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珍藏本-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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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走着的时候，他看到前面走着一个他最年幼的教徒，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名字叫约翰尼·穆兰内。衣着单薄的约翰尼在路上正吃力地走着，在身后却很骄傲地拉着一辆儿童推车，车的颜色亮红，显然是圣诞节新买的。　
　神父因意识到了那一家人的牺牲精神和节衣缩食而受感动：买这样一个玩具一定要花好多钱，而那一家是很穷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激情温暖了他的心，使他重新找回了对人类本性的信任。他加快脚步赶上了那个男孩，想对他说句“圣诞快乐”，并想羡慕地大声说那儿童车真漂亮。但当他走近约翰尼的时候，这一善意的打算突然被挤出了心外，因为他发现儿童车并不是空的，它的里面确确实实地装着圣子的偶像。尽管它被包着裹着，但并没有被完全藏住。　
　神父严厉地叫住了约翰尼，他厉声审问他。那男孩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当然完全承认了，然而他却幼稚得根本不知道偷窃是一种罪过，偷窃教堂的圣像是一种严重的罪行。这时，神父用他的高声呵斥使约翰尼明白了这些。他站在那里，用一双透明的无邪的眼睛望着神父，眼中却溢满了忏悔的泪水。　
　“但是，教父，”在神父最终停止了斥责之后，那男孩呜咽着说，“我没有偷窃圣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哽咽了一下继续说：“只是因为我向他祈祷希望得到一辆红色儿童车作为圣诞礼物——我还答应他如果我得到了车子，我一定带他出来让他先坐头一回！”　
　（作者不详）　
　（卡罗丽·保尔提供）　
　　
偷饼贼　

　
　有些虚假可以乱真，被它们欺骗可能是判断的错误。　
　——拉罗什富科　

　某晚，有位妇女在机场候机，　
　在起飞之前她还有好几个小时时间，　
　她在机场商店里找到了一本书，　
　买了一袋甜饼之后找个地方坐下。　
　她沉浸在书里，却无意中发现，　
　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竟然如此无耻，　
　从他们中间的袋子里抓起一两块甜饼，　
　她试着回避这件事，避免大发脾气。　
　她读着书，使劲嚼着甜饼，看着钟点，　
　当那个“偷饼贼”继续减少她的甜饼的时候。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她越来越气愤，　
　她想：“如果我不是这样宽容，我一定打得他鼻青脸肿！”　
　她每拿一块甜饼，他也跟着拿一块。　
　当只剩一块时，她猜测他会怎么做。　
　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并且略带拘谨，　
　他抓起了最后那块甜饼，把它分成了两半。　
　他递给她半块，自己吃了另一半。　
　她从他手中抢过半块饼，并且想到：“啊，天哪，这个家伙还真有点紧张，但却很无礼，他为什么连感谢的话都不说一句？”　
　她从没想到她已经变得十分刻薄，　
　当她的航班通知登机时，她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　
　她收拾起自己的物品走向门口，　
　拒绝回头再看一眼那个“偷窃而且忘恩负义的人”。　
　她登上飞机，坐到自己的座位，　
　然后找寻她那本已经快看完了的书。　
　当她把手伸进行李包，她因意外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在她面前的是她那一袋甜饼！　
　“如果这是我的，”她绝望地呻吟道，　
　“那么另一包就是他的，而他却尽力与我分享！”　
　太迟了，已经无法道歉，她是那样地难过，　
　那个无礼、忘恩负义的偷饼贼，恰恰是自己！　
　　（瓦洛尔·克克斯）　
　　
杨梅树和海欧　

　
　人们没有义务相信一切浑水都是深不可测的。　
　——托马斯·富勒　

　我的祖母有位名叫威尔克斯太太的敌人。祖母和威尔克斯太太都还是在做新娘的时候就搬到了这座小镇那条榆荫覆盖的主街上，她们成了隔壁邻居，都想在这条街上住一辈子。我不知道她们之间“战争”开始的原因是什么——那已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的事情了——我相信自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她们自己也不会记得战争是缘何而起的了，她们只是进行激烈的“战斗”。　
　毫无疑问，这根本不是有风度、有节制的“战争”，这是女士们之间的“战争”，是全面的“战争”，镇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能引起她们的反应。那座拥有300年历史的教堂，已经亲眼目睹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也许还要记载下祖母和威尔克斯太太的妇女救援会之战。我的祖国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只是一个虚胜。威尔克斯太太自从不能再当主席，她就怒气冲冲地退出了救援会——如果不能迫使你不共戴天的敌人做丢脸的事情，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威尔克斯太太赢得了公共图书馆之战，使她的侄女格茹德当上了馆员，挤下了我姑姑菲丽丝。格茹德上班的那天，就是我祖母停止阅读图书馆中书刊的那天——它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满是细菌的脏东西”——祖母从此自己买书来读。　
　高级中学之战，她们二人打了个平手，校长在威尔克斯太太成功地把他赶走，或者在我祖母搞得他辞职之前，就已找好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离开了原位。　
　除了这些主要的“战争”以外，时常还会爆发或者衍生出一些新的导火线。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去拜访祖母时的乐趣之一，就是向威尔克斯太太那不会做鬼脸的孙子们做鬼脸——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几乎和他们一样不会做——还有就是偷摘两家花园之间的、威尔克斯家篱笆一侧的葡萄。我们还追打威尔克斯家的母鸡；引燃在7月4日国庆节那天省下来的雷管，把它们放到威尔克斯家门前矿车道的铁轨上，当矿车碾过时，那声爆炸——当然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了——就足以把威尔克斯太太吓昏。　
　有一个国旗日，我们把一条蛇放进了威尔克斯家的雨水桶中，祖母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反对，但我们领会到的是默许了此事的。她的反对和我妈妈说“不行”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她对我们的惹是生非竟还显得挺高兴。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单方面的“战争”。威尔克斯太太也有孙子们，记住，他们比我祖母的孙子们还要强壮和聪明，我祖母从来也没有逃脱过他们的算计，她算是把黄鼠狼引进了贮藏室。在万圣节的时候，所有散放的、忘记收起的东西，例如花园里的家具，都变魔术般地飞到了谷仓的房梁上，我们不得不雇了一个壮汉把它们取下来，花了高额的佣金。　
　没有一个有风的洗衣日，晾衣绳不被神秘地弄断的，那些床单在泥地上打滚，只好重洗。这些事有些时候是上帝干的，但更多时候都能认定是威尔克斯家孩子们干的。　
　我简直不知道祖母怎样才能受得住这些骚扰，如果不是她每天读的《波士顿新闻报》上有一个家庭版的话。　
　这页家庭版很精彩，除了日常的烹饪知识和卫生知识以外，它还有一个专栏，由读者问的通信组成。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只是想发发怨气——你写信给这家报纸，署上一个化名，例如杨梅树，这就是祖母的化名。然后另一位与你有同样烦恼的女士会回信给你，并告诉你她是如何处理此类事情的。署名为“你知道的人”或者“泼妇”之类。常常是问题已经处理掉了，你们仍然通过报纸专栏保持数年的联系，你对她讲你的孩子、你如何做罐头食品乃至你卧室里的新家具。　
　祖母因此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和一位化名海欧的女士保持了25年的通信联系，祖母曾把从没对第二个人讲过的东西都告诉了海欧——例如那回她想再要个孩子、却没有要成的事，那次史帝文叔叔把“笨蛋”一词放到头发上带到学校里，令她感到很丢脸的事，虽然事情在引起镇上人们的猜测之前就已经被处理掉了。海欧是祖母真正的知心朋友。　
　在我16岁的时候，威尔克斯太太死了。同住在一个小镇上，不管你曾对你的隔壁邻居有多么憎恶，从道义上讲还是应当过去看看能不能帮死者家属做点什么。　
　祖母穿了一件干净的棉花围裙，以此表明她想要帮助做点事情。穿过了两块草坪来到威尔克斯家，威家的女儿让她去打扫本来已经很干净的前厅，以备葬礼时占用。在前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剪贴簿，在剪贴簿里，整整齐齐贴在并排的栏目里的，是多年来祖母写给海欧和海欧写给她的回信。祖母的死对头竟也是她的好朋友！　
　那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祖母放声大哭。当时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她在哭那些再也不能补救回来的，被浪费掉了的时光。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眼泪，而此后使我记住那一天的却是比女人的眼泪更值得记住的东西。正是在那一天使我对现在全心信仰的东西有所觉悟。而且，如果我停止了信仰它们，我宁可去死。它们是：　
　有的人看起来可能很讨厌，他们看上去很恶毒、很吝啬、很狡诈，但如果你向左走上10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你将很可能看到他的大方、热情和善良。它取决于，而且完全取决于你观察它们的视角。　
　（路易斯·迪克森·瑞赤）　
　　
太太，你很有钱吗？　

　
　足食即美餐。　
　——奥斯卡·王尔德　

　他们蜷缩在风门里面——是两个衣着破烂的孩子。　
　“有旧报纸吗，太太？”　
　我正在忙活着，我本想说没有——可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脚。他们穿着瘦小的凉鞋，上面沾满了雪水。“进来，我给你们喝杯热可可奶。”他们没有答话，他们那湿透的凉鞋在炉边留下了痕迹。　
　我给他们端来可可奶、吐司面包和果酱，为的是让他们抵御外面的风寒。之后，我又返回厨房，接着做我的家庭预算……　
　我觉得前面屋里很静，便向里面看了一眼。　
　那个女孩把空了的杯子拿在手上，看着它。那男孩用很平淡的语气问：“太太……你很有钱吗？”　
　“我有钱吗？上帝，不！”我看着我寒酸的外衣说。　
　那个女孩把杯子放进盘子里，小心翼翼地，“您的杯子和盘子很配套。”她的声音带者嘶哑，带着并不是从胃中传来的饥饿感。　
　然后他们就走了，带着他们用以御寒的旧报纸。他们没有说一句谢谢。他们不需要说，他们已经做了比说谢谢还要多的事情。蓝色瓷杯和瓷盘虽然是俭朴的，但它们很配套。我捡出土豆并拌上肉汁，土豆和棕色的肉汁，有一间屋子住，我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很配套。　
　我把椅子移回炉边，打扫着卧室。那小凉鞋踩的泥印子依然留在炉边，我让它们留在那里。我希望它们在那里，以免我忘了我是多么富有。　
　　（马瑞·杜兰）　
　　
发上之花　

　
　在人们不加任何注意的记忆之中有一种隐藏着的力量。　
　　——托马斯·富勒　

　她总是在她的发际上插一枝花。多数情况下，我会感觉它看上去有些别扭。白天戴着花？去上班？去开专业会议？在我所工作的庞大而忙碌的事务所里，她其实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女性。但不知为什么，她每天都要用一种极时髦的弯曲头饰在她那齐肩的长发上佩戴一枝花。通常情况下，她是用不同颜色的花儿来同她不同款式的衣着进行搭配的，在浅黑色波浪的背景下，插上一枝盛开的花儿，像一把色彩鲜艳的小阳伞。有好几次，好像是在公司的圣诞节晚会上，她发际间的插花之处增添了少许欢乐的气息，而且看上去非常得体。但是，如果在工作时间，花儿看上去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好些“事业型”的女性几乎对她的这一举止表示愤慨，并认为应有人把她带到一边去告诉她某些在商业界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条例”。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中间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怪寐，并在背地里叫她“花仙”或者“女儿花。”　
　“‘花仙’把那份关于华尔街个案计划的初步图样完成了没有？”我们中的一个会这样问另一个，脸上带着一丝讪笑。　
　“当然，结果挺不错——她的工作果真‘开花’了。”也许是这样的回答，而后面带一种在与别人分享快乐之后以恩人自居的笑容。我们认为我们的嘲讽在当时是很单纯而无害的。据我所知，没有人去问过那位年轻的女士为什么她每天都要头上戴着花儿来上班。事实上，假如在她出现时头上没有了花。我们反而可能会去问她的。　
　有一天，她真地这样做了。当她把一份设计方案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时候，我问了她。“我注意到今天你的发际间没有了花，”我无意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都看到你戴着它了，以至于现在好像有一种茫然着失的感觉。”　
　“嗯，是的。”用一种低沉的语调，她温和地回答，这同她往日倩丽活泼的性情完全不相符。在一段沉默之后，好奇心促使我又问：“你好吗？”虽然我是期待着一个“是的，我很好”这样的答复，但在直觉上，我知道我已经在开始谈论一件比仅仅是失去了花儿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嗯。”她柔声说，脸上充满了一种回忆与伤心的表情。“今天是我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我很怀念她，我猜我一定是有些情绪低落”　
　“我理解你。”我说，感觉到有些同情她，但同时又不想渗入更多的感情成份。“我想，你一定很不愿谈论这件事，”我继续说。我的工作责任感希望她能够就此而止，但心里明白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不，一切还好，确实。我知道我今天格外敏感。这是令人伤心的一天，我想。你瞧……”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在事。　
　“我的母亲知道她正在被癌症夺去生命。最后，她去世了。我当时才15岁，我们非常亲密。她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体贴别人。因为她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就录制了一盘生日祝词，让我每年过生日之时去观看。从我16岁一直到26岁。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早晨，我看了她为我的今天所预备的录像带。我想我依然在回味着它，我希望她还活着。”　
　“唉，我很同情你。”我说，感觉自己的情绪也受了她的感染。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噢，你刚才问到了那失去的花儿。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