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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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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都市化
都市化是当时社会的又一特点。8 世纪中期有26 个超过10 万户的大城市，到了12 世纪初就发展到52 个。不过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都市化主要不是体现为人口的增长，而是体现在城市与市民对社会所起的主导作用上。新的缙绅阶级与旧式贵族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而不是农村里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中就聚集了社会的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
这种新型城市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平民思想的胜利。尽管中国直到初唐时期和其他强大的民族一样富于尚武精神，但从宋朝开始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生变化，和西方现代都市化社会一样，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人们觉得当兵只是适合社会渣滓做的事，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中，开疆拓边的只有元、清这两个“蛮族”政权，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都市化的背景下，高雅文化与前代和比更为精致、多元，参与者也大大增加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自然也兴盛起来。尽管在西方，打猎和赛马等乡村娱乐方式在某些圈子中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早在1000年前就摒弃了这类活动。同时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人亦和西方进入都市化时的欧洲人一样，开始对自然景色产生了迷恋。
宋时的都市生活是自由而奢华的，城市已非朝廷控制下的几个城池的联合，也不再执行政治中心的功能。相反，娱乐场所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当时的城市中有无数各具特色的茶馆、酒肆和饭庄，并有和后世日本艺妓相似的专业歌伎伺候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和酒楼常常也是寻花问柳之处。此外，像戏曲、傀儡戏、杂耍、说书等娱乐形式一也是应有尽有。
都市化社会所固有的阴暗现象亦于此时出现了。寓居城市之中的地主和佃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并且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贫穷现象亦在城市无产者中蔓延开来。晚唐出现了收养弃婴、孤老、收埋死尸的私家慈善机关。这些机构在12 世纪初改由国家开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像宋朝的军队就是解决无业人员的一个主要手段，此外政府亦提供救济或开仓放粮来帮助穷人。
文化的都市化发展亦带来了妇女地位的变化。在此之前，妇女本来就一直依附于男子，但由于上流社会的女子无须像农妇一样劳动，宋代之后的几百年中进一步造成了妇女地位的低下。这种低下地位具体表现为：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女子在幼年时就开始缠足，其足弓渐渐弯曲，除大拇指之外的4 个脚趾全部折回足底，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三寸金莲”，致使女子终生残疾并成为男子的玩物，而男子的经济地位亦得到了加强。在外国人看来，小脚是令人生厌的，但它往往极大地触发了中国男子的色情联想。后来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社会并一直延续到20 世纪。
艺术思潮
尽管唐朝对外武功赫赫，宋时外贸事业亦欣欣向荣，但中国8 至13 世纪的文化却并未显示出多少新的外来影响。恰恰相反，中国文化倒是表现为本土传统的丰富与成熟。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均是如此。如建筑，尽管多层建筑已非鲜见，檐角也日趋上翘，仍旧保持了原先以梁柱为主体的风格。在佛教影响下兴盛起来的造像艺术，在宋时达到新的写实主义高峰，但随之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各种工艺技术均得到飞速发展，宋期的青花瓷和其他瓷器开始名扬四海。不过，发展最大的是绘画艺术。宋代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美术领域中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类型，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中国绘画艺术的技法与风格在汉代已大致出现，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而大成于宋代，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后世中国画虽然更为丰富多样，表现技法更具活力。但从宏观角度玩味，就会发现后世中国画的各种题材在宋时就已经无一不备了。以造像为主的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在宋代一直很流行，但世俗题材的绘画作品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主流。后者不再以人像或先朝事迹为中心，而是着力于表现山水风光（人物不过是种点缀罢了）或自然景色（如一丛竹林）。这已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作品，而是具有印象主义的风格了。色彩变得尤足轻重，水墨画成中国画的主流。画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并致力于表现他心中认为是真实的事物。一山一水便可表现整个自然，一丛竹林即是宇宙的缩影。这显然溶人了道家或禅宗的竹学思想。
宋代绘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绘画相比，它有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宋时对艺术的整体态度基本上也是现代主义的。在宋代艺术不一再是宗教的婢女；绘画也不仅仅是造像或建筑上的装饰，而是因其本身的美感特质而为人所欣赏。画家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而是成为人人敬仰的艺术家― 一他们往往同时也是文人士大夫。
晚唐与两宋时画坛名家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玄宗时期的吴道子，北宋的米芾（1051 一1107 年）和南宋时的山水名家马远、夏圭等人。中国人对流派的尊崇也应用到了艺术领域，当时出现了许多论述“南宗”与“北宗”画派的文章。另外在艺术与考占领域也出现了好古的思潮。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收藏了大量作品，著名的收藏家还在藏品L上加印迹来表示该作是真品或为本人所拥有，这往往更加提升了藏品的价值。当时还出现了详细的藏品目录与高深的鉴赏文章。同时古董业的兴盛也刺激了造伪业的发展，后者本身亦成为了一种艺术。
文学
尽管绘画艺术对于中国精英阶层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漂亮的书法和文学技能（尤其是诗才）却是他们的必备才能。文字向来是备受尊崇，而作为获求功名之主要途径的科举制度更是抬高了它的地位。10世纪时私学与书院的数量大增，加上印刷术的发明，自然也推动了各种书写用具的发展，而文学、学术亦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六朝以来盛行不衰的诗歌艺术在唐朝达到了高峰，同时在形式上也更为自由挥洒了。诗歌到了李白（ 701 一762 年）、杜甫（7 12 一770 年）手中可说发展到了极致。李白是个道家信徒，他喜好醇酒，常常自感怀才不遇，一生浪迹四海。据说他在船中饮酒醉后因捞月堕水而亡，这个传说恰合诗人之精神。杜甫则是一严肃的儒家信徒，他忧国忧民，感时讥世二唐宋时有名的诗人无虑数千，像以通俗语言人诗的白居易（772 一846年）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享有盛名。到了宋朝，由于题材渐渐用尽，诗日渐失去了活力，但还是出现了不少大诗人，如苏东坡（1036 一1 101 年），他不但是大书法家、一代文宗，亦是大思想家。
诗歌衰落了，而脱胎于唱曲的词却兴盛了起来。词的格式多变，语言通俗，起初只是不登大雅的小道，但到了宋朝，所有的大诗人（如苏东坡）都对填词乐此不疲。词到了后来亦日益僵化，而散曲则代之而起，成为元明两代最为风行的诗歌体裁。
晚唐和宋也是古文的黄金时代。韩愈（768 一824 年）一扫六朝以来讲求对偶、以浮华为能事的骄文风气，复兴了简洁质朴的古文。不过，此时古文已略显过时，又因为它以古代作品为范本，因此加大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但是反对僵化写作的斗争继续了下去。作为一代史家、思想家和词宗的欧阳修认为，作家应不拘一格地采用各种文体来自由抒发思想。这一观念无疑是受了禅宗语录和哲学著作口语化影响的结果。这一时期亦出现了两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戏曲与传奇（小说）： ，这两种素来不人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在后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逐渐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杂剧与小说。当时这种大众文艺的兴起，显然与教育程度和中国文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唐与宋代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大多数的诗人、词家与学者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尽管有些人怀才不遇，如李白和杜甫）。反过来，大多数大政治家亦是杰出的文人，像政坛强人王安石就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先前诗人、学者、官员这三种身份是径渭分明的，但宋代儒学发展出的理想人格却是身兼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哲学家与画家的全才型人物：
学术研究
晚唐和宋代的学术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此时编撰了更为严整、完备的官史，另外还出现了新式的史学作品。当时文献之充足翔实，完全有可能撰写一部新的通史。司马光（1018 一1086 年）不仅是以反对王安石新政而著名的守旧派政治家，他主持编写的《 资治通鉴》 亦成为司马迁的《 史记》 之后又一部伟大的通史。该书分294 卷，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上至公元前403 年下迄公元959 年间1362 年间的史事。“资治通鉴”这部书名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所有理想，即“以史为镜来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之意。
12 世纪时，在朱熹的指导下，人们对这部大书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删节与加工，编成《 通鉴纲目》 一书，其中对史实进行了分类，着重强调历史的道德教育意义。袁枢（1131 一1205 年）亦在《 资治通鉴》 的基础上，分事立目，钞辑了《 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这3 部书成为后世中国学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目。
类书编撰亦于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801 年成书的《 通典》 96上年成书的《 唐会要》 均成为后世新型百科全书的雏型。后者作为提供前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主要信息源，逐渐替代了官史在这方面的作用。
六、新儒学（理学）
新思潮的兴起
晚唐和宋代兴起的文化心态与正统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 世纪。在这一思想动荡的时期里产生的理学（西方称为“新儒学”） ，成为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直到19 世纪西方思想涌入以及20 世纪政治、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冲击下才告崩溃。
理学之所以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在外族侵略下产生的“内转”。唐朝时国力强盛，人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也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如713 年一位伊斯兰大使因为宗教的原因，拒绝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中国人也就放弃了这项礼仪要求，这与清朝对待欧洲使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到了晚唐，汉人对“蛮夷”的恐惧与憎恶增加了。如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向受到攻击，此时排佛的活动也愈演愈烈，像韩愈在819 年为反对皇帝迎佛骨而写的一篇奏章即是其标志，在此20 年后就发生了“会昌佛难”（ 841 一846年）。
儒学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六朝时的混乱政局已成为遥远的记忆，重建的官僚国家对文人官吏的需求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经典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儒家思想在佛法最盛之时亦未销声匿迹，并且在帝国重新统一后稳步发展起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到了9 世纪，儒家的文人士大夫渐渐摒弃了道家反对政府统治的思想，对佛教反对社会的思想同样也大加挞伐。
不过，理学并不仅仅是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部分是全新的创造、在学者们看来，当时的社会与经典中所描述的社会显然颇有不同。理学家们希望能够重续先圣的道统（即恢复他们心目中的上古理想社会），但他们是按照新的思路，出于维护当时社会利益的考虑来完成这个工作的理学家们深受佛学的影响，许多人在早年曾是佛道信徒，有些甚至还在禅院里修行过。佛教使人能够进行一些形而「的思考，而理学的一个新贡献就是援佛道术语入儒发展出一套形而上的儒学体系。
因此，理学就和汉代儒学一样，是融汇了当时各种思潮的产物。不过理学基本上摒弃了道家追求长生不死和佛教注重神性与来世的思想。它与中国古代思想一脉相承，重视的是世俗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务，特别是伦理直德问题，另外也同样具有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倾向。
新儒家及其思想
以辟佛而闻名的古文大师韩愈可称得上是第一位伟大的新儒家。11 及12 世纪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思想和学派。像陆九渊（号象山，1139一1192 年）创立了一种类似禅宗的注重个人体悟的思想，其思想于明时大行于世。11 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则代表了儒家中务实、入世的一派，而同时代的欧阳修、苏东坡亦领导了另外几派重要的哲学思潮。
在王安石的反对派中，有几位成为后世理学的创始人。第一位是周敦颐（1017 一1073 年），他从《 易经》 中拈取“太极”一词，演绎出一套阴阳五行所组成的宇宙构成论。这一思想在“二程”即程濒（1031 一1085 年）、程颐（1032 一1107 年）手中更趋完善。程颐还从《 礼记》 中抽出《 大学》 一章，连同《 孟子》 、《 中庸》 、《 论语》 放在一起称为《 四书》 。《 四书》 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教材。
朱熹（1130一1200 年）是集理学之大成者，其地位类似基督教中的阿奎那（Aquinas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一名完美的儒家信徒。我们上面曾介绍过，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曾一度人仕，但他首先是儒家经典的大评注家和古典时期之后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对理学贡献之大，以致于理学在东亚常常又被称为“朱子学”。
按照朱熹创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万物以“理”（先天的模式）为本，以“气”（ “以太”或物质）为源。如房屋的范式为“理”，砖木则由“气”发展而来。一物各有一“理”； “众理”之全则为“太极”，理之与太极，是“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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