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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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军阀和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在党内，蒋介石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通称为“CC　系”）为首的“组织系”建立了主要培训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院、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这个派别的各机构有它们独立的人事档案、经费来源和秘密警察组织。二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政治系”，这是一些与实业界有联系的政客和官员的松散组织，部分源于梁启超的“研究系”。国民党从来没能对它的成员严加约束。它能控制的党员人数在200　万到《　旧万之间。在它的党建结构上，不断扩大的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被党内高层不断加强的集权倾向所抵消。1924　年召开国民党一大时有150　名代表；1945　年召开的六大囊括了各界知名人士，代表人数达到仪旧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　年成立时，有24　名正式委员，17　名候补委员，但到1945　年便发展到222　名正式委员和90　名候补委员。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只开两三次会，它的权力便集中到了常务委员会手中。最初常务委员会只有8　名委员，后来扩大到50　名，几乎每周一次例会。由于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党内要人竞相向最高领袖靠拢。由于训政时期（1928　…　1948　）掌握政权的是国民党而非人民，通常领导政府的政治局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像组织部、情报部、社会事务和境外事务部等一些原本国民党属下的机构承担着中央政府某些部的职能〔　。党政就这样互相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中国党派政治的第一次试验就显示出许多封建王朝统治的痕迹：所有基层军事和文职官僚机器在最高政治层才统一起来，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具有延续性的政党实体选出的最高统治者手中，而后者则于各个政治层面上在或公开或秘密的监督人员协助下开展工作。
军国主义的发展
很多证据都表明，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把注意力从国内改革上转移到加强军事防务方面，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当日本军国主义在持续14　年的侵华战争（　1931　一1945　）中最终失败时，中国政府或政府的残存力量要重建国家也只能依靠军国主义政策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国民党政府逼上了相同的军国主义道路，使它否定了在二三十年代所受的西方影响，也失去了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华民族各种问题的机会。在承认这种观点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政客得以发迹的原因。自从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政府就开始在摒弃阶级斗争的同时投身到统一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去。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即共产党人所称的“黄色工会”）受到政府支持，与左派工会展开了竞争，但农会却普遍受到压制。由于未能在农村发动群众并取得支持，国民党政府只好独力与残余军阀作战。1929　年召开的统一善后会议未能就裁军达成协议。军阀割据消失得异常缓慢，军事统一全国的目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国民党内有一派反蒋势力集结在广东，而云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地的军阀只是表面承认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1934　年前在江西、1934　年后在陕西一直是一个地区性独立军事集团。日本军队则从1931　年起在满洲、1933　年起在热河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股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国内各地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力量打打停停。在这方面，南京政府的相对胜利就是蒋介石的胜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军事机器越来越不像以前国民党领导下的苏式党军。相反，它日益成为对其缔造者与军事指挥者惟命是从的小集团。
蒋介石在1927　年辞退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后，转而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接受德国援助并采用了和日本极为相似的德国军事组织结构。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军队及其指挥官自成体系，并不由国防部长管辖。国民党军队同样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并且不受立法机关的干预。军事委员会在各军事部门之外也不断增设为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在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黄埔军校毕业生毋需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就能担任要职，并在不受预算限制的情况下挥霍国民政府的收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中央军很快就扩充到了30　万人。要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不胜负荷。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构筑了防御工事。兵工厂制造出德式武器装备，德国专家得到重用，而他们还未见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合作的战术，但早晚会遇到“运动战”和蒋介石的“焦土战术”。
经济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10　年里，国民政府效法了集权制程度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主要是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但是，当国民政府试图将预算制度和审计程序推行到自行其是的军队中去时，这一计划在这个一向无法无天的部门中搁浅了。至于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就更成了空话。此时美国自己正经历着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尚无通过政府间项目开展对外援助的打算。
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是财政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仍有30　多家外国银行在营业。它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还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政客、军阀、商人和投机者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它们一度控制了上海白银贮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上的硬通货。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其资产高达5　亿美元。而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及向政府贷款。
为给革命战争筹款，国民党于1924　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1928　年后，它迁到上海，成为发行国民政府货币兼作国库的国家银行。不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参股并垄断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形成一个欧式中央政府银行集团。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四家银行拥有2　/　5　的资金储备和一半以上的存款。
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直到1933　年。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包括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人、取消厘金和废除沿用已久的银两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1934　年后美国实施了吸纳境外白银的政策。白银的继续大量外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中国从1935　年起推行了一项货币改革，即在国家控制下发行纸币以代替白银，同时动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持纸币。这一政策旨在稳定国际市场上中国货币的价格，并进一步建立起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银行体系。尽管国民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不无成就，但由政府通过信贷合作机构或农业信贷署（成立于1937　年）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以发展经济，却毫无可能。此时的农村银行信贷只能用来满足季节性短期贷款的需求，尚不适合为长期生产性投资提供信贷。它在农村的力量只能和旧式的高利贷行业竞争。当时制定的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蓝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项目包括了从开发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到控制虫害、改良种子、改进工具和农作物以及牲畜的品种改良。同时引进的还有美国式的大型农场。但在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乡村一级，政府并没有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来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效率。
社会财政状况在现代通商口岸的经济部门里显示了同样的集中趋势。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南京政府放弃了在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而让予各省政府。这样，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放弃历代王朝主要收入来源靠土地税的做法表明南京政府力图避免触动农村的既成格局。与此相反，国民政府有50　％左右的收人来自海关税，而这个比例在美国仅为1　％。此外，它对烟草、煤油、面粉等公众日常消费必需品课以重税；政府还从盐务垄断上获取了巨额利润。由于不征个人所得税，普通消费者和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公众的购买力在消费循环里不断被削弱。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来弥补年度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　％。而四大银行则在国内市场上发行债券，债券总额很快超过了所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总额。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　乃用来应付这些债务。这些债券的国内持有人有不少是南京政府的官僚，他们往往获得极高的利息收入（如果把他们在购买债券时享受的折扣计算在内，利息率常常高达20　％一4O　％　）。由于这些不义之财进的是中国人的腰包，比起上如1　年后支付给列强的赔款可能要干净得多。但南京政府的政策既不鼓励国内生产，也不支持外国贷款的参与，几乎没有积累起能支持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也并未提供多少投资。国家的资金潜力并没有得到开发，而现有的资源则主要被用来支持军事工业或流人了“官僚资本家”的私囊。
文化生活和美国的影响
生活在“攘外”和“安内”的阴影之下，30　年代那批以“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两大主要集团：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学者型人物，他们主张发展科学技术，要求政治不干预学术；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一批有积极思想的作家，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宣传革命的文学。
在文学界，鲁迅是一位老资格的人物。他提携后进，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对左翼文学的迫害，同时也尖锐批评左翼作家的粗制滥造和虚张声势。他认为，“好的文学从来就不是遵命文学”。作为批判社会不公现象的勇将，他在精神上接受了共产主义事业，尽管最终一生未能成为共产党人。1930　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发起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得到各方资助，创办了许多讥评时事的刊物，多以言辞激烈著称。“左联”标志着在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旗帜指导下的文艺界中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左联”日益深人地在青年学生中间传播它的世界观，而国民党当局既无力与之竞争以争取学生，也无法限制它的影响。30　年代非革命派知识分子受美国改良主义的影响最大。这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归国后在学术和科研机构工作。全国十几所教会大学一半以上的办学收人来自中国国内。学校由当地中方董事管理，2　/　3　的教师是中国人，尽管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与拥有41　（　X　均名学生的一百来所国立大学相比，只有6500　名左右学生的教会学校似乎算不上什么，但它们在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面却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大型国立大学同样也有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美国的影响同样可见于中国地质学会、中央政府下属中国科学院的十几个研究所、设在南京的国家农业研究院、洛克菲勒公司支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其他一些受益于它的国家卫生机构。这些棚勾的建立和发展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结果。从1901　年到1920　年间约有24　（刃人进入关国大学读书；1920　年到1940　年间有5500　人在370　所美国学校里学习，主攻工程学或经济管理等实用学科。这些人回国后或是在上海的公司中做事，或是到南京的政府部门及上述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享有的物质水平和知识层次远远高于普通中国农民的贫穷和愚昧。二三十年代，受西学浸染较深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在许多领域开始取得创造性成就，如发现北京猿人、发掘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前代的碑刻、整理和出版清代文献以及引人西方科学术语和概念等等。
传教团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时，尽管仍以宗教思想为主要工具，但也采用了其他方法。19　仪）年时，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1　〕　为人，分别代表28　个教会组织，到了1930　年，已增加到3　（　Xx　）多人，代表着6O　个组织。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组织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让中国人独立领导自己的教区，外国传教团体只提供指导和帮助。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不拘泥于教义，注重服务社会，吸引了一批中国青年担任领导。这些青年在工厂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班，帮助工人开展社会工作。基督教组织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如1920　乍到1921　年华北发生饥荒期间它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到1936　年它募集了5　以X　）万美元的外国捐款用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C　这个组织在灾区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在灾区打井、开路、建设堤坝，还在华北建立了拥有20　万成员的农业信用合作社。鉴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重视社会福利，1922　年召开的包括各教派在内的新教会议组成了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其宗旨一方面施行社会福利、传播教义，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建设。理事会在它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外开始制订农村建设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到1930　年基督教传教团已经开始触及“农村重建”的问题。
这项运动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詹姆士？　晏从192　石年起在北京附近开展工作，后来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的大众教育运动以利用外国援助为中国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率先应用农业科技，推广基础教育。不久，这一运动就遇到了农业信贷、开发市场、创立合作社和成立农会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会这种形式在受过教育的成员领导下，可以反映农民疾苦，最终提出有关土地租赁期限和地方政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渐进改革方式与地方势力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地方势力是以前士绅阶层的遗绪，经常在地方军阀或黑社会的武力支持下独霸一方。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重建”计划会威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