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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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明代中叶以后，便产生了“巡按”一职，其权与总督相体，通常负责管理两省的事务。
土地、人民与税收
明朝对土地和人民加强了控制，将全国土地和人口情况都详细地登记在册。根据1393　年的户簿档案，当时人口已达1000万户，计6000万人。这一数字与汉朝人口大致持平。由于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计，1393　年时的中国人口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393　年的土地档案表明当时有耕地1　。　29　亿英亩，还不到近代土地使用面积的一半。各处土地均按土质、肥力分类，并以此收取不同的赋税。
明代赋税制度袭用8　世纪时的两税法，分夏秋二次（　8　月与9　月）收取去冬早夏及夏秋收割的粮食（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水稻）二另外政府也垄断了茶叶和食盐的买卖。明代继续发行纸币，但同时规定纸币不能兑换成铜钱或银锭，因此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不得不于1450　年废止使用。
明朝将各户分为3　、5　、9　个不等的档次，规定每户必须按登记在册的16　至60岁男丁的人数服各项劳役，其中一种为负责当地的赋税及公共建设，即所谓里甲制。理论上，每l00户为一“里”（村），各里中的10　户大族监督其余百户的年度劳役（“甲”）。一般每户大族负责10　户人家，以10　年为一周期。因此，“里甲”制度便与“保甲”制度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另外一种需要男子的制度是到衙门应差办事。其他类型的劳役，如戍卫边镇、保卫地方等等，亦不在少数。
明代的法律制度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并于1397　年首次公布了行政法与刑法。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初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当时统治者自诩有权组织、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对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各省总共大约只有2000个主要机关。把一些青吏也算上的话，清朝直到1800年也总共才有两万来名政府官员。如果说这么少的“满大人”（欧洲人对中国官员的称呼）竟能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阶级）的辅助之功功不可没。
三、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科举制度
在明代汉人结束了异族统治之后，又恢复了唐、宋时期的衣冠制度。这就大大提高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三个级别进行：首先在县里举行童子试，考中者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府试，考中者为“秀才”，算是已经取得功名，可以免交赋税、免服徭役、不受体罚。秀才们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例行考试斥去一些不合格者。再上一级考试为各府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考生们在科场号棚里挥毫作文，考中者为举人，中举率大约为1　％一2　％。中举者可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师举行的会试，考中者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后即获进士或同进士出身，这时就可以担任官职了。
朝廷也允许某些人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进入仕途。如高官的子孙可以享受父祖的余荫而世袭功名甚至官职。另一个途径就是用钱捐买功名。在这一点＿仁明清两朝和前代做法一样，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增加朝廷的收人。通常捐官者只能得一虚衔，并不担任实职，这样他虽身列缙绅，却未步人仕途。因此，尽管一些有钱人（主要是大商人和大地主）可以通过捐官进入士大夫阶层，“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仍然受到最高的尊敬。捐官因此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使得一些并非文人的热衷功名者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另外也为政府（尤其是国格匾乏之时）提供了财政收人。19　世纪时，获得举人以下功名者有上/　3　都是用钱捐买来的。
　
一般来说，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大部分的官员人选，亦成功地网罗了国内的精英来为国家服务。各县、各省的中榜人数都有限制，这样可以保证各地的均衡。考生的试卷有时请抄手另行誊写并隐去姓名，这样在阅卷时就可以防止循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在省一级的乡试中由朝廷派人监考。科举是由礼部而非户部负责的，后者负责为进士授职委任等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遴选程序的普遍性与公正性。
科举考试有个缺点，即只限在经过宋儒（如朱熹）评注的四书五经之内出题。出于对经典的热情，明朝在1487　年规定了以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　个字，骄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明朝为考生设立了“官学”，各县、府也都奉旨设立一了该类学习机构。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教学或寄宿之用，而是招收学生并定期举行考试。真正的求学生涯始于家塾，在官宦人家尤其如此这样学生不仅叮以直接向父辈请教，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动力与榜样二明清两代的启蒙读物是《　三字经》　，该书产生于13　世纪，通过合辙押韵的三字句，将一些最纂本的知识与教诲浓缩在365　句话中。其中开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概括了孟子厂’为后人接受的“性善”说（这种观点对于信奉原罪说的四方传教士而言，曾是一道严重的理解障碍），因此，童蒙在识字之初也就被灌输以儒家的思想。
学术
明代的最高学术机关为翰林院，其中各位翰林都是进士出身的百里挑一的大学者，并常常担任应制草浩的重大任务。明代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即主要在这一儒学堡垒中得到体现。此外，全国还有三百来处私人书院，均仿宋制建造，是学术研究和论辩以及编撰图书的中心，通常由高官巨贾襄助举办，有些甚至还得到朝廷的提倡和扶植。书院中有不少享受免费待遇的学者和儒生，并且形成了一些图书馆。翰林院有时亦刊行学术著作并保藏印刷著作的雕版。
皇帝对文学艺术的奖掖和提倡，是他巩固自身作为国家和儒家文化领袖之地位的重要手段。这种风气始于1407　年，这年《　永乐大典》　成书二《　永乐大典》　共有11095　册，囊括了前代关于历史、政治、伦理、地理等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该书由2000余名学者编辑而成，由于卷帙繁浩因而无法刻印。今天保留下来的不到400册均系手工抄写而成在此之后的200年中，在朝廷、官员和学上及家族的襄助鼓励「，刊行了大量了书籍，J　铆手，包括玄篇巨制的类书、卷帐繁浩的专一著文章及各式各样的纯文学创作，这一盛况足以与同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学相配。如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费时26　年编撰而成的《　本草纲目》　，其中收录了近2000种动植物和矿物药材，列举出8000多个药方。这本医典成书于1578　年，但已经谈到接种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应用的一些医药用品，如水银（汞）、碘酒、大风子油及麻黄等物。
另外一种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开工开物》　亦于1637　年成书。该书作者为宋应堪，书中介绍了种稻、制丝、煮盐、制陶、开矿一、用煤、造纸、铸造兵器及其他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井且辅以大量的图解。学术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明朝建国以来，两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农业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贸易与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亦随之而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书籍的刊行问世，更为普及的教育和更为精致也更为民主的都市文化，从这种文化中又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和官僚。不过，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亦日趋严重；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意识并确定学者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儒家学者们想出相应的对策。
明代哲学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阳明（　1472　一1529　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与程朱学说相对抗。他创立的“心学”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学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　“心”与“理”为同一实体。这种思想与禅学颇有相类之处，可以说“心学”是王阳明在禅学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因为他将重点放在了冥想与直觉认识之上。这样，朱熹在《　大学》　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的论点，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静思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并不是像佛家一样要去除一切人欲，而仅仅是去除人欲中的“私欲”，而后发挥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将之发挥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点。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中国和日本奉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缙绅阶级
有明一代共产生了2　。　5　万名进士，获得进士以下功名的人则大约有50　万名之众。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绅士”，大约与英文中的“gentry　”一词同义，但后者内涵更为宽泛。“gentry　〃　（绅士）一词既可指一名绅士，也可指整个绅士阶层，并且有时带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内涵，因而词义比较模糊。严格说来，中国的绅士多指获得功名的个体。不过，由于在中国家族优先于个人，的确也存在着所谓的缙绅门庭（如该家族中有些人获取了功名）。而个人则在获得功名后方可列身缙绅。不过，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里，土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主兼绅士的家族比比皆是。获得功名者与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叠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因为在地方上缙绅义务履行了许多公众职能。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中的深宅大院里，但与地方政府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势力。作为地方上的要人，他们须负责许多在今天是由官员来办的事务，如筹款、监工等等。另外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当地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或兴建学堂、书院、编撰地方志，荒年时他们还得开仓贩灾，政局混乱时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训练兵丁。在这些事务上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认可，但并不能担任实职或收取报酬。这与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古罗马的骑士阶级，现代美国的商人阶级，他们都是作为非官方的集团而发挥着地方领袖的作用：
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　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　的2　％　，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
四、对外关系
外邦进贡制度
明太祖登基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与外邦的联系。他向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真腊、西藏等地都派去了使节通告中国皇帝的登基。这些国家很快也遣使进贡，另外一百来年以前蒙古曾征伐过的一些国家也从海上商道遣使来朝。
这种“天朝”与“外邦”君主之间的宗主一臣属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即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国家，而且也是别国的父执、外邦文明的母源。贡使们不单单要叩头称臣（“三跪九拜”）　，这种进贡制度亦包含了国家关系的另外一些方面，如互遣使节、不断往来、归化或“引渡”、管理中外贸易，尤其是在中国方面，通过威胁、利诱或怀柔外邦及其统治者来达到自卫的效果。简言之，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人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国内的儒家社会秩序扩大后照搬到外界中去罢了。外邦君主们通常在中国朝中获得一个职衔，中国方面还会赐给他符印在该国公文中使用，而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国朝廷的正朔。中国的“天子”对外邦的统治则饱着一种父亲般的关怀态度，确认该国的新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还常常在两国交易中做出让步，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诲与训诫。这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做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外国君主如果想与中华帝国保持联系，他们就必须接受后者的条件并承认中国天子的普世权威。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进贡则是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和其他宏伟的设想一样，其实际执行状况并不理想，但中国的史书（至少在记载中）对外邦进贡往往还特意提到一笔，使之显得格外重要。但进贡者自身往往却并不作如是观。
进贡制度具有多种功用。为了使‘日本国主”约束本国海贼不再骚扰中国沿海港口，明太祖在1369　年至1372　年间曾3　次遣使到日本，百般劝导（像许诺发还被俘楼寇或下旨威胁日本国主），也曾派遣僧人出使日本，但最终毫无结果。日本海贼继续侵扰东南沿海。尽管日本也遣使进贡，但他们并下打算臣服或放弃本国的主权。洪武帝曾下旨责骂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大将军，中有“蠢尔东夷，僻处海隅　　不服王化，任尔下民胡作非为”等语。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天地恢恢，不为一人而设”。
在进贡活动达到极盛的永乐年间，日本曾在短时期内表示臣服；但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认为这不过是垄断对华贸易的一个手段罢了。1403　年永乐帝在沿海城市重新设置了曾于1374　年废止的市舶使一职，并修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释。日本一度每年都遣使来朝。明朝和前代一样，将编号的关书发送给各进贡国的国王。外邦使团来华进贡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上岸，其船只、货物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现定，上岸后则凭其关书进行验证，以防止冒名顶替者混入。从1433　年到1549　年，日本曾11　次大举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