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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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琢磨着，推敲着，也就那么几行字，把他折磨得够呛。写好报告，已到深夜。郎朗这几天感冒了，发着高烧，他把儿子叫起来喂了退烧药，刚要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响得令人心惊肉跳。妻子周秀兰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紧张地问：谁？
敲门的人是周秀兰的弟弟，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说我爸不行了。周秀兰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她冲弟弟喊叫起来，声音却是软弱无力的：你说什么？弟弟喘了喘，才缓过一口气说父亲犯病了，已经让他送进医院。哥哥在外地工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来找姐姐。甭说了，父亲一定病得不轻，否则，弟弟绝不会这么晚跑来找她的。她急得直劲瞅着郎国任问咋办。郎国任冷静地说，这么晚了，你在家照看郎朗吧，我去。于是，郎国任跟着内弟急匆匆赶到医院。
岳父已是神志昏迷。他患了脑血栓，这已经是第二次得脑血栓了。郎国任和内弟轮流守着老人，连日来的疲倦似乎在这一瞬间都找上来了，尤其到了下半夜正是最为难熬的时候，但是，郎国任挺住了，他几乎一眼没眨。岳父和姑爷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因为从一开始他跟人家女儿谈恋爱时，岳父大人就不大同意。自尊心很强的郎国任每每见到岳父大人，总不免感到有些压抑。老人病倒了，守在病床边的姑爷小心翼翼，他生怕稍有不慎，会惹老人不高兴。那几天，是郎国任终生难忘的日子。多少事，而且都是大事在难为他。哪一件事摆不平都不成。眼瞅着跟北京那边的老师定的上课时间在一天天逼近。他心焦，妻子更是心焦。父亲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已经是弥留之际，大夫都跟家属把话挑明了，让他们子女随时做好准备，料理后事。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让丈夫带儿子上北京上课呢？就这么一个姑爷，人家都在瞅着，万一到了那时候大家都到场却偏偏少了郎国任，那岂不让人家笑话？已经是周三了，到下个星期一上课还有几天？肯定不赶趟的。火车票他郎国任已经买好了。再加上儿子的高烧还没退，周秀兰越核计越上火。那几天她动不动就跟郎国任吵。她抱怨郎国任不该把去北京的时间定在下周一，她认为不能走。郎国任也深觉为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岳父偏偏在这时候发病。他说得也有道理，在北京找个好老师不容易，第一次跟人家打交道已经定好的事情，要是不守信，怕一开始就给人家老师一个不好的印象。周秀兰说什么不好印象？你就如实说要在医院照顾病人，推后几天再去上课我就不信那老师会生气？你不打电话我来打，我跟老师说说，看她有没有同情心。
电话最终没有打，那是因为郎国任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他让步了：那好吧，不行就推迟几天。妻子问那票呢？她也知道这趟火车的票非常不好买，郎国任是求人给买的。郎国任表示要把票退掉。退掉就快去退呀？但郎国任嘴上这么说，却没有真正去退。周秀兰后来说这个郎国任多有老猪腰子！
再回过头来说郎国任把辞职报告写好，就在忙乱中抽空到单位了。那报告是用一张32开纸写的，纸张很粗糙，他后来跟我讲到这件事时，还不免有些叹惋，他说他应该用一张更好的信纸，起码应该用16开的纸。他把32开纸的辞职报告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状，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信封装进去。当然了，他把这个折叠好的小纸条交给支队政委时，他的神情是非常庄重的。
支队政委是个细心的人，他把那个小纸条精心铺展在桌面上，像看一个很长很长的文件，32开纸上就那么几行字：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为了培养我的儿子，我必须去北京陪他学琴。孩子太小，需要人照顾，他离不开我，请领导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为了儿子，为了他们的宝贝儿子。支队政委边看边琢磨，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久才抬起头来盯视郎国任，似乎在印证这个纸条是不是他写的。这不是儿戏，彼此都明白。政委以他的经验和成熟劝郎国任再慎重地好好考虑考虑。郎国任无比坚定地说，该想的他都想好了，只希望领导尽快批准。他不希望政委做他的思想工作，也不希望政委对他有任何挽留，那样他会难过的。他只是一味地请求政委快一点批复，越快越好。他说他得抓紧时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办。
翌日，他早早就来到单位。如果说他是来听信的莫不如说他是来与同事们告别的。他把那辆日本摩托车停在了支队院里，他找到一个靠墙边的僻静处把摩托车锁好。昨天，他把摩托车里里外外擦拭一新，他今天就不打算把这辆人人羡慕的摩托骑回去了。
他作好了充分准备，批不批他都走定了，决不回头。既然已经辞职，交个报告等待批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不过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比较正规的手续，正儿八经地离开这里。他觉得单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辞职，他并不希望别人不知道。那样好像有点不光明正大似的。
他比平时上班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刻钟。走廊里没有碰到熟人，清扫干净的空间弥散出一股亲切而熟悉的味道。走廊里很空荡，置身其中使他突然觉得心里边也是这么空荡荡的。科室里的同事还没到来，他打开门，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他不会再来了。他想拾掇一下该拿走的东西，可是，他觉得一片茫然而不知所措。他瞅着玻璃板下边压着的一张张照片，往事不禁一幕幕回现开来，带着一种新鲜的诱惑，仿佛就在昨天。于是，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眷恋。每天坐在这间屋子时并不觉得怎样，而当真要离开，再也不属于这里时，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陆陆续续来人了，走廊里的每一点音响都使他怦然心动。和他同科室的人推门进来发现他坐在这里，便热情地围过来跟他聊天。人们都知道他要辞职了，就好像是经过商量了似的，口径一直地表示惋惜和挽留。还有人张罗着要请他吃饭，为他送行。那位嫉妒他都没有给他请假的“同事”也表现出一幅很仗义的样子。郎国任只能哭笑以对。他知道这里边有的是真心，有的只是出于应酬。无论怎样，人们一闹腾，就把气氛搞得很有离别的伤感味道，而郎国任矛盾敏感的心最怕的就是这种气氛。他打算尽快逃脱。但是，他发现老科长还没来。老科长性情温和，对科里边的同志非常关心，无论大事小情他都爱操心。尤其他对郎国任更为理解和支持。他很羡慕郎国任有郎朗这么好的儿子。他并不喜欢钢琴，但是，因为他喜欢郎朗，所以，他开始关心钢琴了。报纸上但凡有钢琴比赛和有关钢琴的消息他都注意替郎国任收存。那次报纸上登出郎朗获得沈阳首届钢琴比赛第一名时，老科长高兴得就像自己的孩子获奖了似的，手里抖动着报纸，一个劲向人们宣扬着。在这么一位厚道慈祥的老科长庇护下郎国任一直工作得很舒心。他在心里边深深地为之庆幸，为之感谢，而如今要真正离开他了，怎么能不告而辞呢？一定要等他。
冷丁，郎国任发现门口立着一个人，就那么定定地冲他这边瞅，好像这人早就进来了，就等着他去发现：那是一幅多么悲悯的面孔，鬓发花白了，眼角围拢的褶子显得比平时更多更深了，那双眼睛充满深情的关切。郎国任说，他那天一看到老科长，眼泪就止不住了。他说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把办公桌腾出来，把摩托车的钥匙、手枪、报话机、还有佩戴的徽章都交给了老科长时，老科长的眼圈也红了。他以为老科长会抱怨他为何不提早说一声，也不商量一下，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辞职了，可是，老科长什么也没说，他好像早就豫测到了一切，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就使郎国任更加感动。当他洒泪而别时，老科长说话了：你也不能就这么走呀？咱总得整一桌送送你！
郎国任的手被老科长撰着，一片暖融融的感觉。他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他没有接受老科长的好意，他没有这份心思。他惦着病危的岳父，因为他才能够真正左右他们能否按时进京。如果他老人家早一天驾鹤而去，那么他就有希望按原计划进行，要是再拖上两天，那么真就得退票了。算是老天长眼还是外祖父不原耽误外孙的前程？就在郎国任交上辞职报告那天，与世长辞了。
郎国任在走出支队大院时，还不知道岳父已经仙逝。他还沉浸在失去工作的难过中，只感觉每迈出一步，脚步好沉！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摩托来的，走出去时，却没有了摩托。骑惯了的摩托突然失去了，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他在过横道时都显得迟钝了，几乎就不知道往哪迈步。刚迈出一步又往回收，结果差点让一辆车撞了。那个司机把脑袋从车窗探出来，冲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显然是对他的大不敬。要是有摩托，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撵上去，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的。可是，他无能为力。在这座城市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威风，任何人都不会再怕他了。其实，这种失落感在他以后去北京的日子里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有感慨。这是后话。
辞职后的郎国任面对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为岳父张罗丧事。按着风俗，人死后需要停放三天才能出殡。操办丧事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有很多风俗，也有很多说道，亲朋好友得赶来，还有外地的。这一来二去，总得几天。但是，去北京的票那么难买，已经买好了，就得按原计划去了，为了两不耽误，只能提早举办丧事，但这意味着什么？能因为这个理由使岳父的葬礼提前进行吗？郎国任深知其中的利害。但是，他要是认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必须先取得妻子的支持。他连工作都不要了，他什么都能够舍弃，只要为了儿子，他早已横下一条心，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然而，要想达到目的，他首先得说服妻子。
周秀兰感觉到父亲病重这几天里，人们就对姑爷有意见，好象心里边只有自己儿子弹琴而对老丈人的病不那么上心。弹钢琴就在沈阳弹呗，沈阳也有音乐学院，何必偏要上北京？而且，还去得那么急，听说票早就买好了，甚至连老爷子死活都不顾。从人们的问话和眼神中周秀兰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边是要安抚亲友，两个姑姑都为爸爸奔丧来的，还有在外地的叔叔，也得赶来送葬。而提前一天送葬，叔叔能及时赶来吗？再说，时间这么仓促能办好吗？可是，不提前上北京咋办？跟老师说好了，也真不能出耳反耳。在北京找老师多不容易呵，别人不清楚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怎么办呢？她一时竟没了主意。
郎国任大主意已定。从他的坚定态度上看，他早就这么做准备了。她这才知道郎国任牙根就不曾想过退票，尽管她那么闹腾。关键时刻，周秀兰总是要听郎国任的，在培养儿子这一点上，她与郎国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
她充分相信丈夫郎国任的本事。当年，周围那么多人家的孩子弹钢琴，人家比郎朗起步早得多，也有更多的理由炫耀，可是，郎国任对周秀兰说你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郎朗超过所有人！后来，郎朗神奇的进步不仅征服了周围的人也征服了周秀兰。她从此坚信郎国任会让他们的儿子出人头地。郎国任对郎朗的每一步按排，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一点周秀兰深信不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服从郎国任。
然而，这一次，她不能不犹豫。因为父亲的葬礼已经决定了，怎么可以因为儿子去北京学琴而使葬礼提前一天呢？再说，都通知亲朋好友了，怎么好改呢？人家能理解吗？怎么就偏偏得早一天呢？难道上北京学琴差一天就不成？这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她劝郎国任再推迟一天走吧。但是，郎国任铁着脸说不行。他说已经与北京那边的老师说好了，不能更改。如果更改的话，那么第一次就给老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只有作妻子的知道，郎国任是说一不二的，尤其在重大的事情上更是如此。在她看来，郎国任是不会放弃工作的，他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为获得一份好的工作，为了出人头地，他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今，为了他们的儿子的前程，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重要的工作都辞掉了，简直就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式，她还能阻拦得了吗？为了儿子他郎国任认为一切都得让步，没有不能让步的事情，这是硬道理，不能去讲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通情达理什么。问题是如何说服亲友把已经通知的葬礼提前一天？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不能迟疑了，周秀兰知道只能执行郎国任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执行。但是，亲戚们一听，就来气了。人家说孩子学琴就差这一天啊？真是没听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邻居们听了这种事情也大惑不解。在外地的亲戚们在电话里听说因为这个理由让他们提早一天赶来，他们觉得非常可笑。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周秀兰怕把事情弄得太僵，使得家里人都对郎国任有意见，便试探着想再说服郎国任，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拗不过郎国任。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家里人对抗。他们为了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夫唱妇随，他们首先达到了这种高度的默契和统一，才能有力量去说服别人。
要说服的人中大哥是关键人物。一开始闹闹着上北京时，大哥就不大满意，他也给郎国任施加了压力。他认为郎国任作为唯一的姑爷不能不参加葬礼就一走了之。他让郎国任自己考虑，那样做合适吗？在他看来，妹夫多少有些过份了，平时就一个劲让儿子弹琴，眼睛里只认钢琴和儿子，亲戚们都有这个反映，都不大敢上他们家，来了他郎国任也不热情，顾不上别人只顾儿子，现在，老爷子去世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却还是一味地只想儿子弹琴，儿子弹琴真就那么高于一切至高无尚吗？周秀兰知道大哥对他们有想法，但是，她更知道大哥是个明白人，他善解人意，只要把话说清楚了，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