚放下来；
鞋子同样也是买大一两寸，里面垫上几个鞋垫，以便步行时不致滑落。包陪
容回忆说，那些时候她几乎没怎么穿过新衣服，都是大姐包陪庆穿不下了替
换给她的，而她穿衣服也特别小心爱惜，等不合身了替换下来给妹妹时，衣
服仍不显破；日。“虽然生活上是俭朴了些，但父亲把我和姐姐送进了当时
最好的学校。”包陪容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流露出对父亲的敬爱。

到香港之后，包玉刚担负起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他
操心。他买了一辆二手车，除了生活上方便一些，他还想能为开展业务带来
些方便。

“到香港已经好些时候了，”包玉刚想，“如果再不考虑出路问题，这
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如果去打份工，低微的收入怎能养活一家大小？自
己一家怎么说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从大陆又带了些积蓄下来，还是寻些买卖
来做吧！”

但是，做些什么生意好呢？

华人行里的四人公司

曾有一个外国记者形容包玉刚是一个“不允许其脚下的草长大的人”，
说明他闲不住。

到香港安顿下来之后，便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生意。由于对香港周围环境


还不太熟悉，包玉刚想驾轻就熟，干回自己的老本行——银行业，但他很快
发现，在香港，银行业除了被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大通银行这三大英资银
行垄断外，余下部分已被广东人控制了，能够提供给他这样一位说话时带浓
重鼻音的宁波人的业务极其有限，况且，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