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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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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出版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大多数是通商口岸，因此成了向这一新型政治生活输送新鲜血液的源泉。中文报刊最早主要由传教士开办，这种状况持续到1895 年；但在总共60 种左右刊物中，大多数是于1911 年之前的巧年间开始出版发行的，其出版商为完全华资的产业，在发展商务新闻业的同时也传播了改良主义思想。在上海，新的日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继《 申报》 于1872 年创办之后，其后继者队伍不断壮大。《 申报》 到1895 年为止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 。 5 万份。另一家创办于1897 年的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则主要为各所学校提供教科书。到19n 年时，各省咨政会和出版界为维护士绅阶层和新的年轻学生与军官阶层的利益，创办了一个讲坛即《 青年中国》 杂志。立宪君主制依旧是时代的口号，但是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基础已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致命侵蚀。
二、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新政权经常是从中原以外的地域开始它们的征服，10 世纪到17 世纪之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在20 世纪早期的各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以及日木帝国都为中国的反清志士提供过避难所。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
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承认。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但不管怎样，在1898 年到1914 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 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 （ X ）年至1901 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 年游历了美国，但20 世纪最初的ro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 年创办《 公意》 、1902 年创办《 新民丛报》 ，1910 年以后创办《 国魂》 。1903 年梁启超年仅30 ，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 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 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 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 如7 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 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 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 年（1886 年到1892 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 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 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 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 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 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 坎特利爵士（J 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样，年仅30 的孙中山就以反清革命领袖的身份闻名世界，成了浪迹天涯的中国命运之子。当他于1897 年回到日本，取得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帮助和建议时，孙中山已经把几种新旧反清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新的力量包括从海外华人集团那里得到的资金支持。这些海外华人集团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之外，养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商业价值观。他们极富民族主义情感，但在政治上却为不知应该忠于何方而焦虑。另一股新力量来自一个半西化、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青年爱国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边些人同孙中山一样来自中国接受近代化生活边缘的广东地区。旧式力量包括那些可由内地秘密团体召集的武装反清组织。此外，孙中山还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反清暴动夺取某一处地方政权，期待产生连锁反应来颠覆清政府。1 以”年10 月，在兄弟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香港以北的泥州发动了一场暴动。由于从台湾来的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和人员接济未能如期兑现，起义者在坚持了两周后撤出了战斗。通过结合传统和近代的组织方式，孙中山于1903 年加入了兄弟会的檀香山分会，并通过它向全美的华人募集资金。
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 卯3 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 苏报》 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 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 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 卯3 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 卯5 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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