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8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邢简妻陈氏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辽史…列女传…邢简妻陈氏传》载：“邢简妻陈氏，营州人。父陉，五代时累官司徒。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统和十二年卒。”

　　　　耶律氏常哥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见识不凡的奇女子。她自洁不嫁，虽出身豪门却常布衣疏食。《辽史…列女传…耶律氏常哥传》载：“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

　　　　从现存作品来看，辽代诗歌多数是以汉字写成的，这应当归功于辽朝对汉文化的推广。辽代一些诗人还用契丹语创作诗歌，可惜大多已失传。这与辽代实行严厉的书禁制度有密切关系，其法律规定，凡把辽国书籍带到外国的要处以重刑。这种制度严重阻隔了辽国与五代和北宋的文化交流，使得契丹文字难以广泛流传，很难为其它地区的人所认识，以致契丹文字的解读成为中国文字史上著名的难题之一。再加上金灭辽时战火的蹂躏，存世的辽代典籍极少。在用契丹语写的诗歌中，现存篇幅最长的诗篇是《醉义歌》。元初的耶律楚材把这首诗译为汉文，译文为七言歌行体，长达120句，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耶律楚材《醉义歌序》把这首诗称为辽诗的“绝唱”，认为“可与苏、黄并躯争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这首诗署为“寺公大师”作，据此推测作者当是一位僧人。《醉义歌》从重阳节饮酒写起，纵情放歌，多方面抒写对人生的感慨，杂揉儒、佛、道思想以求解脱，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喜爱。这首诗中运用了许多汉文化典故，说明契丹诗人即便用母语作诗，也深受汉文化影响，显示了辽代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趋势，也进一步体现了辽代诗歌教育的实绩。这首《醉义歌》如果没有耶律楚材翻译，恐怕至今都无人能识。契丹族应当还有数量可观的民歌，可惜能传世者极少。

　　　　辽代汉族文人的诗歌创作如与同时期的北宋诗人相比，其成就并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一诗：“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这首诗描绘北国生活，风格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地文学的本色，与宋诗迥然不同。再如李良嗣的《绝句》：“朔风吹雪下鸡山（一作燕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这首诗意境苍劲雄浑，具有鲜明的北国情调。地域环境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强悍的气质，决定辽代诗歌的基本风貌，这恰恰说明了辽代诗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南宋学者洪迈在其巨著《夷坚志》中记载：“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迈《夷坚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诵诗》）从洪迈的记述中，可以一斑而窥全豹，约略感知辽代诗歌教育的概况。

　　　　夏是我国西北方的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继迁、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础上正式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广泛吸引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西夏是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诞生的，强盛时期曾经先与北宋、辽，后与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军所灭。由于蒙古军队的毁灭性屠杀，西夏故地变成废墟，其历史断绝，其文化堙没。

　　　　西夏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吸收汉文化。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也是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1035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他重用的主要谋臣张元、吴昊等都是关中汉族文士。毅宗李谅祚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1061年，“请去蕃礼，从汉仪”，“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101年，崇宗李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学，并尊奉孔子为文宣帝，进一步确立了科举制。“（绍兴）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他将国学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神宗李遵顼博览群书，于1203年参加科举考中西夏状元。1211年，他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李安全自立，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科举擢为状元的皇帝。

　　　　由于西夏文献曾遭到毁灭性破坏，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而诗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据史籍的有限记载和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致可以确认，西夏与同时期的其它王朝一样，也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也曾产生了较多的诗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宋史…夏国传》记载他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本身是兵书，既然称为“歌”“诀”，其形式上必定是诗歌。西夏崇宗李乾顺不仅能作诗，还与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国传》载：1139年，“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民谣《十不如》的内容虽难以知晓，但当是诗歌应无异议。近年在西夏陵园李仁孝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分内容的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诗句，每句四言，并有韵律，据此判断，《灵芝颂》当是一首四言诗。其语句文雅秀美，内容则歌功颂德，表现出西夏宫廷诗的特点。

　　　　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写有咏《雪》诗、咏《鹰》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说：“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韩范为经略，嫌其投诗自媒，弃而不用，张乃投元昊，为中国患。”当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灭时，张元作为西夏的主要谋臣兴奋不已，当即在两军交界的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夏竦和韩琦是当时宋军的主帅。这首即兴诗，风趣自然、朴实无华，反映了张元在西夏胜利后的得意心情。

　　　　西夏有一首诗《颂师典》：“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虽然《颂师典》颂扬的是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之一野利仁荣，但明确认同“汉人”、“蕃人”与“弥人”（党项羌自称“弥人”、“弥药”）同出一源，颇有民族平等大团结的意味，完全可以当作民族融合的史诗来读。

　　　　在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较多的西夏文献，可惜这些文献大多保存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的博物馆内。现存西夏诗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罗斯藏存的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其中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基本反映了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部佚题的诗集，其中一些较短的诗目前已获解读，如《大诗》、《月月乐诗》、《夏圣根赞歌》、《新修太学歌》等。

　　　　《新集金碎掌置文》是一首长达千字的西夏文五言诗，据卷首记载，它的编者是“宣徽正息齐文智”。“宣徽正”是西夏政府里的高级官职，“息齐”是西夏党项族的族姓之一，“息齐文智”应当是高度汉化的党项族学者。这首诗收录了生活中常用的西夏文字，字数恰好一千，编者把这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巧妙地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其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大致顺序与汉文《千字文》相仿，可能是受了《千字文》等童蒙读物的影响。它的序言中明确表明编写的目的是“欲遵循先祖礼俗，以教后人成功”，“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弥月可得，而愚钝不过经年。”因此，《新集金碎掌置文》应当是西夏的一部采用了诗歌形式的童蒙识字读本。我国学者聂鸿音、史金波曾将这首诗全文翻译。如第1联至第12联叙述的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天地世界初，日月尔时现。明暗左右转，热冷上下合。诸物能成苗，季节依次列。春开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实申酉戌，冬藏亥子丑。今朝拂晓东，卓午影正南。晚夕暮昏西，睡卧夜晚北。明日先未过，后日后到来。年日一律有，岁者两俱同。变化时十二，月没再满盈。夜昼为年日，腊正旧新逢。幼老寿增减，以此定限量。”（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所收作品有360余条，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西夏学者梁德养于1176年基本完成《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其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锦合辞》中，各种各样的谚语以淳朴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民俗风情与党项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该学不学学饮酒，应教不教教赌博”、“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这些谚语表明西夏谚语是以偶句形式出现的，文字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风貌。

　　　　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谚语，如：“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新集锦合辞》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进一步说明西夏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西夏谚语的内容广泛，它们既是民族风貌的反映，而它们的流行又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述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从他的记述中可知，柳永的词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来，宋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繁盛的，宋代词人的作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能歌咏传唱柳永的词，表明西夏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修养。

　　　　西夏在辽国灭亡后称藩于金国，夏与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如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王庭筠的诗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欢迎。《金史…赵秉文传》载：“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原文化对辽国和西夏的深远影响。

　　　　金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