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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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因为还得等汽车。必须得提前一点到老师那儿，第一面很重要，一定要给老师留下个好印象。听说她是音乐学院搞基础音乐教育的好老师，也是最难请的老师。那是朱雅芬老师帮着找的，她们都是上海人。要不是看在朱雅芬老师的面子，人家可能不会接受的。郎国任是最尊重朱雅芬老师的，他甚至有点怕她。个中原因，留待下一章再说。
郎国任为儿子总是想得很细，连明天儿子穿什么衣服，明早起来吃什么也都想好了，他甚至还考虑了明天上完课去哪里买菜，买什么菜，做什么饭，什么东西既有营养又可以少花钱，他都一一想过了。北京这边想完了，他就去想沈阳那边。他想到了沈阳平时接触的那些弹琴孩子的家长，那些人大多表面上显得特别友好，总是夸你的孩子如何如何好，而一转身在背后却是用另外一套话埋汰你。他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谈论他。但是，他可以断定因他这一辞职带郎朗进京，肯定会成为人家的谈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嘴长在人家的脑袋上。核计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还怪烦的。
孩子的确够累了，从他贪睡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嘴角绷得紧紧的，好像在梦中还和谁较劲。儿子在争强好胜这一点上非常像他，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最让他喜欢之处。但是，他无论对儿子多么满意，却从来不流露出来。儿子到了哪里都能得到一迭声的夸奖却独独得不到他这位当父亲的夸奖。为此，儿子耿耿于怀。每次弹琴都调动了浑身的解数，都用了最大的力气，可父亲总是没有喜悦的表情，顶多说句还行吧！然而，郎朗一直是在别人的羡慕和赞扬声中成长的，他怎么受得了“还行”这种评语呢？他被激发起更大的干劲，他一定要让父亲承认他弹得最好。他甚至在梦中都在和父亲叫劲，看他夸不夸奖。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确实严格得近乎严酷。他总能挑剔，也总能挑出毛病来。有的曲子三遍五遍他也不放行，还得再抠一遍。有时气得儿子哇啦哇啦地喊叫一通，渲泄一通，却还得老老实实地按着父亲的要求再弹一遍。妈妈在家的时候，儿子可以和妈妈撒娇，妈妈不在时，儿子却找不到撒娇的人了。在郎朗成长的道路上，郎国任这位天天与儿子耳鬓斯磨的严父，居然从未亲过儿子。郎国任对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只能是在儿子睡熟了的时候，他默默地守着儿子，多看他几眼，给他掖掖被子，抚摸一下他的小脚。这一切，他绝不会让儿子知道。带好儿子太不容易了，得有极强的克制力，永远不夸他不鼓励他不行，可轻易夸他更是不行。不让他怕你不行，而让他太怕你了事情更糟。尤其郎朗这种聪明伶俐的孩子。
最难忘的是两年前，他带着郎朗去太原参加的全国首届少儿钢琴比赛的情景。因为是首届全国举行这样的比赛，所以，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参赛的选手也够多了。沈阳不同年龄组的都有选手参赛。比较出名的有邢军、杜莹，她们都比郎朗大，郎朗当时只有七岁，在沈阳宁山路小学读一年级。他是那种人小志不小的孩子，他到了太原就是抱着得奖的决心来的。
比赛在太原少年宫进行，竞争异常激烈。当时的郎国任还不很熟悉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情况，他只知道上海和北京厉害。他没有抱着一定要夺冠的决心，但是，他觉得郎朗也应该在全国排上名次。另外，他也是想来见识见识，看看北京上海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厉害。
和郎朗在一个组竞争的有上海的王鲁，还有北京的李端。这两个孩子在当时都很受宠，也都颇有名气，而来自东北的郎朗却不为人所知。在钢琴评委们的眼中，东北还是块钢琴的荒地，虽然文革期间不断地有上海的钢琴家到那里播火种，比如朱雅芬、金石等人，但是，东北的孩子仍然无法真正进入评委们的视野。郎朗当时的程度是弹到了740　，不过比赛规定不允许弹740　，只能弹299。于是，郎朗那次弹了卡巴列夫斯基和中国曲子《红星闪闪》。这两首曲子都是著名教授朱雅一手教出来的。朱雅芬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她不仅注重技巧，她更注重音乐。在技巧与音乐的融汇上她更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着郎朗的内在激情。而七岁的郎朗正是有着一种小老虎的冲劲儿，只要往钢琴前一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规模的比赛，哪怕是李斯特坐在台下打分，他也不会有半点怯懦，相反，他会因此更加激发出精神头儿。他是那种越比赛越竞争越人多越来劲儿的那种孩子。他特殊愿意表现自己展示自己。
郎国任一直挺后悔那天不该让郎朗穿那条背带裤子上台。郎朗弹到激情澎湃时，浑身的劲头儿都调动起来，正要大显身手时，那背带却不合时宜地从两个肩头滑脱下来，束缚了他那激情的胳膊，想挥洒却伸不开，这不能不影响演奏效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然而，尽管如此，郎朗弹得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不但音乐感觉好，而且一个音也没错，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台下听众不少交头接耳，认为这个小孩弹得好。那次比赛取前六名：一等奖1　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　名。郎国任一个不漏地看了参加决赛的10名小选手演奏之后，心里边有底了。他觉得郎朗肯定可以进入前六名。如果不是背带碍事，他甚至会认为郎朗可以竞争第一。
宣布比赛成绩时，郎朗情绪很高地坐在父亲旁边，他自信肯定榜上有名。他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往自己支起的光腿上划着玩。他划什么呢？父亲随便扫一眼，发现他写的是自己的名字“郎朗”，他写得一笔一划很认真。父亲当然明白儿子的心思，心里一下子涌入了一股暖流。第一名被上海选手王鲁夺得，第二名是北京的李端，第三名——主持人在公布名次这段时间里，他写得满腿都是郎朗。可是，他写得再多，前六名公布完了也没有听到一声郎朗。当父亲的心禁不住怦然而动。这时的郎朗突然停下了笔，只听主持人接着往下念获得优秀奖的名单。这回，头一个就是郎朗。就是说郎朗的名次排在了第七名。郎朗愣头愣脑地说：不是吧？
父亲说咋不是呢？他和儿子一样的心情。毕竟是成年人了，遇事再激动也不至于当即暴发，可是，郎朗却不然。他一下子蹦起来，郎国任一把没抓住，他像头小老虎，哇哇叫着冲向主席台。他边跑边喊叫：“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凭什么？”整个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要优秀奖！我不要！”
“不合理！不公平！”郎朗不顾别人的阻拦，冲到主席台下对台上的评委们挥着小拳头愤怒地喊叫。喊着喊着，他竟大声哭起来。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观众席上一片骚动，嗡嗡的议论声越来越高。郎国任奔过去，拉住了又蹦又跳的儿子，硬是把他拖拽出去。
郎朗哭得真伤心。围观的小选手纷纷劝郎朗，别哭了，有个石家庄的小选手劝他说，我不也是得了优秀奖吗？你看，我都没哭。下次争取嘛！郎朗瞪他一眼：你跟我比？你弹得什么玩艺？
任何评奖要讲绝对公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评奖的因素受很多东西制约，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任何背景的郎朗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能够获得第七名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郎朗父子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郎朗弹得丝毫不比第一名差。即使不给第一名，那也不应离开前三名的，可是，他们太过份了。父子俩都是那么忿忿不平。只不过郎国任没有像独生子那么冲击会场大喊大叫而已。他去找评委们说理，评委们也承认郎朗的才气，也为郎朗没有评上前六名而惋惜。他们也只能表示一点善意的惋惜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据理力争又能挣出个什么头肚？
优秀奖也要颁发奖品，念到郎朗的名字时，他拒绝上前领取。当一位小朋友替他把奖品取回来，递给他时，他抓过来就狠狠地摔在地上。奖品是一条玩具小狗。那只天真无邪的金丝毛小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黑亮的眼珠定定瞅着他，仿佛对他表示抗议。郎朗余怒未消地把它抓起来又一次摔到了地上。后来，还是父亲帮他把这只小狗拣起来放好。
郎国任是个有心人。他将小狗带回家，就摆放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那就是钢琴的上方。每天郎朗弹琴时都可以看到它，再不喜欢再想躲避都是不可能的。他要让这条小狗成为一个教材，时时激励儿子，让他发愤，让他别那么轻易忘记太原的委屈。
郎朗一点也不喜欢那只小狗，为了不去看它，每天弹琴他都低着头练。可是，越是不想看它却越是撞进你的眼帘。它毛发光滑，懒散地趴伏着，两眼永远不动地盯着你，两只大耳朵愚钝地耷拉着。当钢琴被你弹的合弦有力地震动时，它竞美滋滋地随着颤悠。你生气了，停下来瞪着它。你瞪它，它瞪你，你怎么可以瞪过它呢？你朝它挥起拳头吓唬它，可它一丁点不害怕，眼皮都不眨一下子。你这才意识到它是不会眨眼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喜欢它了。你到学校上课时，语文老师要求同学们写篇作文，要求写一个宠物。你当即就想到了这只成天趴伏在你的钢琴上瞅着你的小狗。你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一篇作文——〈小狗〉。你写到了你如何把这只无辜的小狗狠狠摔在地上，拿它出气，可是，小狗不哭不叫也不生你的气，每天都蹲在钢琴上守望着你，听你弹琴，就好象它能听懂你的琴声似的。慢慢的，你不再恨它。你觉得它好玩起来。你说你要好好保护它，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你就要把它擎起来！
那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在班级念了，老师非常喜欢，父亲更是喜欢。他不仅看到了儿子在弹琴上的进步，而且看到了他在思想上的进步。小狗成了他最喜欢的玩具，每天他都得看上一眼。此番来北京，他有好多东西没有带来，但是，他却把这条小狗带来了。当郎国任一掀箱盖看到这条金色毛发的小狗时，感慨良久。他想到了儿子的那篇作文，他默默祝愿儿子能够实现理想，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到那时，让这条小狗好好看看郎朗的成功。
想到成功总是给人以力量的，郎国任坚信儿子通过一年的学琴，明年肯定能考取小五。他们不会白来的。在进驻北京的头一个晚上，郎国任想了好多，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郎朗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郎朗跳着脚喊着，越跑越快。他在后边追。车一辆紧随一辆，开得非常快，就贴着郎朗身边飞驰。眼见一辆盛满东西的大解放朝郎朗横冲过去，就要碾压着郎朗了。他大叫一声：郎朗——于此同时，响起了敲门声。郎国任跌坐而起，神情还没有能够从梦境中苏醒过来。敲门声更大更真实了，郎国任下地问是谁？他以为一定是有人走错门了，否则，怎么会有人一大早就来敲门呢？外边的人告诉他是派出所和街道的，登门是要办临时户口。
郎国任把门打开了。一位老太太，身后跟着一位穿警报的年轻人。老太太还算客气，冲他微笑着介绍了身边的警察是派出所的所长。，那个年轻警察却不那么友好，一进门盯了他一眼，那神情就不大对劲儿。然后，就开始盘问他到北京干什么来了，问得很细，还问他什么工作，他将辞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如实秉报。都问了，这才递给他一张表格让他填写。他接过表格看了看，坐下来便填写。他急着快点填完好把他们打发走，因为他还得为儿子做早饭，还得早点离家去音乐学院找丛老师上课。
他在表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有籍贯，从何而来，家庭成员之类，但是，在往下的那个空格里，他难住了，迟迟不知如何下笔。那个空格是要填他的工作职业。他是警察，可那已经成了过去，那么现在填什么？填陪同儿子学钢琴？他只好问所长如何填。所长说得非常轻松：填无业人员。
“无业人员”这四个字从这位陌生的派出所所长的嘴里吐出来，令他极不舒服。当过警察的人再明白不过了这几字的内涵。他拿笔的手开始哆索了，半天不愿往下落。好不容易才把这四个字写在那上面，结果字迹不工整，有的笔划居然还从那个规定的框格里拥挤出来了。
第二节　　父亲逼儿子去死：跳楼？还是吃药？可以任选
无业人员郎国任和儿子一起迈出了丰台区的家门。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没有熟人没有朋友，谁也靠不上，全得靠自己。北京太大了，北京的街道也比沈阳宽得多，在这种城市里生活，一个无业人员显得多么渺小与卑微。那一天很不顺利。在复兴门车站下车后，爷俩就往中央音乐学院赶。音乐学院在礼士路附近，没有多远，可是，他们从马路这头被隔带挡着，挡出了很长一段却没法绕，又不能从栏杆上边跳过去，走着走着，一看要到点了，便急着打车。可是，到处都是车却就是见了他们不停。北京的车也这么势力眼吗？好不容易遇到了一辆可以停下来的出租车。爷俩匆匆忙忙钻进去。原以为还有挺远的路，却不曾想也就那么几步路，还打个车，吃亏了。
丛老师家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里。想像中的中央音乐学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多有名气的地方！郎国任平生头一回来这里，那种心情，不亚于朝圣。然而，却没有任何高贵的感觉。楼房太普通了，从哪儿能看出音乐学院的特点呢？在北京肯定有许多这种院落，看上一眼，绝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是从后边一扇小门进院的，眼前的院落屋舍无不透出一种卑琐感。一栋栋宿舍楼布局显得过于随意，有红砖的也有水泥着面的，不同的外形代表着不同的年代。只是新建筑少了点，缺少一种与这个时代相容的气派。
按着门牌号，爷俩找到了丛老师的住处。这么有名望的副教授怎么会住在这样一座破楼呢？走廊里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郎朗被父亲紧紧拉着，一脚高一脚低，等到目光适应了这种黑暗，他看到了墙边居然还有堆放的垃圾。走廊的空间本来就不宽，还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这种空间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