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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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鹜�玉女之称。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尽。她深明大义，独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有诗名。每逢暇日登临，一家人间竞相唱和，一时传为胜事。商景兰作诗很多，有《锦囊集》等。她最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其妹商景徽也善作诗，年至八十犹颂诗书不衰，著有《泳鵻堂诗草》。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嘉兴盛泽镇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幼时家遭巨变，被人诱拐卖给名妓徐拂为婢，受其熏染，学习诗文书画。十四岁又被卖入崇祯故相周道登家为妾，因美艳聪慧颇受主人宠爱，常抱膝上教以诗词歌赋；不久即因被群妾诋毁再度被卖入青楼。她流落为妓后往来吴越间，常身着儒服男装，以绝世才貌与诸多江南名士交往，如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等，与诸名儒纵谈时势，歌诗唱和。后与钱谦益结合，对其参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很大影响。她正直聪慧，魄力奇伟，不仅精通史书典故，慧解文字，能诗善词，工书擅画，而且以过人的才气、超凡的胆识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明末名士名姝中享有盛誉。她一生著述甚多，尤擅长近体七言诗，诗文集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红豆村庄杂录》、《河东诗文集》、《梅花集句》、《东山酬唱集》等，存诗159首，词33首。另有书法、绘画作品传世。柳如是还曾选编《古今名媛诗词选》（又名《历代女子诗选词选》）。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为之作《柳如是别传》。

　　　　明代诗人往往以学习汉唐诗歌相标榜，因此，出现了较多的诗歌选本。高棅的《唐诗品汇》九十卷及拾遗十卷，共选入唐代诗人680余家，辑录诗歌6700余首。受杨士弘《唐音》启发，高棅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对后世影响极大。李攀龙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他的《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了古逸至唐代诗及明代诗，而宋元诗不录一首，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唐汝询生五岁而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博通百家，当时被视为奇才。他的《唐诗解》五十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唐诗注解本，尤便于学习。锺惺与谭元春共同编选了《古诗归》十五卷（选古逸诗至隋诗）和《唐诗归》三十六卷，选诗面较宽，各体皆备，不以名家所作为限，共选诗3300余首，体现了竟陵派“独抒性灵”、反对模拟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颇受学者批评。《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附钟惺列传》载：“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间先后辑录唐代至五代的诗歌以及词曲、谚语、酒令等，搜罗丰富，为后世研究唐诗者所重视，是清代编录《全唐诗》的蓝本之一。这些诗歌选本为明代诗人创作诗歌提供了范本。

　　　　明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也深受诗歌影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当时的戏剧家、小说家也往往是诗人。中国古典戏剧中，曲词常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曲词可以脱离原剧而单独欣赏。剧本本身更是可以脱离舞台而存在。这是因为曲词已经诗歌化，甚至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戏剧作家可以通过这些带有强烈个性情感特点的曲词来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著名诗人徐渭也是明代成就最突出的杂剧作家。康海、王九思都是名列“前七子”的诗人，除诗文外，更以戏剧和散曲知名于世。康海有散曲集《沜东乐府》和杂剧名作《中山狼》等。王九思有散曲集《碧山乐府》和杂剧名作《杜甫游春》等。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闻名四方。一生作诗约2000余首，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其诗偏向六朝，独抒性情，风格华丽，诗文集《问棘邮草》曾受到徐渭的称赞。他的名作《牡丹亭》其实是一部美丽的诗剧，曲词精美典雅，抒情气息浓郁。如《惊梦》中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因此，《牡丹亭》问世不久即家传户诵，为众多文士称赏，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娄江女子俞二娘因读《牡丹亭》时哀感身世而含恨而死；杭州女艺人商小玲在表演此剧时想到自身遭遇，悲恸难禁而猝死在舞台上。《牡丹亭》全剧五十五出，每一出均以诗结尾；而且除第一出外，每一出结尾都是一首集句诗。如全剧收尾的一首：“杜陵寒食草青青（韦应物），羯鼓声高众乐停（李商隐）。更恨香魂不相遇（郑琼罗），春肠遥断牡丹亭（白居易）。千愁万恨过花时（僧无则），人去人来酒一卮（元稹）。唱尽新词欢不见（刘禹锡），数声啼鸟上花枝（韦庄）。这些集句诗所用的诗句大多出自唐代诗人的诗篇，说明汤显祖对于唐诗十分熟悉，而且熟能生巧，可见其诗歌修养之深。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与戏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自盛唐之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不会作诗的。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也往往搀杂着数量庞大的诗词，而优秀的小说家也大多是诗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一位诗人。吴承恩（1500？—1582？）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少时就以诗文闻名四乡，其诗文颇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辑录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的诗《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富有浪漫主义风格，借神话传说寄寓着他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理想的。如他在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写道：“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他的七律《泊杨柳青》一诗颇有名：“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涨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他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插入了一首描写夜景的数字诗：“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俯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这首诗读起来颇有情趣。《西游记》中运用的诗词很多，应有相当数量是吴承恩的创作。与《西游记》相似，《金瓶梅》、《封神演义》和“三言二拍”等小说中也夹杂着大量的诗词，可见诗歌艺术对小说的影响。

　　　　明代众多诗人的出现，与诗歌教育的发达大有关系。著名戏剧家、诗人屠隆就是与徐渭同时的诗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附屠隆列传》载：“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屠隆的儿媳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是诗人沈懋学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儿屠瑶瑟能诗，而且能以诗与屠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无疑都是女诗人。

　　　　诗人、学者唐汝询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诗歌教育方面的一个奇迹。唐汝询字仲言，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聪颖，五岁之前就已经识字，五岁时因病而双目失明。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诵读《诗经》和唐诗，无不琅琅上口。他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诗解》、《唐诗十集》等，援引资料丰富完备，当时被视为奇迹。他还善于作诗，有《编蓬集》、《姑蔑集》、《可赋亭集》等。他的《唐诗解》五十卷，共选诗1500多首，入选诗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异人、大家闺秀、后宫佳人及无名氏计一百九十四人。选诗共分七体，有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十卷，五言绝句四卷，七言绝句六卷，五言律诗八卷，七言律诗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诗均有原文、作者简介、校汇、注释及详解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唐诗总汇，对唐诗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影响。

　　　　明代中上层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尤其重视“诗教”和学习《诗经》。一些官宦家庭还专门为自家女子开设了私塾。由于理学的影响，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她们灌输以“三从四德”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教育却压抑不住人性的高涨，其结果往往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要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出《训女》中南安太守杜宝多次说过：“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太守就亲自为爱女选择了老儒陈最良为塾师。《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反映了明代上层家庭家塾的基本情况。一开场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他在向杜小姐讲解《诗经》时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虽然这样教育杜丽娘，可杜丽娘依然春情萌发，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不可否认，这种教育虽有种种缺陷，却依然为中国古代文学培养出了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书香门第相继涌现出女诗人群体，就说明了明代对女子进行诗歌教育的盛况和成效。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他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r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