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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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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内地，但铁路由于穿越水渠、稻田甚至坟莹，与中国人的生活直接产生了接触，很快就激起大众的迷信思想和仇外情绪。另外，由于地价高昂，修建铁路耗资巨大，但资金不易筹集，政府也苦于财力不足，而且当时合同及信用贷款制度也很不完善。清政府对修建铁路一事满怀戒备心理，既不许外商在中国建设铁路，同时也不准中国人向外国人借款修造铁路。
在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中有不少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1 844一1916 年）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盛氏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自办“官督民办”式的天津电报总局，尽管招牌堂皇，但其大约200 万两白银的本金还是通过盛氏及电报局同仁参股筹集起来的。清政府也提供了贷款，并且派兵护守电话线，以防农民因其“破坏风水”而捣毁设施。电报局每年的收人有1 / 5 流入了股东们的腰包，直到1900年之后，电报局才逐步收归国有。在此之前李鸿章、盛宣怀控制了全国的电报局，不仅人员由其指定，他们对下面人的不法行为还想方设法予以包庇。
许多国家在实行工业化时，首先发展的都是棉纺织机器制造厂，像日本于19 世纪80 年代兴建的织布厂就大大获得成功。早在1878 年，李鸿章就着手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与国外进口纺织品相竞争。清政府亦予以免税的优惠，并特许织布局在10 年内垄断全国的棉布、棉纱制造。同时织布局也购买国外机器并聘用国外的技术人员。由于筹组人抽逃资金，兼之认股不足，筹办之事一时搁浅。1887 年盛宣怀清查重办，由直隶省拨款重建开厂。自1890 年起，全厂4000名工人每年均生产出优质的棉布和棉纱。当工厂于1893 年失火被毁时，股本已收回了大约1 / 4 。李鸿章与盛宣怀毫不气馁，计划再建11 个织布局，准备垄断国内的纺织工业并击败国外进口的纺织品，但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只建成了5 家纺织厂，李、盛二人的梦想破灭了。
六、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通商口岸商业及工业等物质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带来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革新。但这些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和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显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西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如长辫、马褂、缠足、红白喜事及轿舆仪仗等等，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邮政与报纸
赫德早就设想在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邮政制度，但他花了30 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传邮方式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首先，中国以京城为中心，分五路在全国设立了大约1600个驿站以负责接待官府人员和传送官方信函、货物及钱款。其次，“邮行”亦可为普通百姓传递信件（虽然传送地区有限），收费则视道路远近而定。在19 世纪末，全国24 个通商口岸中共有大约300 个邮行，另外在乡村也有不少这样的机构。最后一点，西方国家为方便对华商业起见，在各大城市都开设了邮政业务，并且面向普通外国人服务，后来十几家外国邮政机构在中国也先后开展了业务。
为了发展现代化的国家邮政事业，赫德利用海关以代替以往的邮行等既得利益集团。海关起初只是在冬季将使馆的信函递送到北京，后逐步建立了邮政部，1896年时正式隶属于总税务司，利用外国轮船来传送邮件。邮政部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邮政机构并逐渐取代了国内的邮行。
现代化的另一标志― 新闻事业，在中国亦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史。中国一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登载朝廷文告的“邸报”，但它并非正式出版物，而且形式单一，一般京师的商家印发这些所谓的报纸有偿向全国的士大夫通报朝廷的动向与文告。在城市里，坊间亦印刷一些附带新闻的商业广告，由小贩沿街兜售。另外，行会规定的价目表及官府捐刻的书籍目录，也是当时传播新闻的一个途径。
真正将新闻报纸带人中国的是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未能打人中国内地，于是他们印行用中国方言翻译出的福音书进行传教。伦敦布道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家报馆并发行一种中文月刊。其他传教机构亦纷纷效仿，除去中文期刊外，当时还创办了China Mail （ 1 845 年创于香港）、《北华捷报》 （又名《 先锋报》 ，1850 年创于上海）等报纸。这些报纸主要登载时事新闻、商业动态及领事公报，它们便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先驱。
后来不少文人也纷纷投身报界评论时事，中国的报纸遂超越了提供事实的幼稚期。清政府对此十分忌惮，因此该类报纸也只有在通商口岸才可容身。这批报人的先驱王韬，其人本为封建知识分子，19 世纪50 年代曾在上海任职于伦敦布道会所办的墨海书馆，60年代又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 ）翻译儒家的五经，其中有两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1874 年他在香港创办了《 循环日报》 ，以评论时政为主，并时常穿插他游历欧、日的随笔。王韬对清政府常常提出批评，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名爱国主义者，而王氏的爱国思想与改良思想正是来自于他早年与西方的接触。
派遣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留学国外者当推容闳，他出身广东香山一贫苦农家，幼时人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后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在美国饭依了基督教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说，通过在耶鲁的学习，他感到了“无知者永远体会不到的责任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也许会使中国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但直到1872 年，容阂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盼望已久的梦想― 中国向美国派遣教育考察团。通过这项计划，120 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农家）分为四等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的首府哈特福德（ Hartfort）学习。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此时容闳己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二他对这一文化同化现象也持赞成态度，这令思想保守的同事大为震惊，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尼福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当这些学生返回上海向道台即头请安时，他们却因对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冲击而受到八股学者的猜忌。因此，容闲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12 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 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 人，1896 年达到750 人；而同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人数每10 年就增长一倍，他们的传教点也与年俱增，如18 印年有35 个传教点，19 （ X 〕 年时增加到498 个。不过在1890 年时，尽管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达到1300 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在华天主教牧师的两倍），坂依的教徒才不过37 仪幻人，而同时阪依天主教者却有50 万之众。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英两国的中产阶级或乡村地区，通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传播福音，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做些慈善工作也许能收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于是他们改变了传教方法。但当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多妻制、童养媳、缠足、赌博、算命、佛道信仰乃至儒家的祖先崇拜以及溺婴、吸鸦片等社会陋习时，却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他有感到，为了传播福音首先必须办学普及教育，让饭依的中国人向本国同胞传播教义。
1877 年经新教布道总会统计，全中国已设有20 所神学学校，其中有学生231 名。起初办的只是中小学，后逐步发展了公学和大学（c ege ） ，如圣约翰大学。这些高等学校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学院为所属或对应的关系。1881 年，由奥伯林（oberlin Colle）学院派出的传道团到达中国，从而揭开了美国高校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山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了Foreign Mission ）的序幕。同时来华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队、诊所、医院及卫校等慈善机构。18 卯年第二届新教布道总会召开时，不仅有“中华教育会”（ Educa … tiona上Association of China ） ，而且还创办了“中华医学布道会”。基督教徒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前景是无比广阔的。
浸礼教牧师李提摩太是威尔士人，他曾于1877 年至1879 年在山西贩济灾民。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认为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文明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饭依西方文明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西方式的人类进步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慈善工作，特别是教育，则为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者。李提摩太自1891 年起担任“同文书会”的总干事，致力于向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宣传革新的思想。他的同道有来自美国乔治亚洲的传教土林乐知（Young J 。 Allen ） ，后者曾从事过翻译和编辑工作，白1868 年起在上海开办《 中国教会新报》 ，后来又改称《 万国公报》。这份杂志聘请了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担任编辑，向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时事消息，对后来19 世纪末的那场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就像王韬、容闳一样，传教士的改革主张也只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不过是通商口岸地区的产物，对广大农民或缙绅阶层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凯觑中国边境的领土，出于某些原因，这种敌对势力自1870 年以来大大增强了。在欧洲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英法等民主政体国家走向了殖民扩张。欧洲列强的国民刚刚通过不断发展的城市报业同世界大事联系起来，因而都对国家进行海外掠夺抱有不同程度的热忱。这一切都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导合理化了，即种族和民族必然为了生存而竞争，而且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去。有些行政官员意识到身负“白人的重担”，这种理想与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可谓同出一辙。报纸的读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变成了当事者，他们往往因每日新闻或惊或喜，群情激奋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由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很明显中华帝国的边境变得模糊起来，换句话说，变得不够稳固了。地图通常是不可靠的；历史上对一块领地的归属也常常有不同看的法，并且，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也日渐产生了动摇。不但疆域不再确定，清政府对于朝贡国的宗主地位也变得若有若无。毕竟朝贡体系这种防卫制度，主要是以儒家道德和文化的优越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清政府或是为附庸国的骚乱承扣责任并向激怒了的外国人赔款，或是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司法统治权。在面临这一选择时，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诱责任不肯付出赔款。就这样，琉球群岛、台湾、越南、朝鲜以及亚洲中部地区逐渐成了外国列强殖民扩张的绝佳目标。
沙俄进退中亚细亚
自1870 年中国清政府的最西北边境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中国新疆）受到侵犯以来，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便受到极大的威胁。满清政府有三大战略要地，首先是哈密（喀穆尔）一带的地区，此地为穿过沙漠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进入亚洲腹地的枢纽。哈密地区及以西的其他重要地区曾是满人向西进行军事远征的后勤基地，也是政府行政官员和那些协助清政府征服并统治中亚突厥语系同盟的大本营。
第二个战略地区以位处阿尔泰山山脉之南和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大草原为中心。该地曾是西蒙古准噶尔人的故乡，在18 世纪50 年代这个部落灭绝之后，这地遍布了囚犯隔离区和军事要塞，由军事首脑在主要城市库尔加（Kuldja ）进行统治。在当地及其他边哨上，中国用茶叶、丝绸和棉织品同哈萨克部族及其西北地区交换马匹。
清政府对第三个战略地区的控制最为松散。这一地区由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谷上的绿洲城市组成，有时根据其主要绿洲及其在贸易通路上的核心地位被称作喀什。当地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多是穆斯林，这同西部绿洲贸易城市的情况十分相似。帕米尔地区一东一西这两处中亚地区通过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紧联系起来了：它们都曾相继受到蒙古察哈台汗国的统治；13 和14 世纪都曾受到帕米尔帝国的统治；以后又从14 世纪到17 世纪受到蒙兀尔人的统治― 这个好战民族虽然讲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却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一地区的最后统治者是祖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氏族成员，即霍加家族的成员，他们曾在17 世纪末的许多绿洲城市中极有势力。这样，喀什的霍加族统治者就同帕米尔地区西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可从后者那里求得支持。这个家族被清政府迁出这一地区后，其后裔就藏匿在浩罕（Khokand ）以及山左以西地区。浩罕汗国成为商贸发展的中心，并通过向清政府朝贡发展了贸易。这里同时也是反清暴乱的根据地。清政府在喀什的首脑曾赐予当地约270 名首领以“汗”（hun）的称号，分配其土地和农奴，这样就在当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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