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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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名，不该用那些后来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但是他在历史上所发生作用的名字，则是他的化名「列宁」。史书上、档案中但见「列宁」而不见「乌里扬诺夫」，所以历史家就该用「列宁」。爱新觉罗？溥仪，民国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统」，或「宣统皇帝」，但是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溥仪」。曾国藩在清朝的谥法是「曾文正公」，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本名。国民政府给予孙文的谥法为「国父」，写历史的人也不应该用谥法称谓。秉笔直书的史家如用谥法称呼，就只能写歌功颂德书，而不能写史书了（3）。
「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4）
「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5）。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6）。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7）。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8）。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
「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
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9）。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11）。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12）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14）。
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15）。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16）。
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17）。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不用说了（18）。
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19）。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
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20）。
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21）！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22）！
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23）。
美国模式的困扰
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24）。「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25）。
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26）。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27）。
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28）。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29）。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30）。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31）。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32）。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33）。
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34）。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35）。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36）　？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37）。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38）。
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
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39）。
在这方面有所构想，老实说，孙文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40）。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41）。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〇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42）。
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43）。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〇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44）。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45）。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
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46）。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47）。
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48）。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49）。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50）。
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51）。
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
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
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52）。
「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53）。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在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