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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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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镜头，只因郎朗这突如其来的举措而沉默了。这一下子可乱了阵角。很多人劝郎朗，导演也过来劝郎朗。他们主要是为了郎朗而来，郎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宝贝，惹恼了他，他不弹了，这节目就做不成了。那上面怪罪下来，责任谁负？
郎朗是在替父亲争面子，争尊严，他执拗地说，要弹就弹我爸说的《夜曲》。到底还是按着郎国任的意图行事，最终还是同意郎朗弹《夜曲》。
当郎朗重新坐回到琴前，在灿亮的灯光下缓缓抬起手，去触键时，郎国任的心动了。动得难以控制。就像猛地涌涨起一股难言的酸楚，直顶到了鼻腔，弄得一片酸溜溜的胀麻。随着柔和宁静的旋律，郎国任的心变得很沉很沉，那是一种压抑，一种憋闷，他听出了儿子的声音，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只想哭。平日听来很轻松的夜曲怎么变得如此惆怅。
郎朗那天弹得非常投入，非常有感情。令在场人无不动容。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当他从琴凳上下来结束录相时，悄然走向父亲。他坚定地瞅了一眼父亲，父亲也看了他一眼，他没说什么，父亲也没说什么。他想说什么，父亲也想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没说。他发现父亲的眼圈红了，怕他看见，故意仰头往天上看，他也故意装傻仰脸去望天——天空虽然晴朗，却不是那么蓝的，起码不像书上说的那么蓝。
笔者并不希望触痛他们彼此的情感神经，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这种微妙时时伴随着郎朗走向成功。郎朗的成功，为他们都带来了声誉，都带来了兴奋，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苦恼。郎朗无疑是赵老师教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郎朗的每一步进取，都是离不开父亲的。郎朗的成功如果没有郎国任，那谁也不会相信。对于郎朗这种钢琴天才而言，成功的路上，究竟是父亲更重要还是老师更重要？
应该说都很重要。然而，实际生活中并不这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复杂难处。我在跟赵老师通电话时，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是从郎朗那里得知赵老师的。他一听郎朗，非常敏感，条件反射般地迅捷：郎朗怎么说我的？
我自然说，郎朗说你很好，要不，我也不会采访你，写你。对方长出一口气。郎朗父子真的没说赵屏国老师不好。起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他们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宽容。但是，在当时，郎国任因与赵老师的矛盾，以及在学校造成的影响，心里边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迫使他做出尽快离开中央音乐学院的决定？大概不能排除这个因素吧。
郎国任不希望再让赵老师教了，事实上，殷承宗已经无条件接受了这个学生。从美国巡回演出归来，殷承宗更加看好郎朗。他逢人就夸郎朗，他认为郎朗到美国会更有发展。斯坦威的老板很欣赏郎朗，他把郎朗介绍给另一家演出公司。这家公司的经济人是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经济人。他打算与郎朗签定演出合同。这期间郎国任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陈女士。
陈女士在一家中美演出公司工作，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她有着很深的背景，这让阅历丰富的郎国任一眼就能看出来。陈女士是听了郎朗的演出后，对郎朗格外热心。她认为郎朗是罕见的钢琴天才。她对钢琴事业非常热心，她又非常爱惜人才，特别是遇到那些真正有才华的选手，她都希望给予帮助。所以，她劝郎国任及早把郎朗送到美国留学。
陈女士的提议正中郎国任下怀。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郎朗的水平目前继续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吃不饱了，应该到更高的地方深造。何况他们与赵老师的关系也不适宜再呆下去了。但是，到哪里去深造，这无疑是一次重要抉择。
郎国任虽然去过美国，但，他对于美国的音乐院校情况还是所知甚少的。陈女士答应帮忙。她让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到美国的克蒂斯音乐学院。她认识这所院校的院长。
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出去了。不久，那边有了回音。院长格拉夫曼很看好郎朗。他特别赞扬了郎朗弹的肖邦第二练习曲。他热情地邀请郎朗报考他们的学校。他认为郎朗极有可能考上，但也并没有打保票。郎国任四下里打听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状况。相比之下，这里条件还是最好的，每年可以为郎朗提供三万美金的费用，还能保证他们爷俩在美国的正常生活开销。因此，他决定报考这所院校。
殷承宗在美国那边也积极张罗为郎朗办手续。他所在的一家音乐院校可以免去考试手续，就能接受郎朗这种水平的孩子入学。他来信说，正在尽快争取办理入学手续。
走到了这个份上，郎国任就积极张罗郎朗出国留学的事了。但是，郎朗是附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得附中毕业，才可以办理出国留学，否则，学校不会批准，文化部也不会批准的。等到毕业，差不多还得两年，对于此时的郎国任而言，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劲头儿。
又到了人生转折最为关键的时刻。就像指挥官面临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他经过缜密思考，毅然决定让郎朗退学。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措，在音乐学院的历史上，还从没有人以退学为代价，去国外考学的。何况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一有个闪失呢？想想当初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时有多难！怎么，现在说退就退了？
郎国任也不跟别人商量，甚至连周秀兰也不知道。他耽心遇到别的什么麻烦，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或者叫作先斩后奏。在他提出的退学申请未予批准的当口，他决定让郎朗提前举行告别音乐会。
既为告别音乐会，那就不免带有点感伤色彩。连郎国任都没有想到告别音乐会搞得那么精彩，连着搞了两场，都在北京音乐厅。郎朗在第一次出场时，神态非常庄重，他的音乐会被一股浓浓的离情别绪涨满了。他弹得极其投入，他恨不得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来，自己学到的所有本事都使出来。他弹了肖邦的24首练习曲。24首练习曲各有不同，柔情的特柔情，抒情的特抒情，激烈的特激烈，郎朗以其罕见的成熟，发自内心地倾诉着。
郎朗在美国波士顿给老年中心演奏过肖邦这24首练习曲。全套弹下来，用了1小时20分。在场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激动不已，围过来不让郎朗走。他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一辈子只听过两个人的演奏让他们如此难忘，一个是霍洛维兹，一个是鲁宾斯坦。这一次，又被郎朗深深感动了。他们争论郎朗的演奏风格到底是像霍洛维兹还是更像鲁宾斯坦。他们争论的面红耳赤。有位老人为郎朗画了一幅肖像，题上祝辞：当代的霍洛维兹……
美国听众喜欢肖邦，中国听众也喜欢肖邦。肖邦的情感其实最具东方的味道。要不，钢琴诗人傅聪怎么会用柳咏的词的情感去衡接肖邦的音乐呢？郎朗对于唐诗宋词所知甚少，这是他们这一代弹琴的孩子的共同缺陷。所以，在文学和文化素养上，他是绝对比不了家学渊博的傅聪的。但是，郎朗的音乐感觉极好，他凭借这种天赋与感觉走进了肖邦的世界。
郎朗的两场告别音乐会开得空前成功，像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两次盛典。人们走出音乐厅，却走不出郎朗的钢琴魅力，走不出肖邦的音乐世界。听过的人，没有听够，希望再听一遍；没听过的人，更希望好好倾听一次，特别是附中的校长陈南岗听了郎朗的两次演出，激动不已。陈校长的丈夫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是从奥地利刚刚归来，他听了郎朗的演奏非常惊讶，他没想到我们中国的孩子会弹得这么精彩。他们两口子争相为郎朗的演奏感叹不已。在这两位热心音乐的家庭里，最快乐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郎朗。因为郎朗的演奏，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一片朗朗晴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两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郎朗的告别音乐会，两个人就会同时激动，同时感慨不已。据说，他们两口子兴奋了足有一个礼拜。郎朗怎么会那么富于灵性，那么杰出呢？无论对音乐理解的深度，还是音色变化，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这对夫妇在深夜翻开了世界名人录，开始查找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出生年月。他们是想看看郎朗跟他们这种大师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比如转世之类。
其实，面对不可思议的天才神童研究时，我们的理论常常显得苍白乏力，我们无法通过常规研究说明那些非常规的天才。于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解释，便兴奋了我们的平淡生活。比如，人们对于上海小学生冯遐，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英语，7 岁时，就能自如地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能流畅地阅读英文书，他的笔译能力达到了高中生水平。面对这种天才神童，人们无法解释，所以，便有传闻她的前身是英语国家的居民；还有一个一年熟背200 多首唐诗的5 岁男孩赵安，猜测他可能是唐朝的一个文人转世。郎朗无疑是个钢琴天才，所以，人们从他身上寻找钢琴大师的生命信息并不荒唐。
郎朗是不是鲁宾斯坦转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学生。在他告别音乐会上，他的内在深情的抒发，是怎样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听众。一想到郎朗不久就要离开了这所学校，不会再在这里倾听他那天才的演出了，陈校长的心中就有一股难言的伤感。于是，她提议再让郎朗加演一场。
加演一场，这等于郎朗开了三场告别音乐会。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能够受到校方的如此重视，能够得到人们如此欢迎，郎国任从内心感到一种满足。他叮嘱儿子一定要一场比一场演得好。郎朗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加演音乐会如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大厅举行。时间是星期日的下午。郎国任早早就来了。他像郎朗参加的任何一次演出一样，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场。他要熟悉场地，要找一种感觉。他总是站到最后一排观众席位，听台上郎朗试琴的声音。他会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醒郎朗调整。比如音乐厅的空气湿度如何，触键的力度都不同，都得随之变化，在台前感觉不明显，在最后一排就能感觉准确。由于这是最后一次在学校演出，郎国任格外看重。他认为编筐涡篓，全在收口。这最后的收口，一定要给人们留下最难忘的印象。就像弹一首大曲子，结尾部分一定要处理好，否则，那就是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实际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出大厅就像一个大俱乐部。其内部的装饰，包括过道，都显得朴实有余。观众席位也是那种普通的可以折放的椅面。灯光亮起来也比较平淡，这对于去过美国，见识过金碧辉煌的斯坦威演出大厅和卡耐基音乐厅的郎国任来说，未免有些简陋了。
然而，这里给他留下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是多么崇拜这里向往这里啊！他盼着儿子何时能够在这里进行演出。中央音乐学院创造的最好的音乐环境就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贴出的海报，某某名家、某某国外大师、某某旅居海外的侨胞将在这里举办音乐会……只要有著名音乐家来北京，几乎都要在这里举行音乐会。他郎国任第一次坐在这里聆听音乐会时，有种奇妙的兴奋。这是对自身价值的某种认定。他心下里因兴奋而不免有些紧张，都不敢随便掉头往后边瞅。他生怕让人家看到说他没见识。他坐在这里边，是一种境界的升华，也是一种地位的升华，开始，还觉得不那么自在，总怕自己坐的位置不合适，怕别人来撵，可是，随着郎朗知名度的提高，随着他到这里来的次数的增多，他终于坦然起来。即便是身边坐着院长，或者什么更有名望的人，他也不至于惴惴不安了。
郎国任本来就是个爱核计事的人，在这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开演之前，面对音乐厅空荡荡的座席，面对台上那台熟悉的斯坦威钢琴，以及正在试琴的郎朗，触景生情，禁不住感慨万千。刚到这里时，那一幕幕场景，都在他的眼前回现开来。他不会忘记郎朗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时，他有多紧张，而紧张过后，又是长时间的亢奋。这里既有辉煌的记忆，也有难言的苦衷。他在这里经受过多少内心的折磨，有谁会知道？郎朗遇到的那几个对手，那好多次的较量和好多次的攀比，为了让郎朗超过这里的任何弹琴孩子，他郎国任在这里经受过怎样的心理路程。如今，无论荣辱喜怒，都将离他而去，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四周的灯光在他眼里完全变得轻松宽厚温暖了，他在这里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了，郎朗不会再在这里与那些同龄孩子争个高低了。对于郎朗而言，这里曾经发生的竟争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他完全可以更轻松一些，不必去操心郎朗的每一件事，包括生活细节，也包括室内温湿度对钢琴声音的影响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老老实实坐在听众席位上，纯粹地欣赏一下他的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演出——告别演出。
但是，他不能够。他的心放不下，他只能是一个操劳的命。他不能不担心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座位坐满；要是演晚场，人肯定不会少了，而偏偏这是安排在周日的下午，会有多少人光临？学校的领导，还有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再加上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来，要是来少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毕竟，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演出，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能够给人们留下一点什么美好的东西。
那一天让郎国任永远难忘。他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捧场。演奏厅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过道还站着人，都站满了，拥挤不下，最后，就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郎朗是最希望人多的，从小他就是这样，人越多他就越来激情，就越能闪出火花，迸出光彩。郎朗的状态太好了，下手就有，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郎国任在最后一排靠墙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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