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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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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00年年初，满人在他们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靡下完成一项重大事业，就是建立以八旗为全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武装国家。所有体格好的满族战士都是八旗成员，而他们的土地并不集中在一块，他们的长官都由皇帝委派。这样，这些部落就组成非部落式的军事单位，可以加以控制而不至分散。这种“旗”的制度显然是效仿蒙古的先例，就像满族文字效仿蒙古文一样。事实上满族在崛起后、侵人中国以前，他们的最初同盟者是他们西边的蒙古人。
此外，满族人不是完全的游牧人，他们住在紧挨着中国的南部满洲的狩猎、捕鱼和农业混合的区域。努尔哈赤是出身于明朝廷的臣民，随着中国势力的衰落，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边境建立了一个国家，处于中国控制以外，但在他们的政府中包容了中国的行政官员。最后他们能在1644年取得华北政权，部分原因是明朝末期懦弱无力，让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守将即辽东总兵吴三桂邀请他们作为盟军来剿灭反明的造反者。在后来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他们还依靠这些早期的汉奸，其中有三个人还带兵打仗，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建立了大块藩区加以统治。事实上满清对中国的征服，直到康熙幼帝在1673…1681 年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才告完成。
第三，由此可见，满族从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满人和汉人一道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蒙古人因为不信任中国人，曾经利用一些非汉族外国人如马可？ 波罗等，让他们在政府中出任官职，享有特权。满清皇帝们则自康熙以下全力以赴地利用考试制度从汉族人才中选拔官吏，来充实地道的儒家思想的政府。所以满清的证服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和对地主的颠覆。相反，只要他们投降，就听之任之，把他们留在原处不动。它建立了一个明朝政府纂础上的满汉政府。从1736 年到1795 年在位的年的伟大皇帝乾隆，像他1662 年到1722 年在位的祖父康熙一样，变成了不但是中国美术、绘画、诗歌、文学的卓越保护者，也是皇家编修法律和文献的出色主篆者。
清政府之所以必须采取农业官僚体制，是由于它的主宰是外来的满族征服者，他们第一位优先考虑的是用尽方法保持政权。皇帝的一切重大活动，不是为了每四年改选一次，而是为了杀戮造反者或者安抚一切可以发现的异己分子。皇室的财政收人是非常不现代化的，因为对商业贸易几乎不征税，而轻微的田赋是在财政有盈有亏的省份之间分摊出来的，那主要是为了维持军队和官吏的经费。这个征服者建立的的王朝就是靠它所征服的国家过活而已。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除了维持防洪水利、粮食仓糜和挖铜矿造钱币以外，一切似乎都是皇室至尊不屑顾及的物质事项，并且也是官府衙吏多半技术上无能处理的。他们靠贪污中饱足以自肥，何必多管闲事。
不过有一件值得注意而中国历史学者一向不大述及的事，就是满清维持政权的手段一部分是靠秘密方法。康熙和乾隆之间在位的雍正皇帝就是用“亲阅”奏折的翻度实行的。他直接从某些省的官吏那里收集密折，然后通过他的省一级的密使直接批复。这种来往奏批数量很大，到1731 年皇帝不得不指派六位大员协助他处理。至于皇产和专卖的人项，则始终不让汉官知晓，皇帝的一切钦定文本都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有些机要的密议事项只能用皇帝本人的语气记载下来。虽然汉人和满人同在中央担任高官，而在各省，则由满人任第一把手如督抚等要职，常以汉人为巡抚或省的总兵之类辅佐之。清朝统治者还有一种羁廉的绳索，就是通过汉军旗人，这些人主要是早期从南满来的、直接附庸于朝廷而为皇室在外省行政中的可靠仆从。清廷还依靠那些称为“包衣”的中国奴才，他们像奴隶一样地隶属于满族征服者，他们在官场中的升摧就全靠主子的提拔。但在这一切宫廷的礼节背后还有一整套监察制度。
为了确保财务方面的安全，满清王朝有其秘密财库，而这是在北京忙于盐和田赋以及其他收人事务的户部掌管以外的。那些另外的款项是归内务府管的，它经管皇室地产、罚金和没收的财产，外地的进贡和特别税收以及来自东北的毛皮和人参专卖的进项。内务府还经管杭州和苏州的丝绸织造、景德镇的陶瓷窑业以及广州外贸的关税收人，总之是一大批汉族税务官员看不见的财源。例如，内务府里有一个秘密帐户，专管官吏们侵吞娜用公款犯罪而分给统治者以求赎免的贿金。北京的军队和官吏是靠长江各省经运河运输的大米过活的。这样，特殊的军队、特殊的款项和一种特殊的粮食供奉，都用来帮助满族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但是从它周围的庞大社会图景看来，古老的清政权就收缩成由税收人员、地方官吏和军队组成的人数很少的层，他们执行一种中央集权和政府监督的建筑师式的职能，却处于人民生活的外缘。
甚至于今天的人民共和国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由少数精选出来的中央掌权者为首的官僚机构治理着一个大海般的社会。各层的人群扩大了，头顶和脚跟之间因现代化的交通而大为密切了，但是很少的人统治着很多人的老框架，还是看得出来的。
很少的满族征服者怎样牢牢掌握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当然他们像英国对付印度一样，靠笼络土著的统治阶级。但是当他们保持当地上层人士（绪绅阶级）安于其位时，他们一面要坐在他们头上，一面要在中国人的海洋上划着清朝这只船，不使其颠覆。他们居然巧妙地攀住政权，以致和中国人的保守主义相契合，拖慢了一个现代化秩序的崛起。中国从来就能把它的征服者加以包容消化，这是事实，不过在清朝一代却拖了268 年。
把毛泽东的水晶棺材放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中央位置，不是一种偶然。这是继续l368 年至1912 年明清两代把天子位置放在中央的做法。从毛的纪念堂往北走，经过革命烈士纪念碑，你就走进那画着格子可以站立犯万人的大广场，过了这里便是红色的天安门。毛主席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正统地检阅他的那些进行阶级斗争的游行队伍。今天你还能更往北走到有高高红墙的午门。清朝皇帝曾在那里俯视进贡的使臣们磕头行礼和对造反者行刑斩首。这个城楼有五个长长的空门洞，中间的门只为皇帝出人，东侧是文官，西侧是武官用的，最外边两门是为小官员走的。一进人紫禁城后，隔着很大院子，就可看到高大的黄琉璃瓦的太和殿正门，那里有高低三层白色大理石的台阶，上边有三座亲政殿，殿的中轴线上有三个皇帝的宝座。
靠近午门和南边的宫墙，东西两边都有皇宫大门，分别是为文武官员进出奏事。这些门不像正门那样巍峨庄严，但它们上面用金属大钉子钉住的大木门却使平常人望而却步。这些大门白天大多是开着的，有20 来个满族军人守卫。
1813 年10 月8 日中午，100多名敢死队员般的村民群集东华门和西华门外的几个茶馆酒肆。他们都是秘密的八卦教的信徒，信奉的是人类始祖西天圣母（据说是一个从未降到人寰的娘娘），笃信他们教主的告诫，说一次滔天大祸即将来临，这位永恒的圣母将派一个能知未来的佛母下凡拯救以他们为主的信徒。他们都学会了背诵秘密的“八字真言”，而且讨论了很久他们现在举办的大事（起义）。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思想，说有儿个坚强的英雄即将夺取皇宫，到时人民都会一拥而起。说话之间，他们一个个都用白布束紧了腰，包起头来，从他们用来沿街叫卖、装着白薯柿子的筐子里抽出刀来，闯进门去。东门的警卫立刻关上大门，只有五个人冲进大门，另外70 几人从西门进来。这些造反的人没有冲向午门里面的大院，而是向北飞奔冲到“大内”― 皇帝的寝宫。这些没有见过世面、迷信、无知的村民，一进人那金顶、大红门、大块平地的宫殿便迷迷瞪瞪，立刻被禁卫砍杀捆绑，一个不留。不过在这之前，年轻的王储晃宁在书房听见吵闹，见状惊起，拿起猎枪，抓住两个莽汉，用日袋套住了他们。宫中卫士很快就扑灭了这场悲惨的事变，不过事情闹得很大，变民夺取了华北几个村庄和一个县府。清政府在三个月里杀死了七万（就是说，很大数目的）人民，不少是用刀剐分尸的残酷办法，杀一傲百。
王储曼宁― 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从此以后，一直对中国群众怕得要死。这绝非偶然。他在1850年死的时候，中国南方的太平军起义正方兴未艾，这一次起义却是由另一种秘密教派，即民间发起的、变了种的基督教派所领导的。皇帝尽管在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受到个人崇拜，中国农村的普通百姓却听从与社会秩序不大有关的另外一些信仰，异想天开地关注自己的归宿和来世。
19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共有农民3 亿左右，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牢牢地守在自己家里，不跟为数灰联，万到1 亿的城里人、手艺人、商人、地主、学者和官吏们打交道。1800年以来的现代中国已经进行了两次革命，先后集中在小城镇和乡村。其中一次我们比较熟悉，因为统治阶级记载得很充分，是想用各种现代技艺把中国建成一个和外国相同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另外一次则是我们甚至现代中国革命者也不大熟知的、在中国农村社会群众之中进行的社会革命。这次革命的最后催化剂是毛泽东，他是狂风巨浪中的舵手，发动了令人想起1813 年和19 世纪中期那场农民抗争的运动。农村生活重建的结局现在还看不到，是因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对农民各种愿望的满足，现代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很明显，现代中国的双重革命，最具体和有意识地开始于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班人。新的道理和变革模式逐渐地渗人到人民中间。同时，掌权的人即中央官吏和地方络绅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建构历史的― 他们仅仅把历史记录下来。事实上他们所记载的也只集中于皇帝本人、他的谕旨、他的礼节行为而已。但是，权力中心已开始崩馈。
从道光皇帝（1821 一1850年）的肖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着狭长的脸、愁眉不展的小个子。一个同时代的传教士开玩笑说他“个子矮小，形容枯搞，寡言鲜语，样子安详”― 整个是个不爱说话、只顾他的帝国怎么过得下去的人而已。人们如果设想一下当年有个人人尊敬、以为可以翻云筱雨、行为规范、思想正派的国家和社会领袖毛泽东坐在那里，那就立刻看出道光的形象多么不成体统。即使在150 后，在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地球对面，你也立刻会感到道光不是毛泽东。也许更现实和合乎历史时间的比拟是说他不像A ？ 杰克逊总统，或者说他不像维多利亚女王。好好琢磨一下，这一对比也许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搞个革命费时这么久。如果是道光和他的思想在白宫或白金汉宫，毫无疑问，英国或美国早就立刻革命了，而道光则统治中国30 年之久，从1821 年到1850 年。
人们或许认为对道光皇帝最为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个满族人，不是个汉人。中国的人种学― 一定意义的原生民族主义― 也许认为在上层人物中间产生成熟的现代爱国主义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回顾～一下，可以丝毫不错地说．满族统治的年月早就屈指可数了，然而如我们上面所指出，他们充当中国的统治者，不是一种偶然。有一种不大流行的看法，认为1800 年的“中华帝国”并不像是纯粹中国式的创造物。我们姑且不管这种看法到底如何，事实上它是一个中国的“蛮子”帝国，从政治上说，包括了中国和亚细亚内陆的一部或全部。作为一个证明，可以看看首都北京。北京坐落于中国北部边境，95 ％的中国人住在它以南。但是北京虽在中国的边缘，用军事战略的话说，它却处于中国、蒙古和到中亚西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东亚帝国的首都。
外界人士被这一事实弄得莫名其妙：长城以内的农业长久以来供养了一亿左右稠密的人口，事实上在19 世纪30 年代供养着大约4 亿人，而整个亚洲内陆最多不过1500 万或2000多万人。这个不平衡的图景，从军事政治方面看来，的确令人迷惑不解。亚洲内陆还长期供养马匹和骑射手在中国打胜仗。不仅如此，它还供养许多战士和权力统治者，使他们能保持一些小的少数民族部落对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严密戒备，整伤不乱，紧紧控制住他们的权力。一句话，一个满族人能在北京安坐在宝座上，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时常让亚洲内陆的外族侵人者表演政府掌权者的角色。满族皇帝们也为这一任务而细心磨砺自己。他们的任务既是中国的，又是满洲的。中国的方面要做到叫1 仪刃万左右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接受他们为地地道道的儒家皇帝；在满洲方面，他们要能控制和领导两三百万同族人。他们完成这种双重文化的业绩如此之辉煌，以至于汉人都承认他们是中国的皇帝。欧洲人也这么承认。即使今天一些政治科学家― 一般地说来他们对于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原本就很天真― 也还是如此。可是外族人统治中国的传统和体制，应该是人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革命被推迟这么久”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是一个小题目，今天的中国汉族爱国者也不应该把历史扫进垃圾箱而不正视它的内涵。
后来做了道光皇帝的星宁亲王在皇宫的书斋里和他的兄弟们一样长时间默读经书，受着严格的管教。他在1820 年当皇帝时，是天子一人，没有人和他争位。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帝王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当他要从紫禁城到北京城西北边的夏宫― 就是现时成于上万游客挤着去看的颐和园― 的时候，皇帝的蜜舆由16 个或32 个轿夫走着碎步抬去。沿途卫士们隔不远一个脸朝外站岗。所有店铺和住家的门窗都像夜间一样关闭着，尘埃的街道上铺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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