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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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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兄，在这国难之时，我们身为总理信任的老同志，更应该主动担当重任呵！否则，总理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的。”
蔡元培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像突然听到了圣灵的召唤，掂出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回想起这些年在中山先生最困难之时，自己却出力甚微，甚至在南北和议上还干过些糊涂的蠢事，心里便渗出深深的歉意。他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眼见一时还难以北上，终于答应老友出来做点事情。
五省联帅孙传芳虽其貌不扬，待人接物倒像位饱学之士。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但只要一当他打仗杀人时，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辣。他为人精明细致，十分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当时正处在鼎盛之时，为了装点门面，特地请出江浙一带的知名人士和巨绅张謇、章太炎、丁文江等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时正萌发了捧出江苏巨绅张謇当临时总统。由他来控制北京政权的野心。他还特地以出巡为名前往南通拜访，张謇也搭起牌楼表示欢迎。
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他会谈的。张群也是位谋士，想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合作。没想到对方比他还健谈，一开口就说古论今，能言善辩，见自己一直未能将其说服，张群讥讽地冷笑道：
“我看大帅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
孙传芳一听这话怫然不悦，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
“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决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谈判就这样决裂了，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又兵分三路攻入江西和福建。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只好调过头来，亲自前去乞怜于昔日的怨家张作霖。他先派人去天津和济南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宗昌，取得了一些谅解。然后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和两名随从，秘密乘火车直奔天津。当张作霖正在蔡家花园开会时，他突然单刀赴会地出现在奉系的文武大员们面前，边向张作霖行鞠躬礼，边对满座惊疑的众将领抱拳作揖道：“兄弟对不起大帅和诸位，特地前来赔罪！”张作霖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于是，两人又捐嫌修好，当场商议起“讨赤”大计，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他和张宗昌为副司令，并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坚守上海、南京和浙江防线。
蔡元培仿佛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时期，整天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奔走呼号。时而发表宣言，时而主持集会，时而通电拒绝孙传芳苛征军费，预借漕粮，反对他发行军用券，时而号召三省人民推翻军阀统治，以武力抵制直鲁联军的入侵。这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心情烦躁的孙传芳，在南京突然看到登有蔡元培攻击他言行的上海报纸，当场下令通缉他和马叙伦归案。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和美专师生画模特儿，可是他的老婆却偏偏和他唱对台戏，在去灵隐烧香时大模大样地穿着露出臂膀的旗袍招摇过市。一位记者写文章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嘲讽他说：
“照孙大帅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进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他就和模特过不去。孙大帅曾问上海知县，‘什么叫模特？’这位知县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光屁股的姑娘。’他一听原来如此，犹如五雷劈顶，口叼着雪茄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从此便授权这位知县迫害刘海粟，非要将美专封闭不可。又听说他写过《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自行吹嘘。笔者特地采访蔡先生请教此事。蔡先生幽默地说，他的‘爱人民’就是主张办事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何以为证，因为孙传芳说过，‘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马叙伦先生还要尖刻，说孙传芳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匈搭主人的姨太太。我是不做公仆的，我是民之父母。’可就是这位‘民之父母’，在最近残酷地镇压了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我们说孙传芳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阀厂
蔡元培和马叙伦是1927年1月5日乘海轮前往宁波的。此行一是为了避难，二是因为国民政府已任命他为浙江政治分会代主席，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先成立浙江省政府，他们也想实地考察一番。同行的还有北大毕业生姜绍谟。可是一到宁波，就见满街都是刚反正的周凤歧的溃兵，谣传孙传芳部队即将渡曹娥江而上。于是他们又匆匆避走象山，几天后便漂海前去福建，一直逗留到初春才返回上海。当时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已攻克福州，蔡元培应邀前去做客。并以党国元老的声望，分别在革命军第四师和福建省党部演讲。正在厦大任教的顾颉刚碰巧来福州买书，闻讯后便请恩师前往厦门小住了几天。厦大正在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已赶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告急。听说蔡校长来了，一些北大的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很多年后，顾颉刚仍忘不了这个印象，那天校方宴请蔡元培时，他也应邀作陪，席间有一正人君子，突然痛骂起学生不安分读书，专门喜欢参与革命和政治，只见面容慈祥的蔡元培，沉着脸放下筷子正色道：
“目前的中国，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如不让他们担任，该让什么人担任”
谁也想不到他会发这样大的火，宴会顿时不欢而散。
也就在这天下午，他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当谈到浙江的革命工作如何不顺利，他四处奔波仍毫无起色时，这位刚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六十华诞的老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一旁的姜绍谟也潸然泪下，他自民国十三年在北大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暗中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已在杭州的马叙伦与夏超有深交，就鼓动马先生顺利地策反了夏超反正，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可是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光荣殉职，他也只好追随蔡先生一路逃难，亲身感受到许多的精神风采。先生真是一位极其俭朴的人，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只，箱内除换洗衣物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先生因左脚有病，早年曾动过手术，行走时不太方便，但他从不假手于人。每次搬迁前，姜绍谟都想替先生整理行装，但每次他早晨起床时，先生总是笑容可掬地坐着等他，早已将铺盖整理好他除了每天替先生寄一封信给周夫人以外，实无一事可以帮忙。先生是大名流，待人接物却很谦和，一路上饮宴很多，无论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都举杯回敬。他自己虽然拍“梅兰芳”，但是每当别人敬烟，不论好坏他都接受。记得在象山时，有一位朋友招待很周到，连早餐也预备了酒菜。自己虽然贪杯，却没有早晨喝酒的习惯，有一次竟将杯子倒过来放，表示不愿意喝酒。蔡先生没说什么，事后却和蔼地说，你不喝酒不要紧，倒一杯摆在那里就行了，但把杯子倒过来放就不好吧？先生讲话总是这样，从不疾言厉色，也不教训人不懂礼貌，但却在和风细雨中把道理讲明白记得他们是搭乘小渔船去福建的，当时风浪大作，一叶扁舟，飘泊海上，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非常镇静，见自己因晕船终日蜷卧，情绪低落，还强打精神讲起《苏报》案屈死狱中的邹容，讲起秋瑾和徐锡麟，讲起革命的艰辛。讲到动情处时，他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痛哭起来
当时的鲁迅已在厦门大学任教，听说正和顾颉刚闹矛盾，还听说他曾独自苦闷地在坟场边请人拍照。可是，他一直没有来看蔡先生，他为什么会不来看自己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4
这是1927年的元旦之夜，狰狞的月色寒气逼人。在江西南昌的牯岭岩旅馆行辕内，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在宴请刚从广州前来的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У纫慌С炙恼薄�
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说：“今天各位能从广东来到南昌，我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哟！”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终于随着北伐的胜利提前爆发。蒋介石突然改变了原来迁国民政府到武汉的主张，主动挑起了“迁都之争”，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的领导机构，由徐谦任主席，鲍罗廷任顾问，全力筹备起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这个权力机构马上遇到了南昌的军事集团的挑战，蒋介石和张静江也很快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暂设南昌，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蒋的意图是分两路进攻上海，抢先控制住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而武汉一派正极力主张北上，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部迅速会合，从而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战利品——北京。
张静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他一到南昌，就公开表态拒绝去武汉。身为中常委的代主席，连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也拒绝到会，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其实很忙，整天拖着行动不便的病体，在旧江西督署和牯岭岩行辕内，与蒋介石和黄郭密谋个不停。一天深夜，张静江突然请二位前来商量，见他深思熟虑地说：
“介石，最后摊牌的时机终于到我仔细想过了，我们如果再不先发制人，武汉的鲍罗廷和邓演达、徐谦等人就会于掉你。而共产党也像个赤色恶魔，终于借北伐之机公开发展起来。现在到处都是农会在分田地、杀士绅、报私仇。上海的总工会又在酝酿第二次武装起义了，虞洽卿和黄金荣已接连向我求救，说再不清党，江浙财团在上海的利益将发发可危。为此，我特地制定了一份行动纲领，供二位参考。”
蒋介石如获至宝地接过文稿，目光贪婪地读了下去。他一气读完后，又递给拜把子弟兄黄郛，阴沉地发出一阵狞笑：
“好！人杰兄功不可没。我不能为苏俄和共产党而北伐，与其说待攻下北京再摊牌，还不如趁早动手，清除心头之患。另外，你提到的外交问题很重要，我已布置专人在和日、英、美等国接触。还有一个军饷最让人头痛，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黄郛正沉浸在兴奋之中，见他击案赞叹道：“人杰兄真是大手笔中国将为此翻开崭新的一页。真是写得好第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第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和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第三，力争早日克复沪宁，联络绅商，谋求东南稳定。第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日统一。至于军饷问题，介石兄也不必过虑，由我亲赴上海负责筹措。”
一个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就这样出笼一场国共两党最初的血腥较量，也由此拉开了沉重的帷幕。几天后，张静江和黄郭分别潜往上海，张以元老身份开始为清党大造政治舆论，而黄郭却充当起筹措军费的总代理人。蒋介石是宁波人，又曾长期混迹于上海商界和黑社会中的宁波帮。黄郭先后拜访了上海中国商会主席虞洽卿，黑社会首领和法租界巡捕头领黄金荣，他们都慷慨解囊欢迎蒋氏接管上海。黄郭又将蒋要求更多财政资助的密信捎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嗷，又一下子筹集了数十万银元的巨款。
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于2月18日占领杭州的捷报，把蒋介石攻占上海的计划大大推进了一步。白崇禧又迅速将部队推进到距上海仅47公里的战略要地嘉兴，双方都在为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加紧准备。在南京，孙传芳与他的新盟友张宗昌会晤，同意将上海防务交给鲁军。交接期间，孙的部下李宝章将军仍留任淞沪警备司令。趁此机会，上海的共产党领袖发动了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显然具有两个目的：瓦解孙传芳的后方以支援北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尽可能多地控制中心城市。李宝章无情地镇压了起义，派出他的大刀队在上海大开杀戒。但是起义毕竟将数十万工人卷入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不过，这也许恰恰为蒋介石寻求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终于和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铁血联盟。
坐镇上海的张静江成了发动这场政变的后台老板，他频繁地在寓所召见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代蒋下达各种指令。吴稚晖和李石曾恍如哼哈二将，一有空就往他府上跑。这是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刚午睡醒来的张静江心里不踏实，又打电话叫来了吴稚晖。他神情焦虑地说：
“我们这盘棋已下得险象环生了，现在只要走错一着，将全盘皆输。为了对付我们，武汉的三中全会掀起了捧汪倒蒋的高潮。上海的共产党又将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估计他们会抢先接管这座城市。我们怎么办？我已亲自给姓汪的去信，劝他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合作。另外，我想请你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中央通过。今天还想与你商量一件事，我们究竟该以什么名义提请‘清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策略。”
他说完后疲乏地低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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