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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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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拒婚之意，张当揆只好悻悻而返。蒋正子《山房随笔》载：“元遗山好问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辞以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喜，自往访，觇其所向。至则方自手补天花板，辍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应声答曰：“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蒋正子的记述中将元严误为元好问之妹，不知何故。
《金史》中还记载了许多诗人的事迹，从中可以发现金代诗歌教育的一些线索，如：
《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金史…左泌传附侄光庆传》载：“（左企弓之孙）光庆好古，读书识大义，喜为诗，善篆隶，尤工大字。”
《金史…虞仲文传》载：“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
《金史…赵秉文传》载：“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金史…文艺传上…蔡松年传》载：“（蔡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
《金史…文艺传上…吴激传》载：“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
《金史…文艺传上…赵可传》载：“赵可‘其歌诗乐府尤工，号《玉峰散人集》‘。”
《金史…文艺传上…胡砺传》载：“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
《金史…文艺传下…周昂传》载：“周昂，字德卿，真定人。……昂年二十四擢第。调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周昂作诗以杜甫、韩愈为榜样，著有《常山集》，已佚。其诗存100首，内容有咏怀、吊古、伤别、写景、边塞、悯农、论诗、题画等内容，其中以边塞诗最有特色，如《莫州道中》等。周昂对于文学创作有许多见解，他的外甥——金代文学批评家王若虚接受了他的文学主张，并在《滹南诗话》中保存了他的文学观点。
《金史…文艺传下…王庭筠传》载：“王庭筠，字子端，辽东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金史…文艺传下…刘昂传》载：“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
《金史…文艺传下…李经传》载：“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
《金史…文艺传下…刘从益传》载：“从益博学强记，精于经学。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尤工，有《蓬门集》。”
《金史…文艺传下…王若虚传》载：“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王若虚是金代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少时以其舅周昂为师，博学强记，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白居易、苏轼，反对模拟雕琢等形式主义风气，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深表不满。作诗则以白居易、苏轼为法，崇尚自然，创作实践和理论保持一致。他的诗学主张对明清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有一定影响。其《滹南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都收于《滹南遗老集》中。
《金史…文艺传下…李汾传》载：“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由上述记载可知，虞仲文可说是当时的神童，“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但神奇却来自“日记千言，刻苦学问。”而王庭筠虽然“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有天才般的表现，但“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却恰好说明了他学习作诗的过程和结果。
在金政权建立以前，作为游牧民族，女真民族以游牧围猎为生而又能歌善舞。女真人善骑射，信奉萨满教，无论贵族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舞蹈歌唱，而萨满教乐舞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女真人以起舞歌讴来侑觞，青年男女以歌声寻配偶，其渔猎生活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现出来。据此推测，女真族世代相传的民歌当不在少数，然而多已不传。熟悉“岳家军”战史的人都知道的一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出自女真人的民歌。
金代的音乐和舞蹈在立国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乐曲和歌舞被吸收到戏曲之中，促进了古代音乐、歌舞、散曲和杂剧的发展。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最著名的说唱文学作品，其中的唱词大量借用了唐宋诗词的诗句意境，充分体现了诗歌对曲词的影响。如写张生莺莺分别情景的《大石调…玉翼蝉》：“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洌，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很显然，作者借用了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情感和意境。再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思念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道宫…尾》），应当是源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来这位董解元有着比较深厚的诗歌修养，正如他在作品开头部分的自我介绍：“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诗魔多”一语，显示了作者对诗歌的热爱。
奇闻逸事集 012 黑铁时代——元朝明朝清王朝
第四章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元朝明朝清王朝
元、明、清三代，是古代中国疆域最广大的时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在达到顶点后开始衰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点，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其文化专制主义也发展到顶峰，文化和教育日益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元代文人地位急剧下降，沦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明清时期，文人地位虽然得到恢复，但惨烈的“文字狱”又迫使文人从思想到行为逐渐成为专制统治驯服的奴才。正统的诗歌教育也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由于思想和思维日益受到程朱理学和专制主义的钳制，形式主义诗风弥漫诗歌领域，这一时期的诗人普遍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本领，往往以模拟古人为能事，从古人的诗篇里去寻找作诗的一丝动机和灵感。而诗歌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伦理道德的灌输和诗歌形式上的技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虽然诗人众多，却再也没有出现堪与“李杜”、“苏辛”比肩的人物。因此，可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
第一节元代的诗歌教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将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域最广阔的朝代。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三百余年间各民族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为中原正统帝制的继承者，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灭亡南宋，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在经济上采取掠夺“汉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来自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很广。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响更加深远，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受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为国字颁行。在成吉思汗立国期间，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邱处机很受宠信，自此，道教对元代统治者影响深远。从元代开国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等儒学名士的影响下，元朝历代统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接受了儒学文化，尊孔崇儒成为基本国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有发展，程朱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实际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学来笼络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和解，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时才恢复科举，但也是时开时停。整个元朝总共只举行过15次考试，全部录取的人数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举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儒学在元代并没有取得绝对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蒙古统治者虽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汉族文人为官员，如王鹗、赵璧、姚枢、窦默、许衡等，但由于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元初长时期废除科举，使元代大批汉族士人失去了仕宦前途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元史…选举志一》记载：“（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卷二）的说法，可见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诗就说明了当时儒士的窘境：“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他们虽然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却不得不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只能运用自己的学识谋生。大量儒生几乎成了卑贱而无用的废人，有一些人成为工匠、商贾、吏胥，而沦落为奴仆、乞丐的也不计其数。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职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着与上层统治者离异的心理。因此，从整体上看，与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明显不同的变化，而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更多地适应了民众生活的需求，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
从成吉思汗起，元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商业和手工业，与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迥乎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元朝统治者对工匠的重视和保护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业的发展促使许多重要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元代繁华的都市有细致的描绘。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形成和壮大，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以军事立国，依靠武力征服了东西方广大地域。蒙古大军在铁蹄所到之处，一方面是摧毁当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在元代传入欧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区，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传播各地。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越来越多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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