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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爱情-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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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戗，副参谋长把柴处长叫去大骂了一通，他们可是把你恨得牙痒痒的，你不要再有什么小辩让他们给抓住。等你提了干就好了，不归他们管了。”原来范早知道这事了，他还知不知道军务处已收了我的出入证呢？话到嘴边，我又忍回去了，范已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这些小事就不麻烦他了。
我刚要离开，范又叫住我：“小波，小薇高考结束了，报的是吉工大，看来问题不大，她这段时间一人在家有些闷，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子身体又不好，如果你空的话，可以多去陪陪。”好的，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把范处长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一会家里的自行车坏了，窗户的玻璃坏了，机关分的菜拿不了，等等，嫂子一叫我，我就马上赶去。其实这些小事嫂子自己可以做的，还是要叫我去，干完活就不让走，做一桌好菜叫我吃，吃的时候她就两手不停给我夹菜，我还有半碗没吃完，就给她抢去添第二碗了。她老是说部队食堂的“大锅饭”不好吃，要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多吃点。当我知道这是她有意变着花样在给我改善伙食时，有几次我就推辞有事没去，还是被她找到办公室来了。范的三个女儿也是与我越来越亲热了，最小的小蕊是一见面就往我怀里钻，非要小波叔叔抱。生份的是小薇，叫声“小波叔叔”，脸就要红半天，我也知道她这样叫是有些为难，我们年龄最多也就差四岁左右。
提干的事我没在枫的面前露一丝口风，我是想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再给她一个突然惊喜，更主要的是我想证明给枫看：怎么样，没有沾你家一点光，凭我小波自己的能力就改变了环境，我是不是也挺能干？
就为这，后来被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身上有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清高，有一种小地方人的小气，是典型的小男人……结果已经如此，尘埃已经落定，我无话可说。如果当初通通气，我们的故事，我的小说结局就会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要那么浅薄地急着证明自己？男人就男人，男人需要证明吗？说来说去，这还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包括我。
新华社驻我们军区记者站的陈站长来军里搞个采访，需要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陪着去，处里的干事都脱不开身，范让我去。范说，陈站长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到部队后写过多篇有影响的重头稿件和内参，好些内参都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批示，你跟着去，可以多学点东西。
陈站长不过四十出头，戴副眼镜，穿上军装还是显的儒雅、斯文，不像当兵的，反而像大学里的教授了。他一见面就说：“小波，我看过你写的东西，很勤奋，也很有才气，不愧是老范带出的高足。”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距离一下就缩小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信，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这次做一个调查，你要有吃苦的准备，也要有挨打的准备。”我听后，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感觉很刺激，仿佛和他一起参加了一项重大的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升起。
信是我们集团军某师坦克团的战士写的，他父母亲都过五十才有了他这个独子，从小疼爱的不得了。他当兵第二年，家里就出了事。他家的房子是过去土改时分地主的大宅院，住了几十年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自从当年被镇压地主的小儿子当了他们那个县的副县长后，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先是有人放风说当年镇压的地主镇压错了，后又有人三番五次找他们，逼他们搬出老宅。老人多次到县上、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只答复让两家人协商解决。对方态度强硬非要搬，又不提供新的住的地方，两位老人就坚持不搬。一天，对方来了一大帮子人，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一摔，重新换了锁，就把老人给赶了出来。两位老人没有地方住，只好到瓜棚里暂歇，数九寒天，夜降大雪，一下把瓜棚压塌了，两位老人被砸伤，父亲砸破了头，母亲砸断了腿。这个战士闻讯后，专门请假回去给老人治伤，等伤情好了些就把老人接到亲戚处，他就开始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还没等把庙门找对，他自己在街上就让人给莫名其妙地揍了一顿。回到部队后，儿子在团里的支持下就到处写信告状，一来二去，信转到了陈站长的手里，他请示了分社、总社后，就专门来调查此事。
陈站长站的高，也看得远，一句话就切中要害：“这是一件普通的侵害军属权益的事件吗？这是一种倾向，是想否定当年的土改，翻当年的案，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我们去的那个县有你们军的一个团，当然我们也不能硬来，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跑到部队去，你和那里的部队熟吗？”我说我和那个团的团长、政委都认识，他点了点头。
有了吃苦和挨打的思想准备，并不一定要真的吃苦和挨打。我这里不想用过多的笔墨来交待整个过程，要不然就成了写涉黑的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军里的车把着便装的我们送到那个县后，就掉头回去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两位老人，老人一见部队来人就马上跪到在地，要我们给做主，我们连忙扶起他们。我们看了当年分给他们的房证、地契，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镇上、村里听说后，也赶来反映情况，一说，那就是恶行一大把，件件都足已让我们义愤填膺。我们一一收集和核实后，准备去县上会会这位霸道的“县太爷”。到了县政府，没有见着本人，被他的秘书挡了驾，说是县长出差了（地方上就是这样，不管正的副的，统统称正的，很少有人叫某副县长、某副局长，不像部队，正、副的叫法分的很清）我们心中有底，说不定就猫在哪个办公室不敢来见我们。可是，在县城无论我们走到哪，都有两个人影子似的跟着我们，陈站长就把他那个小采访机别在腰间，盖在衬衣里，鼓鼓囊囊让人不知是什么东西，摸不清虚实。我们也不敢久留，找到团里，一亮我们的身份，他们出个车直接送我们回长春了。在车上，我和陈站长在反复探讨那帮人为什么不敢对我们动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倒不一定是怕陈站长腰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肯定是忌惮我们的军人身份，再说了，那个县城里就有我们的一个团。
回去后，陈站长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个内参（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华社通讯员），几经波折，发在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小内参”）上，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使这件事得到了最终解决，房子退给两位老人，那个副县长丢官罢职，并赔偿老人的医药费，打战士的凶手也受到了惩罚。
陈站长着急回沈阳，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分了手后，我又慢吞吞去了一家浴池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还花了五元钱找人把我十来天的泥垢搓下来一大堆，才满面红润地回到了办公室。
徐干事见到我就心急火燎地问：“小波，你这段时间去哪了？怎么到处都找不你？”见他那着急的样子，我一下意识到有事发生，忙问怎么了？我去陪新华社的记者了啊。范给我交代任务的时候，徐干事不在场。“什么事？是你提干的大事！”，徐干事上火了。
原来，我下去不过十来天，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惊天逆转。军区干部部和宣传部（主要是新闻处）在定这批报道骨干转干时，我们军上报的名单上不知什么时候我由排名第一变成了第三，而小庞由第三变成了第一，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讨论他时竞很顺利地通过了，提干的名额就一个，有他当然就没我了。后来军里的干部处来提小庞档案时，徐干事一看没有我，才着急到处找我，我那时正陪陈站长在农村调查，而范处长也到北京出差，统统联系不上。
徐干事压低了声音说：“你刚走，小庞也走了，听说是领导支持的，他去活动了。我们上报到军区的名额顺序肯定就是在军区给改动的，军区录像办的那帮人能量更大。”
出了愤怒和无奈，我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根本没有丝毫低抗能力，就一下瘫在了椅上，半天，都没有一点动静。徐干事见我的脸一下变的恰白，有些慌了，忙端来一杯水，安慰我不要急，说等范处长回来，看还有没什么法子好想。这算什么？眼睁睁地看到稀饭化成了水（四川俗语，意思既看着好事落了空），或者说是很完整地看到了一个梦是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的。
范从北京回来，此事也无力回天，他除了大骂小庞无耻外，就怪自己怎么会这样糊涂呢，在提干的节骨眼上不派人盯着，怎么会把我放走，他自己也出差了呢？
“小庞，祝贺你啊，你什么时候去教导队？”
“同喜，同喜，还有几天吧，去了后，你们可要来看我哦！”我一听到走道里传来小庞那得意的腔调，就一阵想呕吐，走过去，“蓬”地一声，把办公室的门使劲给关上了。
（二十八）
（二十八）
“高知兵”外传
不是好汉：好汉也提当年勇，况且田向东获“高知兵”雅称时，还不是好汉。用战友们的话说，那时他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惊人的记忆使他凡事爱争输赢，动不动就从一个大纸箱里抽本书，翻到某页嚷“有书为证”，镇的众人哑口无言。次数多了，便有人查他的“户口”：父亲，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高级工程师；母亲，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哦，原来是高知家庭”，此话一出见风就散，从此“高知兵”取代了他的大号，他不脑，“高知”没什么不好。
不是男人：那天，笔者刚到防化连，嘴舌灵巧的通讯员就说：“你找‘高知兵’，那不是？”窗外；火辣辣的太阳；射着诺大的一个训练场；让人多看一眼也发昏；他却穿着笨重的防化服独自练得正欢；时而停下嗅几下；时而飞速前进……他曾泪如雨下地哭过。那次进行专业训练，看到战友们几秒钟戴好防化面具，穿好防化衣，动如脱兔射了出去，轮到他时手脚无措。排长过来将一军：“高知兵”就这个熊样？！一股委屈劲涌上来，就着泪水一起往下掉，溅起尘土飞扬。有位哲人说过真正的男人只在出生时哭过。他是男人，他更是一个兵。他为什么就学不会？这样解释他发狠练武未免牵强，据说后来他还收到一封信，沉默好几天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至于他给没给家里写信就不得而知了。当1990年9月，他在军区防化兵大比武中摘取了第一名的桂冠，一枚金灿灿的二等军功章挂在他胸前后，或许因为是老乡的缘故，他才悄悄对我说，那次他只是流泪并没有哭。
不是历史：*月*日脱下防化衣，好像才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人都快昏过去了。此时若称体重，保证少了10多斤。
*月*日用侦毒管在120米内的伪装物上鉴别芥子气、沙林、芥露……我用了11分40秒，连长说我有希望夺魁。好吧，阿米尔，冲！
*月*日早晨起来一抓头皮，掉一把头发，照此下去我将“无发无天”。40多天没有洗澡，身上长满疙瘩，一抓破就流黄水，苦嘛？苦！可毕竟这样才有点兵味。
不是结尾：平时闲聊吹牛，因我见多识广，大家都叫我“高知兵”，自那次后，我才明白，当兵只有训练行才是真行，父母收到立功喜报后一定会高兴得几天睡不好觉……你问那次信中父母都说了，些什么？爸爸在信中说：“我和你妈都是党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你现在又在党领导的军队里，千万不要给党丢脸，不要给我们丢脸……”
这是我在军区的《前进报》上发过的一篇文章，并获了当年报社举办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征文三等奖，后来又被总参的《防化兵》杂志刊登，前后累计得了稿费、奖金200多元。这个田向东是我的一个老乡，也和我是同年兵，应该说是当年同坐一列火车来到东北，他们不过是半夜到长春就下了，而我们是被轰隆隆一直拉到了牡丹江才罢休。他在集团军直属的防化营，而我在守备师的炮兵团。
是不是注定我要和我的老乡，我的采访、宣传对象，我的同年兵中间要发生点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再让我来和他之间作出选择，我还是依然会选择退出的，虽然这种选择是很艰难的。比如，你能在你的左、右手中选择吗？或者说，你能在你眼睛、鼻子中选择吗？不能！
我不知道当时多少带有冲动的选择会对他现在不知道是在军营还在地方的生活影响有多大，当然这都不重要了，毕竟，我那时的选择不管怎样都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那就是不能踩着别人往上怕！虽说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却又伤害、辜负了另一颗心，而且是一颗深爱着我的心。
当枫知道我提干被人顶下来的事后，很生气，主要是生我的气：“你活该！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再说你去哪也不说一声，十来天跑得影都不见，现在不是全完了？”我如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但嘴还很硬：“我不要你帮，我一个大男人为什么非要你一个女孩子帮忙？！”枫更不高兴了：“放下你那狗屁的自尊吧，一个不成熟的男人为了理想可以悲壮去死，而一个成熟的男人，为了理想可以卑微地活着，只能说明你不成熟。再说我们之间就一定分出谁帮谁，谁求谁？”我嘴里还在嘀咕：“提不了干，我们分手吧，反正我也配不上你？”这下可真把枫给惹火了，她立即怒目圆睁，冲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小波，你不是说你是个大男人吗？怎么遇到这样一点事就沉不住气，还怎样去顶天立地？你搞清楚，我们之间，谁给了你说分手的权利？”我从来没有见枫这样发过火，只有呆呆地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好了，她把那挂满泪的脸贴过来，啜泣着说：“小波，我一直都没有给过你什么压力，要求过你什么，你今天这样对我，我很伤心……”我清醒过来，忙对她道歉；过了会；她说：“这事也不要太着急，说不定还有机会，我来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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