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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当代丐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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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些孩子是有老板养的,不要轻易惹他们。至于被什么人养着,小曹也说不清楚。在他的眼里,这些孩子的背后有着黑社会般的个人或者组织在控制着。而宫辉告诉我,这些孩子就属于“受人指使被人利用,不为自己生计而讨钱的残疾乞丐”一类。宫辉说,其实自己并不可怜,因为他讨钱纯粹是为自己,是自由的。而这些残疾乞儿最可怜,他们完全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讨的钱不仅自己一分一文得不到,讨得少了还要受到责难;而且这些孩子在人身上没有自由,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的天气,都得出外讨钱。至于这些孩子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宫辉也并不知情,只是知道他们是被别人利用来讨钱的。
  我也预感到这些残疾乞儿背后藏有巨大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有些常识是可以想得到的:首先,这些孩子年龄大都只有十来岁,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背后一定有成人照料他们;其次,他们的“装备”基本一致,几乎都是身下垫一块厚的皮垫子,残疾的下肢绑在身后,高高地翘起。就他们个人而言,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残腿用一块布绑在身后的,一定是他人所为。到底是什么人豢养着这些残疾乞儿,支使他们在外讨钱?2002年11月中旬的一天,高汉明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10月底他开始和我一样扮作乞丐,进入乞丐群体从武昌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成功地接触了一位残疾乞儿的父亲,了解到这个群体背后的秘密。下面,就是高汉明讲述的他的相关经历——
  11月中旬的一天,寒风瑟瑟。我在武昌的武商亚贸广场前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残疾乞儿。他是那种重度残疾的小男孩,下肢完全瘫痪,一条腿放在身前,另一条腿弯曲到身后,被一根绳子高高吊起。他的行走全靠臀部和两只手,支撑着地一点点往前挪动。
  小男孩的样子引起了许多路人的同情,人们一元、五元的把钞票和硬币丢进他举在手上的瓷碗里。他是哪里人?身体是怎么残疾的?他的父母在哪里?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
  我在暗地里跟踪了这个孩子一天,惊异地发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竟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男人来接他。在亚贸广场前的人行天桥下面,这个男子将他身后的绳子慢慢解开,释放那只吊起的腿,替他穿好裤子,然后将其抱起,匆匆地朝附近丁字桥的邓家湾一路走去。
  中年男子与小男孩是什么关系?我想只有先从小孩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下午,我穿得衣衫褴褛,拎着一个破蛇皮袋来到亚贸广场前,装作是捡渣子的。小男孩依然在那里,我有意靠近与他攀谈。小男孩对我并无敌意,且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叫吴杰,今年12岁,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得下身瘫痪。其实,以前他的腿从不放在身后,背在身后吊起是他一个叔叔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引发人们的怜悯之情,增加乞讨的收入。
  吴杰说,去年他的一个叔叔带他到北京去乞讨,开始腿没吊在身后,每天的“生意”很一般,叔叔说把腿吊起来试一试,没想“生意”好多了。于是吊腿乞讨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吴杰说,吊腿最开始很疼,他很不愿意那样做。但叔叔说,疼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叔叔的话,就带他回家。可回家哪有北京好玩,所以他只好忍着疼痛了。不过现在他早就习惯了。
  我问他在武汉还有什么亲人,吴杰说只有爸爸和他两个人。他和叔叔在北京讨了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管理太严,只好回家。前一些时候,因为在家呆不下去了,他只好随爸爸到了武汉,继续乞讨。
  晚上,我请吴杰吃了一个汉堡包。趁着他高兴,我说想跟他的爸爸认识一下。吴杰说他爸爸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都会来接他,让我等着。
  他爸爸来后,吴杰介绍我说:“他是一个好人,还请我吃了汉堡包。“中年男子对我很客气,边帮小孩整理东西边邀请我到他租住的地方去。
  我们边走边聊。那男子说叫吴乃现,今年45岁,是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南村人。他的爱人10年前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里的半边天倒了。更令他伤心的是,小吴杰1岁多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东挪西借凑了5万多元钱,到南京、郑州、洛阳等地看专家,可还是落下了下半身瘫痪。因为残疾的缘故,小吴杰从没踏进过学校的门槛。他的一个姐姐倒是经常教他认字、写字,现在,他会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吴乃现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带过来3个女孩,加上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使他的负担陡增。4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嗷嗷待哺,一个孩子瘫痪着,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每到农闲时,他只得出外做建筑,每个月挣个千儿八百的。令吴乃现出外打工放心不下的是,吴杰的后妈不是很喜欢他,吴乃现也不怪她,孩子多、负担大,加上吴杰什么都要人伺候:盛饭、洗脚、上厕所等,没有人伺候他就什么也做不了。没办法,去年10月底,他带着小吴杰来到武汉乞讨。
  吴乃现租住的房子是武昌邓家湾的一间民房,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室内塞得很满,下脚都很困难。最里面是一张床,床上的被子既脏又破。床旁边的地上有一块1平方米左右的布垫子,这块垫子是供吴杰在上面玩乐的。门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煤炉子和一个搁碗筷的小桌子。
  吴乃现讲,房租每月是80元,包水费和一个不很明亮的灯泡的电费。
  吴乃现将吴杰放在地上的垫子上说:“其实,我很不愿意带吴杰出来乞讨,这是很丢人的事,而且很影响市容。但是没有办法,他的后妈不喜欢他,我出外打工又不放心。他是我的儿子,我肯定希望他像别的小孩一样蹦蹦跳跳的,可是因为瘫痪,他只能一辈子坐着。每当我看到他,想到他,我的心里就痛。既然出来乞讨,就希望能够多讨一些,所以还得将腿吊在身后。每次我给他系绳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难受。”吴乃现说话时有些颤抖。
  我问吴乃现:“那你在武汉做些什么呢?”
  吴乃现直起身子,语气稍稍平和了一些:“每天,我把吴杰送到人多的地方后,就去街边做‘扁担’(武汉方言,指临时帮人搬货、做杂事)、搞装修,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赚四五十元钱,不好的话,一天生活费都挣不到。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去接他。”
  吴乃现起身拉开煤炉子的封门,开始给吴杰煮饭。他说,刚来武汉时什么也没带,花60多元钱买了被子、脸盆、炉子、碗筷和菜刀,其他的就全是捡的。尽管吴杰每天都能讨到几十块钱,自己也能靠体力在外挣一些钱,但吃、用方面还是非常节俭,一天的所有开支控制在3块钱以下。平时就买些白菜、萝卜吃,而且是在最便宜的时候买。
  晚饭做好了,那是吴乃现中午吃剩下的饭,没有做一道菜。吴杰将饭里蘸了些许白糖,就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们聊到吴杰,我问吴乃现:“你准备这样带着他在城里讨一辈子吗?”
  吴乃现又一副痛苦的样子:“他只有12岁,不能做什么,我准备等他大了,给他买一个轮椅和修鞋机,让他修鞋子,自己养自己。要不,还能怎么办呢?”
  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中,据传闻武汉有很多像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是被人拐来的,是被人利用来讨钱的工具。吴乃现在武汉一年多,也许对这些内幕了解得要多一些。但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吴乃现却一副避而不答的样子。他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能说,你也不要问,知道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弄不好还会惹麻烦。
  在我再三追问之下,吴乃现总算是松了口,但他嘱我一定不能到外面乱说,让其他人知道。吴乃现说,他到武汉来了一年多,据他所知,武昌、汉口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有十几个,他们不是被人拐来的,而是租来的。
  “租来的?”我没听懂吴乃现的意思。
  “是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问。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是就想办法弄一批来养着。现在不光武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做事,专门领养三四个小孩,在城里租一间房,晚上让孩子在一起睡,白天就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要,要的钱全部都得上交。他们按月给孩子家里寄一部分钱,其他的钱就全部归自己了。说来这些孩子才真是可怜,不仅自己落不到一分钱,而且不管多热多冷的天都得出去要,不要的话就得挨打,受欺负!”
  吴乃现讲述的残疾乞儿的内幕令人瞠目。我分析他所讲事实的真实性,个人感觉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吴乃现说,吴杰在外乞讨的时候,曾有人找过他,想以每天10元的价钱租借吴杰,但他没有同意。因为他和那些人打过交道,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幕。
  听爸爸和我讲这些事情,一旁的吴杰也开口了。他说去年他在中南商业大楼一带讨饭时,一个帮别人开出租车车门讨钱的小女孩对他讲,她和另外三个女孩都是被一个大胡子拐来的,她们每天都得讨,不然就会被毒打。还碰到几个卖花的小女孩,也是从安徽租来的,10块钱一天,每天起早床卖花,卖不到50块钱也要挨打。
  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起身告辞。走的时候,吴乃现再三强调,他说的那些人长期在城市里混,有的还与黑道有染,让我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泄露出去。
第六章 撩开“学生乞丐”的神秘面纱
   1、“学生乞丐”从何处来?
  ——街头的“学生乞丐”从何处来?为什么年纪轻轻却靠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
  ——“学生证”、“身份证”是花钱买的;6个人分工协作,每人划定一片城区,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
  ——很多市民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但还是会给他们钱。
  ——本书作者体验“学生乞丐”:两个小时,“进账”39元5角!
  在武汉三镇漂泊流浪的日子,时不时地会碰到一类已经被当地媒体多次曝光的“学生乞丐”。他们或男或女,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有的模样还相当斯文。在天桥上,在人流密集的商业中心,他们通常胸前挂一张写有“悲惨身世”的大牌子,双膝着地,默不作声地跪在那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
  1年前,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记者的时候,我们曾在报纸上揭露过这类“学生乞丐”的真相。当时是在街头碰到一个如上模样的小伙子,牌子上写着他是贵州某某学校的学生,因家庭父母病故而辍学,无奈自己抛面街头用这种方式筹集上学经费。当时,“学生乞丐”还是一个新事物,市民包括记者对他们所述都莫辨真伪。后来记者尝试和他的学校联系,电话打到贵州所在学校的办公室,对方查询后回复记者:查无此人,纯属骗局!于是那段时日,武汉的各家媒体都群起而上,对这类“学生乞丐”大加讨伐,呼吁市民不要上当。
  至于那些“学生乞丐”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法欺世骗人?为什么他们骗人的手法又如此相像?由于这类“学生乞丐”见记者就跑,抓住也是一问三不知,媒体上看不到更多的详尽的报道。2002年末,从记者变成“乞丐”的我,终于有机会走进这类群体,窥探他们背后更多的秘密。
  2、跟踪“女中专生”
  2002年11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
  汉口中山公园正门前的一块休闲区。这里地处闹市,对面就是武汉国际展览中心、武汉广场和世贸中心。娱乐休闲和商贸购物的交汇使得这片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流,加上又是一个暖阳天,这里更是好不热闹。
  人多的地方,也是我捡渣子的好去处。我正在四处搜寻地上的“宝物”,远远地就看到在公园一处栅栏的前面,跪着一位身穿蓝白相间的学生运动服,戴丝边眼镜,脑后束一绺马尾辫的“女学生”。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写满字迹的黄纸牌子,牌子的右上方还像模像样地夹着她的“学生证”。许多人在那里围观,偶尔有人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塞在女孩的手上。女孩始终低着头,对施舍者也只是怯怯地说声“谢谢”。
  我夹杂在人群中,看清了牌子上的字,标题竟是“青春无悔”四个大字,原文内容如下:
  “亲爱的各位人士: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为何求助,请各位留步,看看我悲惨的遭遇吧!
  我家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家有三口人,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也勤奋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于二一年十月一日出了车祸,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我在失去父爱的同时,也失去了支持我读书的经济来源,我们母女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幸运的是我考取了“黔东南州财贸学校”,而每年高达3000元的学杂费,我无处筹集,我只好忍受心灵的创伤,内心泪流地向各位好心人求助,您帮我一分一角都是您的心意。
  谢谢!
  一旁的“学生证”上贴着她本人的照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张芳。
  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假冒的“女中专生”,采用的是早被媒体揭露过的老套路。很简单,如果她是“黔东南州财贸学校”(假使有这个学校)的学生,因家庭发生变故而交不起学费,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和一般学校的常规做法,是不会让她辍学出来筹钱的,通常会采用捐款、减免学杂费等方式让她留在学校的。
  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女孩子从哪里来?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要靠这种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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