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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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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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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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人民军的高级将领访问北京时，曾当面请教林彪：怎样打败美帝？林彪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熬。他说，你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八年抗战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敌强我弱。没别的办法，熬吧。
　　林彪的回答令越南客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本以为这位元帅，会说出一套道理来，没想到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特有的中国含义，还着实让翻译为难了半天。怎么翻呢？你总不能翻成熬白菜的熬吧？其实，持久战的确要靠熬，看谁熬得过谁，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是敌对双方意志的较量。日本人是很害怕这种较量的。1940年12月1日，当日军参谋总长杉山上奏时，“天皇”就曾不无担心地问道：“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在中国的日本军是否感觉到不好对付了？”
　　日本人虽说害怕持久战，可现实又迫使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中国，要打败共产党，必须作持久打算。“百团大战”后，一位名叫微中利一的日本众议员，甚至发表文章说：“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多田骏则有一句“名言”：“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冈村宁次在1941年7月到任后，则“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打算到1943年，争取使华北“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也即从1941年的“治安区”占10％，发展到1943年的“治安区”占70％。
　　冈村宁次这个3年计划实施了大约不到1年的样子，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战后日本军史研究人员认为，“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1941年秋至1942年秋这一年度，“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他们还不无惋惜地说，“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冈村宁次的3年“肃正计划”，为何未能“顺利进展下去”了呢？这与1941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有关。12月7日清晨，一百余架日军飞机呼啸着冲着珍珠港中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军舰俯冲下来，一通狂轰滥炸。日军飞行员一看命中目标，兴奋的大叫“奥托！奥托！奥托！（虎！虎！虎！）”这就是后来导致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叫“大东亚圣战”）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在华日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方文献说，“1941年以后，时局急转直下，大东亚战争下的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召集各兵团长官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冈村宁次宣布已接到大本营发动“安”号作战（即太平洋战争）的特别电报，并即席作了“训示”，他说：新的作战并未减轻方面军的任务。随着新的作战的扩大，华北方面军将转到次要地位，加之由于兵力的抽调，难免陷入防守观念。如果看清将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尽快确保华北的安定，并且要保持能以适应新意图的形势，此点极为重要，切须铭记。
　　安达二十三参谋长，对这一“训示”作了解释。他说：“今后形势的发展，与‘安’号作战的进展有极大关系。”“方面军今后可能还要减少一些兵力，尽管如此，还要极力确保现有地区，而且对敌人的活动，应以先发制人的手
　　段展开积极作战，促使治安更加良好。还要努力开发重要资源，取得所需物资，以培养我国国力。驻军在当地应力求自给自足，减少国家负担，使我皇军全面作战能够顺利进行。”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冈村司令官的意图极为积极，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对中国事变的解决极为关心。”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冈村宁次“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呢？这要从冈村宁次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说起。据冈村宁次自己讲，他是反对对美英开战的。他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后6个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半年前离开东京时，那里对美开战的情绪正在抬头，其后气氛越发险恶。我虽不了解日本的备战情况，但坦率说来对美战争的前途不容乐观。”“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
　　在日军内部，持冈村宁次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资深的陆军将领。比如说当时的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反对与美英开战。
　　据畑俊六战后回忆，他之所以反对对美英开战，是因为他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指驻扎在中国的日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
　　同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比起那些极力主张全面开战、四处出击的人来说，头脑总算还清醒一点。不过当年，冈村宁次似乎是把自己的想法深藏于心，没有向日本大本营陈述。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线索。而他是不会放过吹嘘自己有先见之明的机会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只能找到他为自己辩解的令人失笑的话语：“我反对发动大东亚战争，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反对树立汪精卫政权。但是我身为公职人员对上级领导部门所作出的决定，还必须服从和效忠。结果是两次担任参谋副长、师团长、四次担任军司令员，几次和所爱的中国人作战。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应当说是身为公职人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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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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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这个说法，从小就崇尚武力并立志征服中国的冈村宁次，在中国杀了无数人且被中共列为头号战犯的冈村宁次，是很不情愿地、迫不得已地与“心爱的中国人作战”。冈村宁次的这种虚伪和狡辩，也只能是让人哑然失笑。
　　相比之下，畑俊六在当年倒的确三番五次地向日本最高决策层陈述他的观点。他除了以书面形式提出他的意见外，在1941年9月15日，还派他的参谋长后宫中将专程回国，当面转述他的看法。之所以派后宫去，是因为畑俊六煞费苦心地考虑到“后宫中将与东条陆相是同期同学，关系密切，”畑俊六不知道，在一个多月以前的8月9日“御前会议”上，对美英开战已作为所谓“国策”定了下来。只是这个决定当时属于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连畑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仍不明就里。故而东条英机对于畑俊六“关于对美英开战在国力上没有成功把握的主张”，自然不会考虑，但又无法明说，只得用官话搪塞道：“第一线司令官只应向前，不应后退。”畑俊六认为他是本着“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来陈述意见的，并非消极避战。东条英机对他的“忠心”视而不见，如此冷漠，心中着实恼怒。故而在战后仍不依不饶地说：“后宫总参谋长只带回这样的回话，实在痛心。”后宫回东京陈述不要对美开战的意见的事，冈村宁次大概是知道了。他说：“听说后宫总参谋长曾反对对美开战，在我内心也曾引起共鸣。”冈村宁次还说什么根据他与“天皇”的接触，“使我深深体会到天皇陛下不喜欢战争，爱好和平的意向。然而，这次对美开战却是天皇批准的，实在令人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席卷欧洲，迅速占领波兰、北欧、法国，英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日本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据说，当时日本国内到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意即要利用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的时机，称霸亚洲，有些激进分子甚至高喊：现在马上到南方去。现在，日本人发动了新的战争，“公共汽车”算赶上了，但车上乘客的心情，恐怕不都是那么兴高采烈，轻松愉快吧？不过“实在痛心”也好，“令人不解”也好，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懂得他们的命运，是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他们便立即寻找机会，谋求“为国分忧”。
　　根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1941年12月3日发出的大陆令第575号，以及日中国派遣军发出的相应指示。1942年日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且在辖区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还“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看来当时上边对华北日军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像支守备队似的看守好现有地盘，就大体算完成任务了。可冈村宁次实不甘心如此，偏要考虑“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无怪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要说他“极为积极”了。
　　略有军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两面作战是极其不利的。
　　两只手打人，毕竟不如集中全力于一个拳头有力。故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比以往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
　　——要么实现“和平”停战，要么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1941年12月8日，美、英、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纷纷对日宣战。中国抗战抗了好几年了，直到这时，中国政府才对日宣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停战希望渺茫。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八年抗战，日本人在选择打击对象时，是有变化的。
　　抗战初期，1937、1938年，日本人是瞧不起共产党那几万兵的，主要打击国民党；1938年秋日军回防后，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是心腹大患，对共产党以军事打击为主，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又想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下国民党，因为就国际影响而言，国民党重庆政府，毕竟是中国中央政府，而共产党延安政权，只能是地方政权性质。一向反共的冈村宁次，就坚决主张尽早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以致命一击，以便结束“中国事变”，从中国战场上脱出身来。
　　早在1939年，在许多日军将领纷纷惊呼要以“共产军”为主要交战对象时，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却认为对国民党重庆政权的打击还不够。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冈村宁次提交了一份《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据日方文献介绍，这份意见书的主要精神是：“重庆中央直系军是抗日势力主要力量，只要这个军队不垮，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给重庆点颜色看看，才会真正实现“和平”。对一些文人特工实施的“梅工作”（引诱汪精卫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1939年3月6日，曾发出以下感慨：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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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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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
　　冈村宁次骨子里老是那么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劲头，但也不能不承认，此人看问题较某些被他斥为“不懂中国国情”
　　的人，的确要深一点，准一点。他的态度及言论，在日军内部也不会一点影响没有。一些资历较浅、表面备受“梅工作”成功鼓舞的军官，内心实际上也是十分不安的。日本陆军省军务科一位名叫永井八津次的中佐，在1939年5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以汪精卫为首成立“新政权”表现出很不乐观的估计。他说：由此建立的中央政权，从实质上看，预想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统帅部所希望的，使重庆政府分崩后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下成立中央政府二是如果不能把重庆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之下，预料将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就将处于日本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成为一种傀儡政权而不能真正解决事变。万一事态如此发展，陆军将要比建立政权下定更大的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持久战。
　　正是应了那句俗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历史的结局现在大家已知道了，汪伪政权建立后，重庆政权并未如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土崩瓦解。于是，要求对重庆实施武力压力的呼声又高了起来。
　　1939年12月10日，冈村宁次再次要求予重庆以迅猛一击，他写道：“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看来，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