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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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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文诗据说可以分解为两百余首诗词，问世后曾被诸多名家解读。唐朝武则天曾专门为苏惠与《璇玑图》撰写序文，宋代才女朱淑真也写有《璇玑图记》。这首诗魅力非凡，至今仍受到人们喜爱。
第五节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南北方虽多次相互攻战却均无较大所获，因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经趋向成熟，七律、七绝的雏形均已出现。由于南朝的帝王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他们的文学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上层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围，尤其是关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们更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中四声的运用形成了诗的格律，辞赋的骈偶化逐渐形成“四六文”体制，而诗赋的辞采也越来越精丽工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谢氏家族，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诗歌里以精美的语言对山水景物进行细致描绘，表达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思。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谢氏家族人才辈出，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有诗名，分别以《雪赋》、《月赋》久负盛誉。稍晚的谢朓也以诗著称。
鲍照（约414—466）出身寒微，字明远。二十多岁时，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而知名。他的乐府诗富有独创性，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并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是杂言体七言歌行的开创者，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因而对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影响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诗影响。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与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流传后世的杰作。其妹鲍令晖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竟陵八友”之一。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以“大小谢”并称。他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引谢朓语）的主张，其诗歌语言精炼流丽，浅近易解。现存诗200余首，其中山水诗的成就很高，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清俊秀丽，最为人称道。“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诗句也脍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诗清新流畅，如《铜雀悲》、《玉阶怨》等借鉴南朝民歌的形式，促进了五言绝句这一新诗体的形成。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曾在《金陵城楼月下吟》一诗里写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书…何逊传》说：“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他的诗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注重语言锤炼，修辞简练精当，对唐代大诗人杜甫影响颇深。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门。他的五言诗语言质朴，不务工巧，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吴均体”。《梁书…吴均传》载：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陈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称，与庾信并称为“徐庾”。他曾奉萧纲之命编成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陈书…徐陵传》载：“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南朝还有许多早慧的诗人，他们往往出身名门世家或没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如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诗人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等。
《梁书…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南史…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云性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
《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学，早知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
《梁书…徐勉传》载：“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
《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长史。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梁书…张率传》载：“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瑰，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
《梁书…刘孝绰传》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
《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陈郡谢览，览弟举，亦有重誉，时人为之语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有类似记载。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书…徐勉传附子悱传》载：“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徐悱和其妻刘令娴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诗人夫妻，二人的赠答诗载于《玉台新咏》。
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之弟。《南史…简文帝纪》载：“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当时彭城刘氏一门人才辈出，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还同时出现了三位女诗人。其中，以刘孝绰、刘令娴（徐悱之妻）的名声最大。刘孝绰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传很广。萧统亲自选拔刘孝绰一人来编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见他对刘孝绰的看重。《梁书…刘孝绰传》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仅文人诗歌十分繁荣，南朝时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按地域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写男女之情，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对男子的爱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的社会风俗状况。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其余的四言及杂言诗篇幅也很短小，其语言明快动听，善于运用双关隐语，或朴素自然，或浅俗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十分发达。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受民歌影响很大，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从鲍照到齐梁间的文人诗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专门描绘女子美丽体态容貌的歌曲与宫体诗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大诗人李白的很多短诗以清新自然见长，就与学习南朝民歌有直接关系，如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与《子夜四时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传承关系十分明显。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南朝民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继魏晋之后又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南朝诗歌的繁荣，虽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但与诗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南朝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虽然南北方战争和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但上层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南朝宋文帝时，在官学中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诗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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