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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当代丐帮-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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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1月上旬,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在一辆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流浪歌手。那是一辆从武昌开往汉口的715路专线车,车到广埠屯站点,从下面挤上来一个怀抱吉他的年轻人。
  他穿一件黑色的夹克衫,20多岁的样子,模样还很帅气。一上车,便站在车前的过道上,向满车的人问好,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弹起吉他,很深情地唱起了一首《流浪歌》。
  他的歌唱得还不错,声音圆润、雄厚有力,听起来有几分享受。唱完后,他先说一些客套的话,然后逐一向乘客收钱。掏钱的乘客并不多,但偶尔也有人给个1元、2元的。对给钱的乘客,他会说声“谢谢”,还送上祝福的话。
  大约过了三站地,他向车上所有人鞠了个躬,然后下车了。我赶忙也尾随而下。
  我喊住他,和他搭话。也许都是年轻人的缘故,他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的敌意。但看样子他很忙,只聊了几句,便又要上车忙他的生计。我赶忙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有要紧的事可能要找他。他也没介意,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
  晚上的时候,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就干脆跟他直说了,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想采访他。他很犹豫,说很怕,最近媒体的负面报道很多,他不想抛头露面。我再三请求,最终他答应我第二天的下午1点钟在武昌武商亚贸广场前会面。
  2、曾是夜市上的“歌星”
  第二天下午1点,那位怀抱吉他的年轻人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由于采访的需要,我换上了平时所穿的工作服,还梳理了一下,与前一天在车上的乞丐打扮相差很大。他一见我,直说认不出来我了,还问我昨天怎么穿成那个样子,像个叫花子。
  在亚贸广场下面的肯德基店里,我叫了两杯可乐。就这样,年轻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开始讲述他做流浪歌手的故事。
  他说他叫张鸿,今年28岁,家住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读小学时,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经常靠捡破烂、给别人糊纸盒子挣学费。那时,他的理想是上大学,跳出“农门”,所以读书十分刻苦。但上高一时,因受了一个同学的气,他联合三个社会青年打架,将那个同学打得很重,被公安机关以流氓罪判了一年半刑。刑满释放后,张鸿到县造纸厂工作,这时他想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起码要做一个好员工。但两年后,造纸厂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这一下子击碎了他的梦,他无比失落地回到了家里。
  家里的农活,张鸿不屑于做,他认为做那些事没有什么出息。但他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在村子里游逛,自己心里也烦。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到外面闯荡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但做什么自己心里也没底。1995年夏,张鸿揣着向父母要的几十元钱,很盲目地坐汽车到了襄樊。到了襄樊后,他已是身无分文。在大街上走了三天,也是找工作找了三天,可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收留他。这三天张鸿没吃一点饭。到一家机械厂门口时,饥饿加劳累,他实在走不动了,便歪在了厂门口。门卫看张鸿很可怜,带他进去吃饭,并给了他200元钱,嘱咐他一定回家。
  可张鸿不想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家,那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再说回去了能做什么呢?到时呆得不“耐烦”了还是得出来,不如现在就不回家。吃饱喝足的他漫无目的地转到了襄樊广场。在夜宵摊上,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唱歌,便注意观察起他们来。他发现,那些年轻人收入很可观,一晚上能挣二三十元,于是心里“痒”起来了——他也想唱。他认为,那些年轻人唱得并不怎么样,自己的歌唱得绝对比他们出色,而且他在牢中还学会了弹奏吉他,应该比他们有优势。于是,张鸿花130元钱买了一把吉他。第一晚,他唱歌挣了35元。
  唱了一段时间,生意一直徘徊在每晚三四十元左右,张鸿有些不满足了,这何时能挣成一个“万元户”呀?有人建议他到荆门去唱,那儿生意要好些。反正襄樊也不是他的家乡,走到哪儿也是流浪,只要挣钱多就行。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张鸿来到了荆门。
  为了增加唱歌的吸引力,一到荆门,张鸿就做了一个点歌单,然后来到荆门最繁华的工商街的夜市上去唱歌。第一天出场,他就以纯正的音色、宽阔的音域吸引了食客,尤其是顾客点什么歌他就唱什么歌令食客们称道。他们说张鸿的点歌单很有创意,以致纷纷要求他为他们唱歌。如果张鸿去晚了,他们便打他的CALL机,让他立即前往唱歌。他们都称张鸿是歌星,坚决拥护他。在荆门,张鸿每晚最少能挣100元,多时能挣200多元。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个年轻人要他唱歌,他们听得很尽兴,最后竟比着给张鸿钱,你给5元,我就给10元,你给10元,我就给20元。最后,有一个年轻人直接问张鸿:“歌星,你要多少钱,请你开口!”他看着比富比红了眼的三个年轻人,轻描淡写地说:“师傅,你的大气令我很佩服,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吧!”那个年轻人竟一下子从钱夹里抽出380元,甩给了张鸿。
  3、流浪歌手的爱情
  那时,张鸿住在一家旅馆里,每晚6元钱,舒适而惬意。更令他惬意的是,他悄然迎来了爱情。
  旅馆旁有一个打字复印店,店里三四个女孩特别喜欢听他唱歌。时间长了,一个叫郭峰的女孩对张鸿产生了爱慕。久而久之,张鸿和郭峰私定了终身。一天,郭峰说:“我们租一个房子吧,我好照顾你。”张鸿在外面虽然吃得可以,但费用毕竟贵一些,而且容易得传染病。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愿意给他做饭、洗衣,有什么不好的呢?张鸿高兴地答应了。
  从此,张鸿和郭峰过上了同居生活。白天,电影院、东宝山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身影;晚上,郭峰在一种祝福中等待着张鸿的平安归来。他们在一起半年后,郭峰回家给她的父母说他们同居的事情,希望张鸿能进她的家门,得到她家人的认可。谁知她的母亲说:“找什么人不好,要找一个唱歌的?”并坚决不同意他们来往。为了躲避郭峰家人的干涉,他们带着吉他,逃避到了咸宁。
  郭峰的歌喉还是很不错的,她提议和张鸿一起唱歌挣钱。张鸿有些犹豫,因为他不想让郭峰抛头露面,她却说:“我们这不是更志同道合吗?”张鸿想想也是,于是便一起唱歌了。虽然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成为恋人,但逃脱了父母的管制,这段时间他们还是好开心的。但开心的时间没有半年,因身份证丢失,他们被收容人员查房时收容了进去。郭峰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让送钱过来。她的母亲看他们发展到郭峰为张鸿而形成了习惯性流产,也就默认了他们的关系。
  虽然这半年生活中有太多的苦涩,但终于得到了郭峰家人的认可,他们的关系从此可以名正言顺了,张鸿心里就乐开了花。他发誓,一定要珍惜他们之间这来之不易的爱情!
  1996年,张鸿和郭峰又回到了荆门,还是一起唱歌。以前张鸿是懵懵懂懂的,觉得钱用了还会再来,所以他是挣一块花两块,可看看现在空空的荷包,要到郭峰家“上门”都没有像样的衣服,没有钱买礼品,因此他决定存钱,给郭峰的父母一个证明:他虽然是一个流浪歌手,但他还是很会挣钱的,他们的女儿跟张鸿没有错。
  只一年多,他们就有了一万多元的存款。这时,张鸿的干妈、一个酒楼的老板对他说:“你晚上唱歌,白天就到我的店里学习烧烤。因为你现在年轻,还能唱,等年纪大了,或在年轻时失声就不好办了。如果现在学个手艺,即使不唱歌也不怕生活不下去。”想想也是,他遵照干妈的话做了。
  半年后,烧烤手艺学到家了,手中也有两万多元存款了。张鸿和郭峰商议,他们承包一家店面做烧烤怎么样?毕竟唱歌要看别人的脸色,做老板的“味道”爽一些。1997年,他们投资两万多元,承包了一家店面,买了烧烤机。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请了两个小工。张鸿和郭峰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做。由于他们待客热忱,烧烤味道正宗,平时还免费为顾客唱歌,一下子生意很是火爆。
  正当他们憧憬着不必再做流浪歌手也会有很大的收获时,隔壁的烧烤店主不舒服了,他认为张鸿和郭峰抢了他的生意,就今天找人到他的店里消费,说味道不好;明天让几个小混混坐在他的店里不吃不喝,占据位置,使顾客不好进餐。总之,隔壁的烧烤店主找出各种理由赶他们走。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他们只好含泪离开了流下汗水、打拼过的地方。
  在张鸿和郭峰经营烧烤店时,他们的结婚介绍信都开了,可因为不能经营,使装修门面、交定金、投资烧烤机等的钱都亏下去了,他们已无钱举办婚礼。郭峰哭得死去活来,认为他们的爱情之路走得真是太坎坷了,她神情凄然地对张鸿说:“我到深圳去打工了,等挣一些钱回来,然后再结婚。”张鸿使劲挽留:“我们虽然亏本了,但我还可以唱歌,等过了一年半载,我们存一些钱,再做老板呀!你不要灰心,只要我们拼搏,会过上好日子的。”可在一个细雨的下午,郭峰还是执意踏上了去深圳的路途。望着远去的郭峰,张鸿悲从心来:难道这场细雨,预示着我们永远不能牵手了?
  郭峰走后好久没有打电话过来,张鸿觉得一个人的日子索然无味,他整天在一种思念中度过。如此精神恍惚了三个多月,手头也没有钱了,他只好又背起吉他,走上流浪之路。张鸿准备乘坐轮船到岳阳。经过石首轮渡时,他看见有几个男孩在清唱歌曲,便与他们聊起来了。他们劝张鸿,不必到岳阳去,就在轮渡上与他们一起唱歌挣钱,大家都是年轻人,有什么都谈得来,有钱同分,有酒同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道多开心。张鸿听从了他们的话。两年多的时间,他随他们在石首、沙市、监利、白罗、黄冈等地的渡口,上海、厦门、广州、重庆、青岛、福州等地的夜宵摊上唱过歌。
  4、每月纯收入2000元
  2002年3月,听一个流浪歌手讲,在武汉的公交车上唱歌收入很不错,也正好没有一个好去处的张鸿,便来到了武汉。
  在夜宵摊上和轮渡上唱歌时声音小不要紧,在公交车上唱歌就不同了。公交车上人多,声音嘈杂,如果还是那样唱,乘客听到的仿佛是蚊子在耳边聒噪。张鸿特意买了一个拾音器、扩音器、充电器,练习了一段时间的肺活量,在武昌石牌岭租了一个房子,开始了公交歌手生涯。
  初次上公交车,张鸿一开口表述自己,一个女孩就不屑一顾地说:“唱歌又唱得不好,在这儿混钱。”张鸿一愣,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唱歌,就说我唱得不好,是混钱的,看样子武汉不好唱歌?但既然来了,也已经开口了,就不能退却。张鸿不管她后面说什么,都镇定自若地唱起来。一曲唱完,出乎他意料的是,对他不屑一顾的女孩竟带头鼓起掌来。这个女孩说:“没有想到,你跟别的唱歌的不一样,你的歌唱得真好!”并给了张鸿2元钱。
  这只是开始,后来张鸿经常碰到不理解他的人。一次,两位老年人为他唱歌争吵起来了。一个说,张鸿在车上唱歌纯粹是好逸恶劳,不想做事,不应该给钱。另一个却反对说,唱歌也是一种劳动,应该尊重。现在是很少,等到哪一天公交歌手多起来了,人们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职业。
  还有一次,一个女乘客坚决不给钱,她的老公却说,人家付出了劳动,为什么不给钱,并坚决要给张鸿5元钱,两个人争吵起来。张鸿很过意不去,连忙阻止他们不要争吵,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不起,一切都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女乘客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张鸿发现,武汉市民对公交车上的流浪歌手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可能是他们唱歌并不怎么样,只是混钱才引起武汉市民的反感。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乘客,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为了使自己的歌唱得更好,他买回电视机、影碟机、吉他教材,每天下午都练习声乐和新歌,并视听众情况选歌唱:如果车上外地人多,就唱《流浪歌》;如果老年人多,就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如果年轻人多,就唱《踢出个未来》。2002年中秋节时,张鸿唱《回家》,把许多乘客都唱哭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公交歌手就是为了钱,但张鸿绝不,他如果唱得不好,就坚决不收钱。还有,遇到了外国人他也不要钱。一次,在522路公交车上,一个俄罗斯女孩听张鸿歌唱得很不错,要给他5美元,他说:“thankyou!”“thankyou!”并婉拒她的钱。俄罗斯女孩不依,坚决要给他。拉扯了好半天,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其他乘客不理解,你唱歌不就是为了钱吗?张鸿说:“是的,我唱歌是为了钱,但我只要中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这关系到我的尊严问题。”乘客们听了,有的竖起了大拇指,有的则鼓起了掌。
  在公交车上唱歌收入很不错,张鸿每天可以收入100多元,好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元,一个月除去车费、生活费等,纯收入不会少于2000元。在常人眼里,他们公交车歌手唱唱歌就有这么高的收入,多轻松,但他们也很辛苦,每天唱得嗓子受不了,过几天就得输液、吃药,以保护它不嘶哑。
  2002年11月份,汉阳曾发生了一起公交歌手打伤乘客眼睛的事。报纸报道后,很多乘客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公交歌手。张鸿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现象,但乘客也不能怪罪所有的公交歌手。的确,有些歌手素质比较差,但一个并不能代表全部。后来,许多市民在报纸上讨论能否出台一个在公交车上唱歌的管理规定。
  张鸿说,如果能出台这样的规定,自己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希望有一个部门管理他们,给他们办证,收他们的税,使他们合法化,就像武汉吉庆街的歌手一样,大胆地唱歌。张鸿期待着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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