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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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经费，也常因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蔡元培一回国就发现，他的北大已寸步难行。不光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办仪器及一切校务行政无费，连教授的薪水又开始拖欠身为北大校长和学界泰斗，他只能不断地领衔向北京政府抗议。他还乘当时关税增加，德国承认赔款，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有利时机，与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学生组织，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独立运动。在北京高师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经费、教育基金、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的三大主张。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大声地向社会各界疾呼：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

　　　　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

　　　　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

　　　　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

　　　　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

　　　　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

　　　　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

　　　　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

　　　　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

　　　　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

　　　　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

　　　　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

　　　　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教

　　　　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

　　　　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

　　　　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

　　　　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文章一出来就惹得当局非常恼火，那位内阁总理梁士诒就亲自给教育部挂电话说：“一派胡言，教育如真独立于政党之外，还要政府拨什么款，发什么薪”而全国学界却欢欣鼓舞，他人一出医院，李大钊和胡适就赶来家中拜访。

　　　　走进书房，只见案头放着一盆暗香袭人的草兰和四册《胡适文存》，蔡元培正在翻阅那篇《红楼梦考证》。胡适得意地笑了，这是他送给蔡先生的新年礼物，去年两人还为考证这部奇书论战过一场呢。李大钊身为共产党领袖，也被胡适拉进了努力会，见他神情严肃地说起一件正事：

　　　　“蔡先生，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各校学生信仰基督教。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所以我们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你出面做发起人。你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爽快地点点头，说：“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4月9日这天，北京大学召开了有中外人士参加的非宗教同盟大会，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演说。当时的北大真是自由到了家，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就公开跳出来唱反调，抢先在报上发表宣言，声称信仰自由，知识阶层应首先遵守，反对他们发动的非宗教运动。于是蔡元培就在演说时反驳他们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随着直奉战争的爆发，北京屡屡遭受溃兵的骚扰。为了保卫学校，蔡元培接受白雄远的建议，发动全校学生报名，很快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北大学生军。蔡元培来北大后，目睹学生皆长袍大褂，一派文弱之气，一贯来重视体育锻炼。这次正好趁热打铁，任命出身军校的白雄远担任军事训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亲自颁发了军旗，并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授课。这支全国首创的学生军后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名扬四海，两年后当蔡元培被迫远走欧洲，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时，北大学生军担任了在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中山先生逝世后，又是这支学生军守卫了灵堂，当移居香山碧云寺时，学生军三百多人着孝护送灵车，使灵柩倍增了一种特殊的哀荣。

　　　　刚刚在改选中荣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先生，终于走出书斋，手捧着黑皮包，容光焕发地大谈起政治。他虽然想方设法营救过陈独秀，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各种过激的主义。一次北大学生成立了新闻事业同志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开口就讲了一句令人膛目的大话：

　　　　“我希望你们研究真问题，少讲虚主义。你们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曾被军阀和政客搬弄和利用。胡适为了创办《努力周报》，开始频繁地出人各种社交场合。他看来很有性格魅力，眼界又很高，一手拉着曾是研究系的丁文江，并通过了抓住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总想跟军阀比学问，做新世纪的帝王师。一手又紧紧倚靠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扮演起一种想在南北二府中保持独立评论人的言论界领抽姿态。他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操持言论可胡适并不轻松，越想不偏不倚地公正，越是注定两头不讨好。胡适的思想立场终于成了二十年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声讨的活靶子。

　　　　当时的北京思想界，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纷纷登台亮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先派元老林长民去争取以顾维约为首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研究系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但顾维钧不为所动。研究系又转而游说北大派，蔡元培是好好先生，先被罗文干说眼了，但胡适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为了保持努力会的纯洁性，经他一提醒，蔡元培又婉言谢绝

　　　　五月的一个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胡适正在书房翻阅好不容易出版的《努力周报》，胡同里响起汽车的喇叭鸣叫。耳边传来丁文江的叫嚷声：

　　　　“适之呀，贵客临门了！还不快来迎候。”

　　　　门外走进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将领，见他一身戎装。身材高挑，白净脸皮上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他稳稳地向胡适行了个军礼，剑眉下一双（黑目）（真目真）的瞳人闪烁出冷峻傲岸的神情。胡适已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多亏了丁文江的及时介绍才解了围。

　　　　“这位就是吴将军的军师白坚武参谋，当初和段祺瑞开战，赶走徐世昌，全是他出的主意。”

　　　　胡适连忙请客人人座，白坚武寒暄几句后气势沉雄地说：

　　　　“你们这份刊物玉帅都看了，他很欣赏你的《努力歌》，特地关照我来看看胡博士。很想听听你们这批名流对时局的见解呢。”

　　　　胡适顿时眉开眼笑，他摸出一罐进口香烟，抽出一支递了过去。待两人都优雅地点燃了烟，胡适说：“在我们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心目中，吴将军是一位最有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爱国军人。他在‘五四’时期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过安福系控制的亲日政府，并最后一举推翻了这个政权。现在又赶走了日本人支持的奉系军阀，我们寄希望他出面促进南北统一，让北京出现一个有‘好人’参加的新政府。”

　　　　丁文江也不失时机地说：“我们努力会的成员议论过几次了，想委托适之起草一份改良社会的政治宣言。到时候还少不了请自参谋和吴将军不吝赐教”

　　　　这一夜双方谈的很久，彼此交换了不少看法。

　　　　胡适开始闭门谢客，身为学者第一次做政论，觉得很吃力。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以前只知道做学问清苦，现在才明白了，如真叫他当政治家；治理国家，那才苦不堪言呢。他暗暗告诫自己，永远议政而不从政，做一名独立的净臣。到了5月11日的深夜，总算写完了这篇《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禁松了口气。他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喝了一杯热牛奶。又重新看了一遍文稿，觉得文气挺旺，竟忍俊不住地轻声朗诵起来。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

　　　　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

　　　　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

　　　　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

　　　　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

　　　　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

　　　　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

　　　　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

　　　　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

　　　　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

　　　　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

　　　　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

　　　　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

　　　　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

　　　　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下手工夫。

　　　　他被自己内心的激情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再也读不下去又急于要和朋友交流，想了半天，还是给李大钊家里打了电话。李大钊是从睡梦中惊醒的，耳边嗡嗡地传来胡适惊喜的声音。

　　　　“守常呵！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主义派我们的政治宣言终于脱稿了，我们完全有能力组阁。我还想组建一个政党哩！我建议明天去蔡先生家里开会，把我们的好人全邀请上，痛痛快快地议论一次天下大事。”

　　　　李大钊懵懵懂懂地答应第二天一早，胡适又急着给蔡元培打电话，说要借他家讨论这份文稿。还亲自给他心目中的“好人”一个个打电话，约定十一点在蔡府相见。

　　　　那天蔡元培的客厅真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先后到达的有胡适、李大钊、汤尔和、梁漱溟、陶孟和、顾孟余、陶行知等十余人。王宠惠和罗文干因有事，答应下午来听意见，叫大伙儿先讨论起来。蔡元培特地穿上一件新的蓝布长衫，还修了脸，显得很精神。

　　　　胡适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大功臣，他一读完文稿，蔡元培先击掌叫好：

　　　　“适之呀！听君一席谈，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油然而生。我原是想远离政治，超然办教育的。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我这北大校长再也当不下去了，这些日子为了索薪，学校里又冒出了’罢教团’，我手中没钱。实在说服不了大家，只能以辞职相威胁。唉！从现在的局势看，我们知识界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真要亡我们要抓住黎元洪上台，吴佩孚欲大展宏图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促成一个新的好人内阁出现。我建议诸位列名向全社会公布这份宣言，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争取主动。”

　　　　蔡元培是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他一开口，就等于定了调子。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列名，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在这些名流中，一类是像梁漱溟、顾孟余、陶孟和那样纯粹的学者，他们是议政而不参政，骨子里还藏着士大夫的清高，只是因为政治太黑暗，整个学界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才愤而起来抗议几声。另一类是像胡适、汤尔和和王宠惠、罗文干那样的特殊人物，尤其是后面几位，他们或混迹官场，或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他们开始对权力有所期盼还有就是像李大钊那样的人，身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秉性中却闪烁出温情脉脉的旧式文人习气，信仰的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心里仍留恋着改良的梦幻。他是一位忠厚之人，做人总有点温良恭俭让，出于对蔡先生的尊敬，常常勉为其难地踉着参加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