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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GL)-第3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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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属于先行者！”
可以说，吐蕃战争是对枪炮作为战争利器的更有力表现，对宋、周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从两国官方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体现对军器研制和革新的军费投入大幅增加上。当然除了军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影响，不可一言概之。
如果说宋周两国在吐蕃的军事战争是势如破竹，那么两国佛道二教在吐蕃的传教“战争”就称得上磕磕绊绊了。
在攻打吐蕃之前的几年，两国宗教已经进入吐蕃传教，大宋这边进入更早——陈如瑛入云南就任时，大慈寺和玉局观就已经进蕃五六年了，至开战时，在吐蕃传教已近十年。但是，影响并不大。
两教的高僧、高道通过辩经会、斗法会打出了名气，但是对传教的助力却不大。
一是吐蕃佛教、本教利用在本地的影响，大肆宣传、诬蔑中土的佛道二教是伪教、邪教，影响在吐蕃贵族和平民中的形象，这就使去中土佛道寺观上香、听佛法道法的人很少。二是吐蕃地广人稀，道路险阻，交通不便，要依靠在寺观中开经会、道场来传道，也很难聚集起百姓——吐蕃的信徒很虔诚，即使山高水险也会跋涉而至，但前提是他们先成为你这个教的信徒。
这就使中土佛道二教的僧道们必须走出去传教。
但吐蕃除了道路难行外，气候也不好，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不同地方的气候差异也大，这边旱季，干燥如沙漠，那边雨季，暴雨、冰雹、雷暴，甚至有些地方“十里不同天”。外出传教不仅要与人为的阻挠做斗争，还要与自然环境做斗争，比起中原传道，要花更多的时间。
而且，还有语言不通的困难。尽管僧道们入蕃前已经接受过吐蕃语的学习，但要说得流利，熟悉吐蕃当地的俗语，还要用蕃语将传经故事讲得引人入胜，那就不是学会语言，而是要学精了。
一些僧道死在了传道的路上，一些僧道在困难面前吓得退缩了。大浪淘沙，道心、佛心坚定的弟子显现了出来。又有更多的弟子又被本土寺观送入了吐蕃。吐蕃，成为了这些佛道弟子的苦修地、“试金石”。
由于传教的种种困难因素，两教的实际发展是在吐蕃战争结束以后——大宋设立昆藏路，大周设立唐藏路。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昆藏路”是卫希颜的提议命名，解说时道，吐蕃的“蕃”有汉民族对异族的歧视之意，不利于统治后的民族团结，故改称“吐蕃族”为“藏族”，其地则是藏地，藏地西境有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西王母的圣地，故以昆藏为名。周帝看了大宋官报登的路名后沉吟一笑，便也提笔命名“唐藏路”，沿用了“藏”，“唐”则名出于藏北境内的唐古拉山。
因为有了宋周昆藏、唐藏路官府的支持，藏地宗教对中土宗教的阻挠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行动上也收敛了许多。中士二教的法会、道场聚集起的百姓渐渐增多。其中一大群体就是被宋周朝廷废奴后释放出的奴隶，因对中土官府心怀感恩，对中土来的宗教便也生出了亲近之心。这使中土佛道二教在藏地的信徒日益增长，虽然称不上发展迅速，但是在步步前进。
之后三十年间，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经历了十几次辩经会，各有胜负。而到后来，汉传佛教渐渐占了上风。吸收、融合了道儒思想的汉传佛教在经义上比起还在发展期的藏传佛教理论上更完善，当汉佛高僧们吃透了藏传佛教的经义后，犀利的反击就开始了。
大宪四十七年的佛教辩经，对入藏传教的汉传佛教而言，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辩经会。辩经胜利的大宋大慈寺和昭觉寺，取得了入住逻些大昭寺的资格。
大昭寺是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修建，与布达拉宫同为全藏佛教的圣地。在藏传佛教再兴后，大昭寺重新被逻些王朝开启，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先后派驻僧侣入寺。而今汉传佛教得以入驻寺中，意味着汉传佛教得到了藏传佛教的认可，成为全藏佛教的一分子，并有资格入驻全藏佛教圣地的大昭寺。
当然，这不是藏传僧侣们心甘情愿的认可，但约战既输，便不得食言，佛门弟子不可打诳语。
而入住大昭寺，只是汉传佛教在藏地站稳了脚跟，论传教范围和影响范围都还只限在藏布江中游的逻些、山南一带，以及临近云南、西川一带地区，传教地域不到昆藏路的四分之一，而广阔的纳里高原还没有建立起一座汉传佛教的寺庙。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与汉传佛教相比，道教的传道阻力要小很多。主要是来自本地宗教的阻挠力度要比佛教小。因道教主要的对手是藏地本教，比本教势大的藏传佛教则被汉传佛教拉走了“仇恨值”。
本教在大宋昆藏路的势力主要是在北部安多和藏地东南。
昆藏路的逻些府、山南州是以前吐蕃王朝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吐蕃“灭本”时这里的本教势力基本上被清除殆尽，大量本教僧徒被逼迁到偏僻之地。朗达玛“灭佛”后，吐蕃佛教衰落，但因割据内战及其他因素，本教虽然重回逻些和山南地区，发展却不快，只有五个本教世系家族及其建立的十几座寺院，远不及重兴而起的吐蕃佛教的势力。在纳里高原的本教势力，也在吐蕃佛教再次兴起后，渐渐被佛教挤压，寺院所剩无几。
因此，道教在逻些、山南、纳里高原的传道比起汉传佛教要顺利一些。而在北部、东部一带，本教的势力相对较大，道教传道的阻力主要是在这里。
因为初始发展的不同，这也使中土的佛道二教在昆藏路的寺观分布呈现很明显的差异态势：佛寺多的地方，道观少；道观多的地方，佛寺少。这也算是互相补益了吧。
而汉传佛教从逻些传到整个昆藏路，成为昆藏所有佛教的领袖，是在大宋立宪很久以后的事了。
名可秀和卫希颜都没有看到这一日。
在后来的昆藏行省举行归宋一百周年庆时，道教的至高神节日——二月十五降圣节，纪念太上老君在人间的传道人老子的诞辰节日，民间俗称道祖节——已经与佛诞节一样，成为全藏深入人心的公休节日。
此时，道教和佛教已经西行进入地中海传教，那里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统治的领域。
其后四十年间，地中海先后爆发了第七、八、九次十字军东征——由法国、英格兰等基督天主教国家挑起的对伊斯兰教国家的“圣战”。因华夏宋周两大帝国在地中海暗中布局插手，和地中海佛、道二教势力在暗中搅和，以及被大周帝国赶出甘凉而西进的党项西夏王朝和势力西迁的女真金国的插足，使这场“圣战”变得错综复杂，延续的时间更长久。虽然，历史上东征失败的十字军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但因暗中势力的“援助”，十字军的实力增强了，而第八次和第九次东征也因疾疫及时控制而没有撤军——三次东征都与伊斯兰教国家打得势均力敌，最后才因为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但胜利的伊斯兰教国家也同样损失惨重。而暗中掺和的宋周两大帝国和西夏、西金两国都各得其利。
地中海道佛二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时机。
当年吐蕃战争结束后，卫希颜曾在逻些府接见道佛二教的住持，说：“终有一日，降圣节和佛诞日将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这一句被写进两教的西行手册中，无数次激励西行的僧道不畏艰险，不怕死亡，为了传道信仰前仆后继，一代一代地奋斗。
三百年后，这句话成了真实的预言。
☆、物竞天择
大宪十五年。
随着吐蕃战争捷报频传，京城内的瓦子勾栏、茶楼酒楼里的说唱铁骑儿也赶着热起来。
说唱元明时叫评话；后世叫说书；必须诗词说论兼具；有说有唱，绘声绘色，故称说唱。说唱有四家：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以小说、讲史最盛。小说有灵怪、烟粉（言情）、传奇、神仙、公案等。讲史是讲前代的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但也不是讲真正的历史，多是民间的野史，如《全相三国志平话》《贞观史话》《五代史平话》等。每到佛道节日前夕，说经（佛经道经）的故事就多了。说铁骑儿是讲本朝战争之事；随着大宋帝国对外战争的拓展，也大兴起来。
因为说唱越来越兴盛；京中很多有名的大酒楼；如清风楼、丰乐楼、大和楼等，都将主楼底层一层整饬出来，专门伺候客人吃酒喝茶听说唱，台上有时也演歌舞曲乐，除了江南盛行的采莲舞、采桑子、花舞等软舞外，盛唐时期的健舞，如剑器舞、刀舞，西域胡旋舞、胡腾舞等也重新焕发活力，渐渐流行起来。
不过，酒楼茶楼的大厅终归是人多嘈杂了些。而瓦舍勾栏之地，文人士大夫们多半不屑去，认为那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由是，帝国新兴的戏剧院便迎合了这些上流人士的需求，以宏阔的建筑、高雅的格调、独立的包厢、严密的保卫、先进的扩音技术、高雅的曲目、一流的表演，赢得了上流阶层的赞扬，成为文人士大夫们出入的高雅场所，也成为不方便时时出入瓦舍勾栏的官富娘子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欣赏曲剧说唱的地方。不到十年，京城长杭府就先后兴建起了七八座剧院，而京城之外的其他大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广州、泉州、成都等，都建起了规模不一的剧院，往北更影响到了大周……时下南北京城剧院一大热门剧目就是南北曲戏说唱打擂台，端的是一个精彩，竞演交流中也刺激了南北曲艺的发展，能让剧迷们张口就道得出名的南北大剧社就有十来个。
在大宋京城长杭府，首屈一指的戏剧院是北城的杭京戏剧院，建于大宪元年，据说背景惊人，单看剧院名称贯以“杭京”就知——没有背景不会批。据说那名匾是卫国师题写，自然让人揣测剧院主是否与国师枢密使有关系。总之，名气大，背景硬，没有敢惹，当然安保措施也很严密。这使出入剧院的观众——尤其贵家娘子们很放心，不用担心出行安全，或有鲁莽男子闯入引起流言蜚语。
不同于瓦市一天都有场子——阔市里卖艺的，游棚勾栏里说唱杂戏的，从上午巳时起就热闹；戏剧院一般是午后开场，白日剧场多为说唱、合生（相声），晚间剧场则是戏剧和大型歌舞，如王师破金乐、霓裳羽衣曲等，也有热门的长篇说唱，比如大宪五年出话本后就一直流行不衰的《封神演义》《洪荒大神传》《狄公案》《隋唐演义》等长篇小说。不过，自今年四月吐蕃战争捷报传回后，最热门的说唱就换成吐蕃战事了。
攻蕃军队中有随军记者——大宪元年记者行会成立后，采撰正式改名记者——其中就有人写铁骑儿话本的，寄回国内有名的书会或剧社，又是一笔收入。在建炎以前，写话本的多是不得志的文人，组成书会，以写小说、野史谋生，地位颇为低下。后来，随着报纸和报事人兴起，报上连载小说热门起来，而后随着永嘉杂剧、弋阳腔、宫调大曲戏剧开始兴起，使写小说、戏剧的文人渐渐多起来，其中就有一些知名的报事人——编辑、记者匿名写话本子，还有一些有文学水平的女才子也加入进来，对她们来说写话本既是一种消遣兴趣，也是一种抒志方式，至少文才有个施展的地方——毕竟，能被家庭允许进入仕途的女官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民间小说的兴盛也让一些士大夫起了防备之心，据说有人感慨，“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影响民间的史事人物的看法。
按卫希颜的说法，就是影响人的“三观”。
小民百姓没多少文化，不晓得什么大道理，而流行民间的小说和戏词比起儒家经书更通俗直白，寓喻义于故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百姓们的认知，譬如对前代历史人物的印象看法，多半就是从小说野史来——正史除了学者士子官员外，又有几个看过呢？
后来礼部文教司在出版局下面的稽核案增设了话本的审查，对民间流行的小说和戏剧话本进行稽查审核，如果内容有悖于仁义礼智信的条款规则，则要取缔话本的发行，并禁止说唱或上戏。说起来时下流行的四大话本——《封神演义》《洪荒大神传》《狄公案》《隋唐演义》都曾出过“*门”事件。
——前二者是因为有女娲为皇的内容，后二者则是对女皇武则天多有褒扬，话本流行后便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和抨击，联名上书出版局要求查禁。当时前后两任礼部参政恰是谯定、宋藻，对女娲和武则天不存在偏见，而且知道话本的撰写者与名可秀、卫希颜有关联，于是便借用理学对儒学的释义，引经据典驳回了儒生的上书，将事态平了下去。尽管有儒生还愤愤不平，但也只能平日里说说嘴泄愤。而闹出这场官司的话本在民间却是更火了。
而从今年五月起，民间说唱最火的就是王师大战吐蕃了，什么演义公案等都得靠后站一站，等这波热潮过了再说。
但是，就在坊间津津乐道王师大捷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事实上，在吐蕃战争发动之前，朝堂上就有异议。工部参政胡寅、吏部侍郎朱松、刑部侍郎张九成、学士院承旨曾几等人，都反对出兵吐蕃。又有门下谏院的弹劾最激烈，左谏议大夫周葵在奏折中直斥卫希颜“穷兵黩武，必陷国家于汉武之祸……”两府决议以讨伐吐蕃奴隶制为师出之名，胡寅讥道“既出兵，何患无辞！”讥讽朝廷是在为出兵找借口。
至战争深入，朝野非议之声一直未绝。
之前历次战争，也被翻了出来，除了灭金战争外，大宋在南洋、在交趾、在大理的战事都被扯出来，批评两府为一国之利而起兵戈，不合仁义之道，抨击卫希颜“好大喜功，妄起征伐”，就连从麻逸国买下瑞宋岛也被批评了，说是“以贱买土，行骗而得”，杨泰水师和平收服琉求（台湾），也被批为“恃强凌弱，武力服人”，云云。
虽然这些非战之论还不能动摇朝廷的决策，但在士林形成了不好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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