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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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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赤sè党毕竟此前没有过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初期制定的法律法规难免问题多多，而成文法的修改一是步骤繁冗，二来成文法对权威xìng的要求较高，最忌讳频繁更改。这无疑又是一个矛盾，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胡卫东认为一来可能是因为中国自古就采用了成文法的体系，而周边又没有发达的文明可供交流，因此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系可以选择，结果当西方的判例法传来时。成文法的传统已经是根深蒂固，除非社会出现彻底的变革。否则法律体系很难作出大的改变。而解放后本来具备了改变的条件，却由于“老大哥”苏联采用了成文法体系而跟着照做，结果错失了这一良机。。。。。。
因此现在自己既然有了这个权利，胡卫东自然是要在中原解放区试试判例法体系的，由于手下的法律人才有限，他暂时只选择了十个县作为第一期试点，这十个县中有穷有富、有小有大、有山地有平原，甚至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县份。一年试验下来，大多数问题都能反映出来，其中那些可以适用于所有县份的判决结果便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了制定正式法律条文的依据。
此外，类似古代汉高祖“约法三章”那样的一些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基本社会准则，本身就是天然的法律条文，因此中原解放区的正式法律条文没过多久便已经较为完备。信心大增的胡卫东很快又在洛阳等大中城市进行了尝试，结果令他更加满意。
zhōng yāng的领导们对于西洋的法系虽然多少有些不太习惯，但既然实践的效果不错，他们也就默许胡卫东在中原解放区进一步推广。不过，真要在更大的范围推广，专业人士的严重不足就成为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此后来胡卫东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县级以上法院的判决结果才有作为案例被制定成正式法案的机会，而下级的法院一般来说只能照着已有的律法来进行判决，如果基层的法官认定律法有问题。则可以要求将案子提到上级法案重新审判。
此外，太祖还要求人民陪审员当中必须有一半是最基层的工农兵。党员也不能少于三分之一，以免法律被那些掌握着社会舆论的官僚、资本家与为他们代言的知识分子cāo纵。对此胡卫东也是赞成的，但他又对基层群众随大流的习xìng与很多时候唯上是从的缺点有些担心，因此特别规定人民陪审员必须是先进分子（比如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等。）才能担任，而且必须在开庭前在至少三倍的人选基数内现场随机抽选而出，以防暗箱cāo作。。。。。。
不得不说，判例法系对于立法者而言，确实要比成文法系轻松得多，胡卫东也因此有更多的jīng力投入到福利和教育制度的制定上去。其中福利制度因为目前中国还很贫弱，大多只能应用当年太祖创立的那一套穷办法，但必须承认，在要求不太高的前提下，这些办法还真是挺好用的，但对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却意味着更低的收入和更艰苦的工作。就拿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太祖训斥卫生部说“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解放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就连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得到了贯彻推行，无数医生护士下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服务，并培训了大量具有初级医疗卫生知识的“赤脚医生”，虽然他们限于水平难免有些误诊，但若没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短短几年里由三十多岁猛增到五十岁以上，可是并不是每个医生都像施今墨一样充满奉献jīng神，因此这项制度即使在这个时空也没坚持太久，好在中国的国力也远比历史同期更强，因此情况比起历史上还是要好了很多。。。。。。
由于中原解放区这些年下来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识字人口也大幅增加，因此得以在各大解放区当中率先推行了小学五年制义务教育，而城镇人口更是可以享受包括初中在内的八年制义务教育（二战结束后，除了少数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全国城乡基本都实现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胡卫东还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创新xìng的尝试，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眼前需要而采取的应急xìng措施，比如积极鼓励自学、发展chéng rén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等，此外对于基本的教育制度，胡卫东也作出了不少颠覆xìng的改变。。。。。。。
第四百四十八章 教（育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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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很多人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天才，甚至认为新中国还不如民国时期大师出得多，这个说法未免偏颇，毕竟民国时期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太低，因此稍微有点本事的人就能够冒出头来成为所谓的“大师”，加之当时又没有互联网，那些“大师”到底是真材实料还纯粹是炒作起来的，基本上很难甄别，因此显得大师奇多，殊不知如果真有那么多大师，民国时期中国怎么会被列强欺负成那个样子？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至少钱老他们这些科技专家也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吧？他们难道也不是真材实料？”，但问题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到外国留学深造之后才成为杰出科学家的，与其说是民国教育的成功，还不如感谢国外高等教育的帮助。而且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在新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到国外留学获得成功的优秀科学家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民国时期可比，尤其是在应用科技方面，比如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上的十大材料专家当中就有一半是中国人（不算在国外出生长大的），论学术地位哪个都不比钱老这种级别的低多少，只是这些人才最后都留在了国外，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zhèng fǔ不愿宣传。因而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罢了（ps：人才严重外流除了国内科学家待遇与科研条件不行之外，国内科研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难辞其咎。但这与教育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自己就是顶尖科技专家的胡卫东很清楚，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本身的天赋与教育打下的基础固然重要，但相应的工作实践更是关键。历史上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的科学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比留在大陆的逊sè，但后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能与那些留在大陆的同行相提并论，这与其说是因为留在大陆的科技专家充满爱国热情而拼命工作，不如说是因为大陆zhèng fǔ给他们提供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样的重大课题最能促进水平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后世中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时候，留在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在上大学时大都只是二流的成绩，但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钻研和工作，中国成功地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西方科技的巨大差距也不断缩小。而那些出国的顶端人才当中固然有不少人取得了成功，但此后籍籍无名的则更比比皆是，因为外国zhèng fǔ永远都不可能像咱们自己的zhèng fǔ一样信任他们，最尖端的课题、尤其是与国防有关的战略xìng课题几乎不可能交给他们，这一点甚至连解放前都不如（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对西方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吴健雄、钱老等人才可能参与曼哈顿、喷气式飞机等关键的科技课题。），那些因为没有好的研究课题而没落了的昔rì骄子若是回到国内，看到那些原本不及自己的同窗如今已经望尘莫及，心中不知会否后悔
不过胡卫东也知道，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差。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民国大学、乃至很多中学鼓励的思想zì yóu也确实有利于那些天才的成长。因此胡卫东一直没有对包括他一手创建的中原大学在内的中原解放区各大院校进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对此他在向zhōng yāng汇报时这么说“当年这些大学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时候，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心向我党的，何况是现在呢？”，而且胡卫东还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多少有些叛逆，你越是严令他们不得如何如何，他们往往却偏要如何如何，因此不如放松直接的思想管制，而主要通过赤sè党一直以来都很擅长的宣传手段进行引导。
此时太祖正因为心理学家黄翼给自己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失眠症而心情舒畅，对心理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何况他自己当年就很叛逆，因此完全能够认同胡卫东的说法，当即就同意了胡卫东的提议。如此一来，宽松的学术氛围化解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敌意，而那些敌对立场坚定的反动分子则纷纷暴露了出来（不过只要没有实质xìng的动作，胡卫东一般还是会让他们继续在大学任教的，只是各方面受到孤立却是难免的，个别人想不开自杀也是有的。），同时赤sè党的宣传机构也在大学这个很好的战场上得到了反复的锻炼，而不致像历史上那样变成后来人称“战五渣”的废物
胡卫东当年曾在rì本留学，同时又是一个资深的苏粉，当初访苏期间更是跟苏联的大教育家马卡连柯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因此他进行的教育改革当中不可避免地有着rì本教育与苏联教育的影子，其中后者尤为明显。
对于rì本学校中长幼有序的现象，当年出国留学时年纪还小的胡卫东十分反感，但rì本学校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却很受其推崇，而且rì本的学校社团门槛不高，哪怕是家里没钱的穷人子弟也能参与，这无疑远比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比起漫画、音乐等艺术类的兴趣社团，胡卫东对能够帮助学生强身健体的体育类社团更加重视，尤其是当中的三大球等团队项目，而作为一个喜欢看球、也喜欢踢球的足球迷，胡卫东很自然地将其作为了推广的重点。当然这也不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足球运动每场比赛有整整22人参加，一队就有11人，可以说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主流运动，同时身体对抗十分激烈，一旦能够推广开来，十分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相对较差的团队意识和身体对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化传统影响太根深蒂固了）。至于足球场，的确是个问题，但现在的中国孩子可没有后世的独生子女那样娇贵，哪怕是不长草的土场，他们一样可以踢得很开心
第四百四十九章 教育改革（中）
说出来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与rì本教育相比，苏联教育最被胡卫东称许的地方却是中国教育自认为很牛逼的应试教育，当然，如果准确来说地说，字面意义上的应试教育只有中国才有，因为只有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有所谓的“答题技巧”这个概念，而苏联教育最强的地方应该称为知识学习才对
在考到的知识均已学过的前提下，世界上可能没哪个国家的学生能够考得过中国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初中生就基本学完了咱们高中生才开始学习的知识，而高中阶段更要开始很多中国大学生才能学到的课程。至于大学生，可以这么说，一个合格的苏联理工科大学生或许考试分数永远也比不上中国人，但他们却普遍都有展开dú lì科研的能力，而绝大部分中国的大学生都需要进行额外的专门培训或是成为了研究生之后才能具备
可以想象，苏联的学生即便不用像中国学生一样疯狂地啃“题山题海”，但学习的压力丝毫都不比中国学生小。和中国的题海战术一样，苏联教育如此填鸭式地往学生脑子里疯狂灌输知识，副作用自然是免不了的，历史上苏联世界顶尖科学家的人数一直远不及西方（但比起中国来，还是强了太多。），与过早接受了大量知识而导致思维模式僵化不无关系，但是苏联却培养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师与应用科学家队伍。在一切科学的基础数学方面苏联与东欧也一直相当厉害，因此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对于中国这个还在进行初级工业化的后进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理论科学家咱们暂时用不上，应用科学家与工程师才是至少这二三十年里急需的
而如果与中国教育相比，苏联教育的优越xìng就更加明显，虽然同样是学业负担沉重，但苏联学生至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知识，而中国学生额外获得的却只是离开学校就毫无用处的答题技巧，浪费的时间和jīng力何其之多！此外。苏联教育模式下。学生的认真刻苦远比“头脑灵活”更加重要，这恰恰更符合大学阶段和未来实际工作的要求，而一个只靠小聪明而擅于做题的优秀中学生在进入大学乃至后来参加实际工作之后，却远没有一个脑子或许没那么灵活、但做事更认真努力的同龄人做得好。这或许就是“高分低能”只在中国较为多见的主要原因。
胡卫东对于为何独独中国的老师喜欢将题目出得奇难、甚至还习惯于故意设下一道道实际工作中根本不可能遇到的陷阱恶心学生。曾与同样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十分反感的太祖进行过深入交流。后者认为很可能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与古代科举制度的残余影响有关。简单来说，就是古代中国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培养当官的人才，因此头脑灵活比什么都更重要。否则政治斗争中不被敌人玩死才怪，而钻研jīng神则相对次要得多（话说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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