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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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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3）
会议期间，周恩来采取措施，劝阻红卫兵揪斗刘、邓的举动；缓和工作组与学生紧张关系；研究并实行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如限制红卫兵活动范围，宣布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体罚”，保护好档案，等等。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全力支持周恩来，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反复提出：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持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但是，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并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磋商并报告周恩来同意，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肖华主持。周恩来和陶铸绕场一周同代表见面。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几位军委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极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要求同志们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说：“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指出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继续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他引证毛泽东10月24日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肖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爷爷。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十年浩劫（5）
但是，叶剑英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人在西山，心在山外。
12月8日，他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经常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迎着漫天风雪，叶剑英和聂荣臻在西山常和陈毅、徐向前、刘志坚等在山上会晤，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了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也来了。他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糟心的事果然是接踵而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陈毅元帅首当其冲。周恩来出面保驾、“陪斗”也无济于事。在极度的困境中，陈老总特致函老战友叶剑英，并亲手录寄1966年12月《冬夜杂咏》中的《青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叶剑英展诗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他十分钦佩老战友的正气侠胆、青松品格。但他眼看着老战友遭此厄运，无力制止，心焦如焚。何以慰之？唯有诗篇。他随即铺纸端砚，挥毫泼墨，作《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
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他从《虞美人》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十万人大会”余波未息，真个是“串联炮打何时了”。事情闹到毛泽东那里，他只好出面调停，劝老帅们：“检讨一下，了此一案。”这一年的12月31日，年终岁尾，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奉命作了一次违心的“检讨”。江青皮笑肉不笑，又来讨好：“你检讨什么？”叶剑英愤怒地说：“我不欠账！”
但是，“检讨”归“检讨”，此案还是未了。造反派并未罢休，斗争锋芒继续指向几位元帅和革命军队。他们酝酿再次召开“批资反路线斗争”大会，揪斗陈、叶，只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出面制止，才未开成。
迎着风暴，擎起“保护伞”
1967年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十年浩劫（6）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紧接着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的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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