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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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也是这时候，鲁迅得到一本长辈送的《二十四孝图》，一本介绍历史上和传说中二十四个著名孝子的事迹的伦理道德教科书。这些孝子的所谓孝行，许多都是矫情甚至怪诞的行为。鲁迅素来爱看书上的图画，可是对于这一本有插图的书却很是厌恶。后来，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

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小时候，鲁迅也常常跟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去。这在他，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社戏》虽说是一篇小说，其实有不少自传的成分，只是把外婆家所在的地名安桥头写做“平桥村”了。小说写下了他同乡下的小朋友们一同玩耍，一同去看社戏的情形。说到看社戏，他在晚年所写的《女吊》一文中说得更加详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

这请鬼的仪式，当年鲁迅自己也曾经参与其事的。这篇文章对这事有生动的描写：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馀岁的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掷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很有些关系。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十二岁那年，家里送他进三味书屋去上学了。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他说，这“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塾师寿怀鉴（号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在这里上了好几年学，几乎读过了十三经。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5）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鲁迅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的事情。快乐，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如果从全国这个大环境来说，这年月却是很不平静了。几十年来外国的侵略，逐渐增多的同外国人的交往，却使国人受到很深的刺激和影响。鲁迅幼年，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外国人的奇谈。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回忆说：

我幼小时候，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外国人为什么要挖人的眼睛呢？这篇文章说，是拿去应用：

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不但挖眼睛哩，这篇文章接着还说：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诸如此类奇谈怪论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使国人很自然地滋生了排外仇外的心理，更加上语言的隔膜和文化传统以至生活习惯的差异，国人对于传教士等等外侨常不免有许多误解。在这种心态之下，甚至外国教会办起来的医院和育婴堂这一类慈善事业都被有的人看成是侵略行为。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和小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1）




鲁迅的曾祖母于壬辰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病逝，祖父遵制丁忧，从北京奔丧回家。丧事办完，他闲住在家里，无所事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

光绪十九年癸巳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清廷发了一道上谕：“明岁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六旬万寿。仰维懿德，普被寰区；庆洽敷天，欢胪率土。允宜殊恩特沛，加惠艺林，著于本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二十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俾多士忭舞观光，用副朕锡类延厘寿世作人至意。”对于秀才们来说，这当然是个喜讯：增加了一次中举的机会。

各省乡试的主考官陆续发表。浙江省的正主考是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锡恩。周福清与殷如璋是同一科取中的进士，有同年之谊。亲友家中有要去应试的秀才的，就托周福清去向主考行贿，买通关节，取中举人。结果事情没有办成，却闯下了一场大祸。

这是晚清一大科场案。有关这一案件的奏折和上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中，以及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都有保存。从这些官方文件中可以知道这事情的经过。

《光绪朝东华录》中关于此案的第一个文件，是御史褚成博的奏折（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二，即1893年10月11日）：

窃臣近闻浙江考官驰驿赴浙，行经江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正考官殷如璋坐船，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其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看管。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

案发是在苏州，却是转到浙江省来处理的。浙江巡抚崧骏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的奏折就说得详明一些：

窃于八月初六日（9月15日），据浙江臬司赵舒翘禀，转准江苏臬司移：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舟次呈递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查知信中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维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璚亲提审讯。据陶阿顺供称，伊向在绍兴府陈顺泉家佣工，本年七月间，周福清向陈顺泉借伊去伺候。七月二十五日（9月5日）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福清取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信内何事，伊实不知等语。据臬司钞呈所递之原信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因。奴才于闱内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其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至周福清籍贯功名，苏省来文并未叙及，现查其子考册内，系绍兴府会稽县。讯据陶阿顺供称，系属进士，现在丁忧。并经臬司转饬会稽县查明，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同治辛未科进士。惟周福清遣信函贿属关节一案，系在江南苏州地方，是否潜回浙江，即经饬司密饬仁和、钱塘两县查复，未曾来省，并由司飞饬会稽原籍，迅速查传省垣质讯。各在案。伏查此案，既据江苏臬司咨行浙江臬司，并委员将信件及投信人一并解交前来，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是否有当。除将陶阿顺收禁候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案发当时在苏州捕获的，是投递信函的仆人，即移送浙江省讯办。周福清不归案，这案子也就无法审理。崧骏的这一道奏折在陈明案发时情形之外，请旨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2）




清廷为此连续发了两道上谕。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四的上谕说：“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陈璚审理此案。审讯时的情形，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是这样说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出事这一年作人才八岁，他写的这些当是后来听大人说的。他把杭州知府陈璚错写做苏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没有注意到：此案移送浙江之前，他祖父并未归案，当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见了。至于说他祖父在杭州府审讯之时作了这样的申辩，倒是实有其事。御史林绍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折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可见他的这种“供述”传得很广，有御史听到并且据以奏闻了。

上谕责成崧骏对此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骏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和所拟处理意见奏明皇上。奏折的由头：“为遵旨奏明革员中途遣人投递信函，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按律议拟，恭折仰祈圣鉴事”，强调了“未成”和“自首”，已经显出了曲予回护之心。奏折对案情是这样叙述的：

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议拟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如主考允许，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马官卷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奏折中对案情这样叙述，显然是根据周福清的口供。说他这次出门并不就是为了行贿，而是进京探亲的途中临时起意去办这事的。而且事先也并没有同马、顾、陈、孙、章几家商议，是他自作主张去办这事，所以并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这样说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崧骏愿意接受他的这种供述并据以奏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