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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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耶稣教传教士们看到别人侵犯了他们孜孜不倦的专享物《圣经》　时，是痛恨的。那些更抠书本的人对于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并且把中国的家族制度塞进基督的天堂，称做上帝和耶稣的妻子，简直觉得是奇耻大辱。洪秀全假借基督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把基督教变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最好机会。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先知，什么外国信仰能够征服中国呢？
那些少数贸然到了南京的传教士，虽然受到客气的接待，却有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徒们，并不向他们请教基本的教义。太平天国的中国人都自视甚高，把自己看作“中土”之民，比别人优越，虽然对“外国兄弟”一般说还是客客气气。他们的第六“诫，；　：　“你们不应杀人、伤害人”，用中国话翻出来，是“全世界是一家，男子都是亲兄弟”。洪秀全为小孩子背诵而编写的《　三字经》　讲述了上帝怎样帮助摩西和以色列人的故事，以及耶稣的生活和作为救世主而死的事，还把中国古代商朝和周朝崇拜天帝之事与之并列（无意中沿用了耶稣教的说法）。但是讲到秦、汉、宋代的统治者，又说他们迷失正轨了，直到1837　年他被接入天堂、受命驱逐满族魔鬼、拯救世（中国）人，才改过来。这真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杂拌学说，但是对于外国传教士说来，很少人听得进去。所以他们失掉一次机会。同时，天主教的法国反对太平天国的耶稣教，认为它是马丁？　路德放出的魔鬼又一次露头了。
太平夭国像迎太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了―　只是留下个名字而已。现有的记载都是有偏见的，因为帝国主义毁灭了所有太平天国时的文献，除了主要为外国人保留的外（有些是本世纪在法国和英国图书馆里找到的）。太平天国到最后几年出现了有才干的领袖，但为时太晚，一个这么多人为之奋斗而牺牲了生命的事业，必然有很多贡献，但也只是和满族统治下衰老的秩序比较而言。
对于错误领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完全取决于满清帝国方面能否通力合作，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但是，尽管差不多每个省都被太平军侵人过，据守过，而清廷方面仍在若干地方保守州县官僚机构收税甚至上缴税款。对于省内过境贸易，还征收了一种新税―　厘金。鸦片生意自1858　年英国要求合法化以后，也征税了。
经过动乱频仍的10　年，清廷国库空虚，朝政危殆，1960年一个新的儿皇帝（同治）登基，186l　年北京终于发生了一次政变。简言之，1856　年以来和英法作战毫无战绩的死硬的排外派，被一个新的满族领导所取代了。新政府采取了一个两面政策：对外，接受不平等条约制度以绥靖外国列强，对内则给予汉人以统率权，借以击败叛乱。这就开始了清朝的“中兴”。
战败太平军的新统帅是一个湖南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他真正靠孔子经典起家，并且实行得很有成效。1852　年，他奉旨在家乡创办民团，曾对太平军的异端做法极为愤慨，自己搞团练自卫。他按照传统，招集了一批性格相似的指挥官。这些人不仅忠于他本人，同时也挑选了他们手下的军长，这些人再一个一个地征募士兵，这样建立起一个官兵之间互相熟悉、互相支持、一心作战的网络。它是一种将符合身份地位、活跃家族制度、互相承担责任的原则应用于军队的办法，结果证明行之有效。士兵从合适的家庭中选拔出来，待遇好，训练严。
曾国藩在长江上建立起内陆海军，创办兵工厂，经营各种后勤。太平军中南方来的客家战士战斗意志开始疲敝，曾国藩的水师则打起胜仗来。原来对汉人怀疑的满族人，不得不冒风险信任汉人会忠于旧秩序。曾国藩能够把他的副将们当作省督使用，动员他们在华中一带协同作战。他巧妙地诱使太平军从长江上游下来，在两湖首府武昌作战。武昌曾六次易手。然后他又诱使太平军从长江下游移师西上。这时英法两国于18　切年派兵进攻了北京，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终于放弃中立，帮助满清政府守住上海、宁波地区。
镇压是一件血腥的勾当，对于战俘，没有东西给他们吃，更谈不到使用他们。长江重镇安庆被围困一年以后，太平军终于投降。接受投降的指挥官在日记上写道：他请示了他的长官曾国荃（曾国藩的兄弟），曾说：〃　‘凶狠的叛兵太多了！我们怎么处理他们呀？’我答道：‘最好是屠杀。’曾说：‘就是屠杀也须想个什么办法。’我回答说：‘营房门慢慢地打开，叫叛匪一次进来10　个，这样半天都可以杀完。’曾说：‘这个，我实在不忍心，可是你就这么办吧。’我就做了准备。从早7　时到晚7　时，一万多叛兵都被杀死了。然后我去汇报了。”（当然，“一万”表示很多很多。即使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率，一分钟杀死10　个叛兵，而且只能用手，没有现代化的机关枪之类，12　个小时内也只能杀死7200　人。）当曾国荃写信报告担任总司令的曾国藩表示懊悔时，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儒家完人回信道：“你统军打仗，杀贼是你的使命，杀多了有何懊悔？〃　
这种情景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因而估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人口减少2000万是不过分的。洪秀全病死后不久，天国败亡，南京陷落。遭受大肆掳掠之后，长江下游各省经过3O　年之久才复苏。
太平天国起义只是那个时期最大、最著名的反叛运动。厦门和上海也有秘密会社，另外还有攻击广州的事，所谓捻匪在北方造成恐怖，云南、陕西、甘肃的回族汉人纷纷揭竿而起，贵州则有苗族人起义。千百万无辜人民惨遭杀戮，战火蔓延至不可收拾。人们估计，1850　年中国人口约为4　。　1　亿，在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回民和其他小的叛乱之后，到1873　年大约减少到3　。　5　亿。
这样，西方炮舰对中国的侵扰，甚至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19　世纪中期席卷主要各省的战乱比较起来，不过是短暂、小规模的和次等的灾害而已。在中国新的通商口岸获取了特殊权益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只处于这个社会大混乱的边缘，而不是它的创造者；对某些中国人说，它们代表一种新秩序和新机会，但对大多数人说，它们是不重要的。
太平军没有能使中国按照他们的古怪方式基督教化，这一点不应使我们同意那种陈腐的老生常谈，以为中国人从来不能接受外国宗教。事实远非如此。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纪初期征服中国和基督教在西方的崛起，是同一个时期的事。两者都同样被说成是“野蛮和宗教”的结合（用E　．吉本的话说），它们分别取代了汉朝和早期的罗马帝国。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自4　世纪中叶至8　世纪末，经历了佛教在宫廷享有尊崇地位和印度佛教经义得到普遍的汉化，以致形成独特的中国佛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繁衍成五六种中国的宗派，同时还出现了大批寺院，这些寺院很快变成大土地所有者并且成为中国国家财政管理上的一大棘手问题。可是当欧洲分裂为新的民族如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时，在中国，唐朝（618…907年）却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它的官僚机构不久就把整个佛教，包括它的人员和财源掌管起来。
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冲击，还可以拿另外一件事来比较，就是中国对伊斯兰教的吸收。伊斯兰教最初是经过海上传到唐朝和宋朝的南方口岸的，福建的泉州就是阿拉伯的宰屯。泉州和广州都有阿拉伯人商民聚居区和他们的礼拜寺，这是7　世纪及其以后大批伊斯兰教徒向各地移居的一种结果。反之，基督教最初是经由陆路、以一种叫做“景教”的异端教派形式进人中国的。这事在1253　一l255　年天主教方济各修道士鲁布洛克到达成吉思汗宫廷以前，就在蒙古人中传播开来了。当然，在那以前，伊斯兰教已经立足于中亚细亚，并在蒙古人生活中起着一定作用。到了元朝，成队的伊斯兰商人经营公卖的货物贩卖给中国的蒙古首领。基督教到16　世纪才从海上来到中国。
由于伊斯兰教从亚洲西部沿着通商路线进入中国，它在中国的西北甘肃和陕西农民中首先落脚。据估计，它随着蒙古人浸人中国的西南地区迂迥到南宋的左翼，扩展到云南和贵州。伊斯兰教各宗派问的关系，常和欧洲的天主教与耶稣教间的关系一样紧张激烈。伊斯兰教修正主义好像18　世纪上半期美洲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一样（那次运动把耶稣教传教士赶出大西洋共同体之外），在性质上是极端原教旨主义；他们的领导人常常是《　可兰经》　的真正信仰者。这些人已经朝拜过麦加，认为自己是被真主召唤来肃清信徒中所有腐败自私自利者的。例如那克什班第亚教派在19　世纪初期挑起对喀什与和圈的神圣战争，就是如此。
相比之下，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军创造了一个被歪曲的耶稣会，不久就被消灭了；而随后70　、80　年代的穆斯林叛乱却基于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大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大差异在于：早期从西亚传来的商业和科学风气对于儒家帝国建立已久的秩序威胁很小，而份世纪的基督教却是欧洲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统治阶级感到直接受了威胁，因而排斥了这个外来的宗教。这样，把基督教带到中国去的西方扩张本身，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
关于中国的传统看法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是：英国在1839　…　1842　年鸦片战争中的胜利打开了太平天国之类的灾难道路，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史；而太平天国是欧洲的卡尔？　马克思一代人所听到的鸦片战争之外第二件大事。现在的看法就不同了：国内的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并终将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
西方基督教的影响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狂热的叛乱者手中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在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通过正统的商业渠道对中国施加商业影响，结果就会不同了。
06　西方的入侵
在第5　章中，我们注意到中华帝国政府的原有机构怎样变得不能适应它的需要，如满洲八旗制度，食盐公卖，大运河潜运，黄河防汛，科举考试等，都出现紧张情势。在清朝对外关系的进贡制度上尤其是如此。在掌握政权的人看来，中国的大革命开始于19　世纪扔年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好像突然从里面翻转到外面来了。么Xe　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　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对于那些部落民族来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从来是无法替代游牧狩猎经济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部落有一个伟大领袖，如13　世纪初的成吉思汗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就麻烦了。北京的每一个政治家都知道来自亚洲内陆种种威胁的历史故事，许多中国的战略家都曾为此筹谋对策。但是到19　世纪30　年代，情况倒转了。250　年来，从海上来的欧洲人购买中国特产的手工产品，特别是丝绸、茶叶，还有瓷器、漆器，景泰蓝和各种各样的古玩。与欧洲进行的这种贸易往来一直平安无事，不过一向不容易达到平衡。耶稣教传教士来了不少，但他们并非从事进出口贸易。不管怎样，到了ls　世纪中叶，他们来中国的必要性已降低到零。对英国的输出靠进口卖不出去的毛呢、印度棉花和硬币来平衡。不过，到30　年代印度的鸦片烟很快成为主要进口货。这个东西麻醉了不少人，又使许多人成为它的奴隶，有如现时畅销的大麻或海洛因。更坏的是，英国官员第一次在广州登台露面，就要求承认他们是外交官，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和天子平起平坐。最糟的是：除了这种放肆态度之外，他们又拿优良的海军大炮进行威胁。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处境，突然转了一个身。外来的威胁现在呈现在帝国的另一侧面―　东南沿海。这就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瞄准点从对准莫斯科变为对准火地岛和开普顿―　人们从未考虑过会有什么危险从那里来。
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了武力。英国的胜利把中国皇帝的国际地位整个颠倒了，他从一个文明顶端的宇宙统治者，降为一个半殖民地不合时宜的人物。
在制定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方面，北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从前有关海上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省政府一级处理的事务，多数只限于剿灭海盗之类的事。过去的先例包括16　世纪从九州（当时还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所管辖）来的日本海盗袭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其中有很多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袭扰属于地方警备的问题，与国家间的关系无关。明朝援助朝鲜反对16　世纪卯年代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那是借口支援一个向中国纳贡的邻邦。那次行动消耗了明朝廷，而没有了结与日本的争执。1601年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长崎之间继续贸易，但不属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l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反满的领袖郑成功父子据守台湾至1869　年，但这仍是一个边骚问题。清政府的政策是封锁边境，疏散沿海人口，禁止对外贸易，使异已分子无法取得食物。与此同时，荷兰人却被认作进贡的商人受到接待。所以广州的贸易还保留在消极的、防御性的纳贡结构之内。
清朝处理国家对国家的外交关系，惟一的经验是和俄国的往来。这种往来不但在亚洲内陆边境进行，而且在北京进行石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刃年问一直局限于纳贡体制内，但在清朝档案中，有关中俄关系的记载要比广州地方同英国和其他海上强国交往的记载多得多。俄罗斯在清朝全盘战略中的亚洲内陆地位十分重要，英国则不然。
满清的对外政策和满洲人本身一样，很少被人研究过，但事实上这是个很生动、有趣的题材。清政府从未忘记它自身对中国的征服，因此总是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