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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半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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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吃的。无非也就是那么几家，不是二马路上的“老半斋”，就是城隍庙里的老饭店。父亲最喜欢点的几样菜她至今都记得：镇江肴肉，生煸草头，红烧圈子还有扬州干丝。后来，当湛玉自己也成了家有了孩子，而当那两家老字号的饭馆又在原地头上经营起原特色的菜谱来的时候，那儿便成了她老向兆正建议去吃饭的地方。她还是点那几样菜，并不是那些油腻腻的本邦菜真对她的胃口，而是其中藏了份旧梦重温的感觉。
一直到那个时期为止的她的童年的记忆中，钱以及其他的因素还未在她父母的关系间太明显地浮现出来。一切似乎很公平：他有他的事业和经济能力，她有她的美貌以及年龄的优势。
后来便开始变化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父亲从他主导全家经济的地位上逐渐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母亲反而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工作岗位，她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工艺美专当教师。
穿上了解放装的母亲还是那样漂亮。不过，她已经不再烫发了，她剪了个女干部式的短发，显得干净、利落，大方。她经常伙同她的那班搞艺术的同事们说说笑笑地回家来聚会，每逢这种场合，父亲都会很知趣地先同客人们打个照面和招呼，然后便将客厅让出来，自己一个人退回二楼的卧室里去。倒是童年的湛玉，还能在大人们膝腿之间来往，穿梭，这个叔叔那个阿姨地叫一通，逗一逗，哈哈呵呵地热闹一番。她父母之间的话本来就不多，现在似乎更少了，气氛总有那么一点古怪和僵化。湛玉从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她能阅懂母亲望着父亲时的目光：她有点看不起他。有时，他俩之间也会有语句上的龃龉，而每次，总是母亲稍显激动和激烈一点。她听得她在高声地说着一些断断续续的词句，什么“铜臭气”；什么“剥削阶级世界观”；什么“俗不可耐”；什么“难道还想继续坐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吗？”等等。这些话，都是以后到她完全长大成人了才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的。但父亲就显得比较冷静和大度，每当母亲的声调高昂起来时，他便反而默不出声了。他是个随遇而安之人，什么事情都讲究个实惠和实用。其实来说，他从来就是个跟形势跟得很紧贴的人。抗美援朝时，他捐钱又捐衣物；公私合营时，他带头上街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仿佛这场运动不是令他失去什么而是让他获得了些什么，因此叫他有充分的理由由衷高兴出来似的。之后，他又积极争取，进了区工商联做事。这会儿，父亲是不会去与母亲明刀真枪抗辩的，他是个识时务者，他还希望想通过母亲的人事关系，请莉莉的爸爸老郝在暗中替他动作动作，晋升去市工商联工作呢。但此事就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等到“文革”爆发时，父亲已经老了。一般说来，父亲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也不会轻易失态，哪怕就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以前，他虽然抽烟抽得猛，但却很少喝酒，“文革”遭批斗后，他沮丧得厉害，酒也因此喝多喝凶了。有一次，他说：那会儿，假如我没钱，你母亲会跟我？这话是只有湛玉和她父亲两个在场时他说的。她见他喝酒喝得很有点醉了，睁大着两只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望着她——这是父亲的一次失态。还有几次，也都是在酒后。父亲会进入一种如梦如忆似幻似真的恍惚境界之中。他说：那些年，真是你爸爸的黄金岁月哪，每一天都有钞票哗哗地流进我们的家中来；每年到年底一结账，哪一年的保险箱里不会多出几十根大条子来？钱哪钱！不管怎么说，钱都是样好东西。但他们把我的钱全抢走了，完了，再将我一脚踢开，于是，我便什么都不是啦……他说着，都有点老泪纵横的味道了。他又说，孩子，你要记住，钱这样东西是永远搞不臭的，也永远少不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在世，没钱缺钱的苦哇……
那幢红砖的犹太老洋房（3）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文革”的那些清规戒律统治中国最严酷的年月里，但湛玉全听得懂；非但听得懂，而且全都能理解；非但能理解，而且还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她伸出两条手臂来环抱住了父亲，轻轻安抚着，安抚着他那都已经弯驼了的背脊，背脊上上下下激烈地起伏，又像是在呼吸又像是在抽泣。她从小便是这样的：在感情上，她是站在父亲一边的；而在对气质和对人生理想的赞美上，她又倾向于母亲多一点。待到她长成年了，这两个自幼年起就形成了的逆向情结经常会交错轮番地在她的心中上上落落，出出没没；不可捉摸得有时连她自个儿也未必能感觉得到或分辨得清楚：什么才是什么。就像这会儿，当她突然看清小保姆挡着的手臂后面站着的是谁的时候，在她霎刻之念的闪光中，除了那位女影星，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的。
反正，她决定跨出这一步去。
夜，深沉的夜，房内没点灯（1）
兆正还在想着那件“千结衫”，当他沿着街灯惺忪树影婆娑的淮海西路一直向着徐家汇方向走去的时候，他还在想着那件“千结衫”。
他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这件“千结衫”是存在的，但它会在哪里呢？他真后悔当初自己在把它撇下时没多留个心眼；或让母亲代他保管一下，或索性将它搁在自己的衣柜里，万一以后能派上用场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至少，他还有一条线索可供追寻；还不至于等到哪一天回首时，竟然发现自己对于这件往事的记忆几近于空白。
当时，他真是太没把它当回事了。
倒不是这件“千结衫”真有什么连城的价值，在这物质充裕到几近泛滥的年头，谁还会去留意一件用断线头编结成的旧毛衣呢？但话不是这么说的，生活现代了，人倒反而越会留恋起一些旧物来，例如老式唱机，脚踏缝纫机，粗纹唱片，线装书，旧杂志，古钱币，诸如此类。还说这些旧物中藏着某类文化涵量。这是现代人要为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找寻的一种充填物。然而，这也不能完全算是兆正此一刻的心情，他当然觉得这件“千结衫”中藏着点什么，但这是另类含量。
他想，它一定还在的，在一个什么地方静静地躺着。他一直就有这样一种预感。
兆正的判断没错。毛衣确实还在，就在雨萍那儿。这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恨不得立马就能告诉他的一个事实。我还想告诉他的是：当年他撂下毛衣去崇明岛屯垦围田后，他的母亲便将毛衣收藏了起来。因为在此一早，她已经知道毛衣是他表妹送给他的。后来有一次，雨萍去他家帮姨妈整理橱柜的时候发现了它，她便一声不响地又将毛衣重新包裹好，带回了家去。她甚至连姨妈也没告诉一声。就这样，那件毛衣便无声无息地在兆正家消失了。再后来，雨萍获准来香港定居，随身的行李虽然少，但还是包括了这件毛衣。
当然，我不可能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在不同时空间的格性关系给打乱了。
其实，同时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也曾见过这件所谓的“千结衫”有好几回。而其中的两次印象最深刻。一次好像是因为要找东西，我翻箱腾柜找了一通。在箱底处，我发现了它。我将它从众多衣物的重叠间抽出来，揭开一看，发现是件宽大重甸的男式毛衣。那种粗糙硬质的线头，一看，就知道是几十年前另一个时代的产品，而那几百上千个毛线结头更让人感觉它是件有点儿来历的东西。我将毛衣重新叠好，放回原处。后来，等到有了某个机会，我才向雨萍问起此事，但她支支吾吾，我当然就不便再追问下去：既然她从来就不过问我的任何事情，我也自觉没有权利向她多打探些什么。
还有一次，是在晚上。那天我一样很晚才回家，客厅里的大灯没开，只亮了一盏幽暗的角灯。我用钥匙开了门进屋去，里面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轻轻地掩上门，换了拖鞋，见到雨萍侧身在贵妃椅上，已经睡着了。在椅把和她的头颅间就枕着那件毛衣。我去房间拿了条毯子来为她盖上时，她便醒了。她睡眼惺忪地与我打了声招呼后，便立即将那件毛衣从颈后抽出来，塞到了自己的身子底下去。她的动作很快，还带点儿慌乱，而我则装作什么也没见着，踱步，走开了去。
所有这些细节，当然，我也一样无法超越小说中特定的人物立场与境界层面去与我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做出沟通。虽然我明白，他很渴望能知道这一切。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当小说情节进展到将来的某一刻，看看是否有机会能添上一笔来为他释疑。假如有，固然好；而假如没有，也只好作罢。
再回到我们的小说中去。现在，我们的小说人物兆正正在他的书房中工作。他的创作习惯是很放松，也很放任自己。他的创作过程，乍一看，有点像是在玩一场内容和兴趣都很别致的游戏，全然没有那种屏神苦思，一地烟蒂或浓茶连连的凝重情景。他的书桌上堆砌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册，东一本，西一本，姿态凌乱。有的书合拢着，有的做叠摆状；有的则摊开了页码，倒合在那儿；但更多的是在书页之中夹着一瓣瓣的书签，书签的半截露在外头，密密叠叠。一切的书籍都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似乎它们的主人随时都准备将它们其中的一册打开，重阅一遍。而假如你有兴趣再查看得仔细一点的话，你会发觉，这些书的内容、题材以及体裁也都各异：有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的；有古典的、当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有中国的、美国的、俄国的、东欧的、英法的和拉丁美洲的。体裁则有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游记、纪实文学、史料汇编，还有一厚本一厚本的辞典辞源辞海。这些书，有的是别的作家送他的赠书，有的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有的是他从图书馆或资料室借的，还有几本则是他自己的作品集子——他会时不时地翻阅翻阅它们，他要看看那些生活的瞬间当年是如何被他自己的思维系统消化后再定形下来的。
夜，深沉的夜，房内没点灯（2）
他的写字台其实不能算小，这是一张呈L型格局的大班台。但就是这样大的面积和空间也都一点不显阔绰，层层叠叠的书的屏障将他围困其中。在他面前留出的那么一小片桌面的平原上，站立着一只已用了不知有多少年的、已老掉了牙的保温型茶杯和一只老花眼镜的镜盒；并不见有正规的方格稿笺或电脑设备碟片文件盒之类，只有几小块被他称作为“印象稿”的纸碎片摆放在他的眼前。纸片上记录着密密麻麻的字迹与符号。这是从他的诗歌创作年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这些绝不起眼的小纸片才是他创作的命根子，他将他的一切勃发着原始生命力的文学感觉都在第一时刻记录在了（照他的话讲是“钉死”在了）上面，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口口生态极佳的池塘，等到什么时候，当他有此需要有此心情也有此冲动时，他便会笃悠悠地拿着条鱼竿，坐到池塘边上来，钓起一条条鲜蹦活跳的鱼儿来。
说是“笃悠悠”，其实只是一种形容，表示一种神定气闲胸有成竹的模样罢了。一旦进入到完全创作状态之中去的他的内心其实是一直处在亢奋的峰值上的，情绪之潮汹涌澎湃；每根神经末梢都调动了起来，为了捕捉一切游离而过的感觉的流。他会面对着那几片“印象稿”凝视久久，久久凝视；一连工作整个白天连晚上。直到他感觉他已彻底将那些塘中之鱼捉完捉尽了，才肯罢手。他在曦雾已在悄悄升起的清晨熄了工作台灯，立起身来。他站在那儿，向着一桌散乱的稿笺望上一眼，深情得就像一个刚分娩完成的母亲望着自己新生的婴儿一般。然后他才捧起那只保温杯来，把隔了夜的冷茶凉凉地吞下一大口去。他感到那种奋力过后的疲劳与满足，全身酥酥软软的就像喝醉了酒。他想，现在，他可以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了。他觉得，这是一种境界，生命中最令人陶醉的境界。
兆正创作的另一个癖好是要让音乐来将自己全面包围。他搞来了一套环绕音响系统，并请专人将几只喇叭都分置于了书房的各个角落里；如此一来——至少对于他的感觉而言，而感觉又是影响一个作家创作状态的首要因素——音乐的发生便成了立体的了，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向他辐射过来的，这让他有了一种沉浮在了音乐海上的幻觉。近一个时期以来，最令他着迷的是俄国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的两首钢琴协奏曲。这是一个搞电影配乐的朋友送给他的CD片，说是让他听听，看看有感觉没有？还说当年殷诚忠创作《黄河》，一举成名，灵感不就来自于这两首作品？谁知兆正一听，便从此上瘾，每天非从头至尾听它个两三遍，三四遍是不肯上床去睡觉的。他正在从事一部大作品的创作，而大作品是他十年前另一部作品的续集，写的是一个二十世纪初移居上海的欧裔殖民者与他的中国情人所生的私生子在这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的迭更变幻中的风云际遇。他感觉拉氏钢琴作品中的那种恢宏的气势恰好与他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构思基调相吻合。
其实说来，他本是个音乐上彻底的门外汉。在他读书求学的年代，音乐这种高门坎的玩意儿不是他们那号家境出身的人有条件去问津的。但怪，他就是对音乐，尤其是西洋古典音乐，有一股骨子里的灵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意识形态刚开放。在一次贝多芬作品的专场音乐会上，他第一次有机会见识了正规的交响乐团在演奏《命运》时的实况阵容和场面。他激动万分，彻夜都淹没在了被音乐所唤起的种种幻觉中。当然，他根本无法听懂那么一部乐曲结构的交响乐，但他分明能感受到音乐之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那种深不可测的音乐之海在涌动时的庞大、雄壮与神秘。他去买了部单声道的放录机来，又拷贝了包括《命运》在内的几盘带子，一天放到晚。应该说，他那时的音乐欣赏水平还仅仅停留在《蓝色多瑙河》和《黑管波尔卡》一类的曲目上；慢慢的，换成了《月光》和《春天》；再后来是肖邦和德彪西。现在，他的这间书房的音乐占领者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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